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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民国说到底，其实不过是被两部小说所支配。北方的袁世凯读的是《三国演义》，就知道耍奸谋弄权术，而南方的革命党人读的是《水浒传》，患难时兄弟结义，稍弄出些眉目却又马上互相猜疑。
两本书一个民国，一切都如同春梦一般。黄郛一生，恰如对这句话的最好注解。
想当年，浙江出了三个年轻的革命党人：蒋介石、陈其美、黄郛。三人桃园结义，陈、黄为兄，蒋为弟，他们发誓要赶走满人，建立他们想象中的“革命政权”。
满人赶走了，汉人却打起架来，宋教仁被刺后，在“继续革命”和“政治建国”上，曾经的革命党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
哥仨各奔前程，选择走向了不同的道路：蒋介石和陈其美参加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而黄郛专攻政务，并在这一领域享有盛名，这也就是为什么黄郛可以纵横南北政界的原因。
黄郛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是应蒋介石之邀，南下来捧义弟的场。可是一个济南惨案，全国民怨沸腾，蒋介石到处拉人顶过，权衡半天，还是决定拿自己的兄长开刀，实施“丢马保车”的办法，亲自发电报逼其下台走人。
当初三兄弟结义时，蒋介石曾特地铸剑两把，分赠两位哥哥，上刻“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老大陈其美在二次革命中被刺死，早早失去了与大家共尝的机会，如今三弟飞黄腾达，趋利而走，也不再需要黄郛这个落魄二哥留在身边了。
时光像一把无情的刻刀，会改变每一个人的模样。
抬头仰望，似乎只有满天的星斗才记得那三个年轻人曾对天发下过的宏愿，也才记得他们曾有过的理想和友情。
黄郛被迫辞职后，心情异常苦闷彷徨，乃至于四顾茫然，无所适从。
这时他忽然想到了曾经去过的莫干山。浙江多佳山水，然而在他的印象里，莫干山却是一座既不秀丽，也不雄伟的土山。
但也许恰恰是这一点，符合了黄郛当时的心境。
于是他走进莫干山，开始了长达六年的隐居生活。自进入这座大山起，黄郛就决心不再从政，与政事一刀两断。
他疲倦了，真的疲倦了。
山水看似没有生命，有时却要比人可靠得多。
让所有的伤心都远去吧，让所有的诺言都成为青春的祭奠，我只有莫干山。
黄郛夫妇与莫干山结下的不是一般友谊，那是生死之交。他们走过山里的每一条小径，认识周围的几乎每一个人，莫干山渐渐成了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此，知我者，二三子。
——《亦云回忆》
然而这一对神仙人物却终究没能和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他们隐退江湖，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艰难的选择
打破平静的是“九一八”，从这之后，黄郛开始重新关心时事，并为山河的破碎而深深忧虑。
这时蒋介石的征召书来了，要请他出山，可是黄郛不为所动。
蒋介石亲自发去一封电报，言称：为了我们之间30年的友谊，你不应该推却。
黄郛复电：欲保30年友谊而不败，我们就不应该再共事！
济南那件事给黄郛的刺激实在太深了。现在请他，给人感觉，就好像蒋介石是不小心口袋漏了一个洞，把棋子给丢掉了，现在日本人出来制造麻烦，终于又想起了他这颗棋子。
可我不是棋子，我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人，请不要随随便便把我丢掉，也不要随随便便把我再次放上棋盘。
不仅蒋介石想到了黄郛，汪精卫也想到了，但是两人谁都请不动这棵大树。
黄郛如此热门，并不是因为他与日本人额外有一腿，而是蒋、汪都知道，黄郛有20年从政经验，对日本国情又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这一点在当时无人能及，并且他还不是国民党员，个人身份相对自由。
概言之，在那个特定时期，他是“政府可以相信，敌人可以接受，惶惶不定者与之相安”的不二人选。
见黄郛这么难搞，蒋介石也很无奈，只好用上了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
他不停地给黄郛发电报，除唠唠叨叨重叙友情外，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抄录自驻日公使的往返电文，为当时政府一等一的顶级机密。
蒋介石这么做，其实就是一种亲近信任的表示，他希望借此拉近双方的距离，同时也使黄郛慢慢适应和进入角色。
这一办法果然有效，一方面是黄郛本身就有一种担天下兴亡的政治责任感，另一方面是他确实看到了此时的蒋介石有多难。
第一次滦东战役之后，蒋介石在给黄郛的私人电报中几乎用上了哭腔：举世处境最艰苦的，就数你弟弟我了。
黄郛的心软了。
终于，他答应蒋介石，时隔多年之后，双方再见一次面。
沈亦云知道后极力反对，这位极其聪明的女子已经察觉到了丈夫的变化，而且认定他们平静的山居生活将就此结束。
这是你的那位义弟在“请君入瓮”，你知不知道？
济南案的遭遇还没有受够吗，日本人的事非常麻烦，不要再去过问了，你只会因此白白受苦。
可是黄郛还是去了。夫妇二人从来夫唱妇随，到哪里都结伴同行，唯有这一次，沈亦云并未随行。
她的预感是对的。蒋、黄见面之后，黄郛果然再难脱身。
“黄先生”又成了“兄”，“蒋先生”又成了“弟”，蒋介石承认自己以前有亏欠兄长的地方，并重新把铸剑上的那句话搬了出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我做弟弟的现在有极艰难之处，哥哥你一定要帮我！
这个世上，哥哥帮弟弟，确实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黄郛重回莫干山，已经是为北上打点行装了。
沈亦云深知华北局势的糟糕程度，她悲伤地对丈夫说：你这一去，必定是焦头烂额。
此时的黄郛已经50多岁，身体并不好，多年沉浮宦海的积蓄足够夫妻二人在山中衣食无忧，而山外的那条路，一眼望不到头，崎岖艰险，困境重重，前面未知数多得数不胜数。
黄郛沉默了一会儿，长长地叹了口气。
此行“非仅为弟，更兼为国”，你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在山中做永久的“事外逸民”，国家一旦垮下来，覆巢之下并无完卵，我们将无山可入。
不作努力，以后一定会后悔，如果尽力了，则心安无怨！
第2章 知己知彼
黄郛出使北上，是奉政府之命总揽华北政务，其职位在何应钦和黄绍竑之上。但是除了北平政整会委员长这一个空头衔外，他几乎一无所有，能依赖的，只有政治运作上的技巧和能力。
首先要知彼。
当时中国外交界，甚至包括整个政界的实际情形是“重西洋，轻东洋”。所谓“军事学东洋，政治学西洋”，要在外交部混，没有一个英美出身的文凭，人家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所以就连办日本外交的，都是一些英美留学生。这些人对日本和日本人的了解，就像普通国人一样，基本都浮于表面。
顾维钧和颜惠庆虽号称中国外交界的双子星座，然而他们俩也只擅长与西方国家打交道，而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作风却与西方人多有不同。
到了“九一八”之后，但凡能跟日本人沾点边的，都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以致造成对日外交人才更加稀缺，在朝没有，在野也少有。
华北之敌主要就是日本，不知彼，如何过招？
为了知彼，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搜罗人才，哪怕是到“旁门左道”中去扒拉。
在黄郛的政整会中，“日本通”占了一半。这些人以殷同、李择一、殷汝耕为代表，他们以前或怀才不遇，或为名士所不屑，但毋庸置疑的是，此辈在刺探日本情报以及对日交涉方面的能力又确实都很强，有的甚至还是超强。
王安石批评孟尝君，说他的三千门客大多为鸡鸣狗盗之徒，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事实是，若无“鸡鸣狗盗之徒”，孟尝君恐怕连秦国都逃不出去，哪里还能再装什么高雅。
世间万物，但尽其用而已。“鸡鸣”也罢，“狗盗”也好，只要你牢牢控制在手上，不让他们出轨，则事无不成。
换句话说，假如黄郛只能或只会用跟他一样的人，那他根本就出不了莫干山，20年政坛生涯也算是白白经营了。
政整会的另一半，却不是人才，岂止不是人才，有的还是蠢材、废材、垃圾。
这却是出于知己的考虑，不得不如此。
黄郛对国内情形的认识十分清醒：在华北，失意的军阀政客到处都是，对外他们犹如一盘散沙，只能退不能进，对内则尽扯后腿，胸脯拍得震天响，谣言造得满天飞。
这些人最易被日本人利用，在旁边跟你捣乱，黄郛的办法是拉住那些跟他们有联系有交情的“皮条客”，实行以彼制彼。此类人物以王克敏为代表。
过去黄郛做官，在选人用人上向来不肯苟且，更不容许冗员的存在，如今也只好尽量往政整会里塞人，哪怕是把这个临时机构塞得满满当当。
1933年5月15日，黄郛坐火车北上，前去天津。
两天后，火车抵达天津站，车尚未停稳，就遭到了袭击。
一颗炸弹被扔在车里，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冲着黄郛来的。幸亏他早年也指挥打仗，动作尚算敏捷，没有伤着分毫，但是他的卫兵和几个无辜的旅客却倒在了血泊之中。
出手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一些民间过激团体，后者甚至公开声称，谁要是敢与日本人接触，谁就是卖国贼，那是一定要修理的。
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下马威。
喊一声阿弥陀佛吧，如果就这样被当成“汉奸”挂了，那可实在太冤枉了。
来接站的是时任河北省主席的于学忠。他现在坐困愁城，天天都指盼着有高人指点，能帮他走出困境。
黄郛到天津，对于他来说真有如久旱逢甘雨，连客套都顾不上，就急着问黄郛有什么脱困之法，同时再三表示，只要对方能拿出解决华北问题的方案，他一定坚决服从。
因为不久前关东军又发动了第二次滦东之战，东北军再次溃退，兵败如山倒，日军即将兵临天津城下。
黄郛到了北平一看，那里还要紧急，已经三面被围了。
在华北军事会议上，出席的大部分将领都对战局失去了信心，表示部队实在守不住了，维持防线已经不能够以天算，只能以小时计。
徐庭瑶从南天门撤出，三个主力师伤的伤，残的残，连防守北平城都很勉强。
29军刚到喜峰口那会儿，还“进时如虎”，自丢失喜峰口后，便“退时如狗”，等到第二次滦东之败，士气已一蹶不振，到了“此时如绵羊，驱之不动”的程度。
倒是因丢失冷口而颇受非议的商震，在会上答应再守一天，成为全场最能负责的人！
原先的“双巨头”何应钦和黄绍竑束手无策，连军队都指挥不动，大家眼巴巴地都在等黄郛拿出“脱困之法”。
黄郛的策略，就是联系日本外务省中的“稳健派”，展开停战谈判，以期获得喘息之机。
事情其实已进展得大体有些眉目，不料外交部突然取得的一个“胜利”，却打乱了黄郛的全部步骤。
外交部在向国联告状无效的情况下，争取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宋子文联合发表了一份公报，上面要求日本立即停止在华北的军事行动。
对于国内舆论来说，这无疑是打了一针强心剂，大家又兴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