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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蒋介石躺在床上，因为病痛而动弹不得。当周恩来进屋时，四目相对，两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彼此熟悉的地方——黄埔军校。
十年过去，已显苍老的“蒋校长”仍称“周主任”为部下，而“周主任”也表示，只要“蒋校长”不再“剿共”，不光他本人仍然是部下，即如红军，亦可听其指挥，直接开赴抗日前线。
知道蒋介石需要休息，周公很识趣地聊了几句就退了出去。虽然初次相见十分简短，但无疑极其重要，因为它实现了国共领导人在多年为敌后的第一次握手，也见证了双方的诚意。
这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开头。
1936年12月25日。这一天对蒋氏夫妇具有特别意义，因为当天是西方的圣诞节。他们很希望借此“吉兆”尽快离开西安。
可还是走不了。
这是南京主战派定下的最后一天，这一天过去，对西安的总攻就要开始了。
宋美龄决定再次劝说张学良。
你知道吗，三天的期限就要到了，如果还不能放“委员长”回京，中央军肯定是要发动大举进攻的。到时，我等固死，你也不能独存。
不如今天就把我们放掉吧，就等于送国家一个“无价之圣诞礼物”。
张学良很是为难。
鉴于杨虎城不肯放蒋，他已准备必要时不惜用兵了，可是比较困难。
若以总体实力而言，东北军或许强于第17路军，但在西安一地，张学良掌握的部队却并不比杨虎城多，不仅城门由后者负责把守，城外更有第17路军九个团，而东北军仅有一个团。
一旦双方打起来，杨虎城是完全可以先下手为强，把蒋介石扣起来再说的。
张学良便找到宋子文，哥俩共同商讨如何才能摆脱窘境。
能不能把蒋介石秘密带到机场，乘他人不备，突然飞离西安？
这个设想马上就被他们自己给推翻了。
太危险了。杨虎城肯定已经把这里严密监视起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说不定还没等到机场，蒋介石就要落在他手里了。
再想。
张学良忽得一计，唤作“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我们可以让宋美龄和端纳先走。其他人问起，就说停战期不是到了吗，他们是到南京交涉，以便延长停战期的。
只要这边转移了视线，那边就可以给蒋介石化个装，藏在汽车里混出去，直接送到东北军营地，然后大家再在洛阳会合。
宋子文觉得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也只得如此。但是宋美龄坚决反对。
知夫莫如妇。没人比她更了解老蒋的脾气了，那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怎么肯把脸画得跟个花脸猫一样逃出去呢。万一在城门口被查出来，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更何况，蒋介石背部还在华清池受了伤。就算能侥幸从城里混出去，西安到洛阳，那可不是一点点的路程，坐着汽车这么颠过来簸过去的，那两根老骨头还不都得给拆散了。
所以宋美龄说，一定要让蒋介石坐着飞机公开走，要是做不到，还不如一起死在西安算了。
事到如今，张学良简直有些技穷了。
要坐飞机，还要公开，靠我一个人断然是没这么大能量的，还是请周公来帮忙吧。
于是，蒋、周便有了第二次谈话。
这次谈话，双方都从容了许多，也更具目的性。
第25章 放还是不放（2）
蒋介石知道此番只能自己救自己了，所以话语极为恳切：你知道吗，即使在“剿共”的时候，我也一直是记挂你们这些中共要人的，包括你，包括那些黄埔学生，毕竟都曾经是我的部下嘛。
我跟广西的桂系怎么样，差不多也打了七八年。可是说好就好了，我对他们“施以仁怀”。对你们，我也一样啊，肯定会慷慨对待的。
蒋介石甚至表示，只要红军对他“效忠”，可以享受和中央军一样的待遇。具体细节，以后可以在南京直接谈。
一旁的宋子文趁势插嘴，希望周恩来施以援手，让蒋介石迅速离开，否则再耽搁的话，只会让局势进一步复杂和恶化起来。
周恩来答应了这一请求。
事实证明，蒋、周的二次谈话极其重要。如果周公不在关键时候扮演关键角色，出面说服杨虎城释蒋，后者是很难安然无恙回他的南京城的。
在苦等消息的过程中，蒋氏夫妇着实受了不少罪，他们几乎是在煎熬中度过的，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究竟是福还是祸。
从11点半等到2点半，再从2点等到3点，两人注视着屋里的电话，那里始终没有传来他们需要的喜讯。
忽然，宋子文跑了进来——杨虎城终于被说服了。
接着进来的是张学良。
现在天已经晚了，要不明天早上飞南京吧。
宋美龄一跃而起：还等什么等，等他们改变了态度再来抓我们吗？
马上走！
高兴归高兴，要离开西安的心情也未必不比宋美龄更急切，但此时蒋介石想到了更深更远的地方。
这杨虎城虽然暂时被说服了，答应放我一马，却没有说什么时候让我走，要是他又忽然反悔了，或者等我的飞机上了天，再在下面玩阴的，给我来上一炮怎么办。
所以在跑路之前，一定得先把姓杨的给稳住。
与自己老婆比起来，蒋介石的心机终究还是要深沉得多。
走都要走了，他还把张、杨叫过来“训话”，不过没有责备，只有宽慰：尽管西安事变属于“叛变行为”，但我已经原谅你们了，答应的事也都会一一照办。
说是给两个人“训话”，其实大部分都是讲给杨虎城听的。
蒋介石知道杨虎城意在“经略大西北”。西北，这是多重要的一块地儿，舍了身家性命也绝不能放手。可是现在你还→文·冇·人·冇·书·冇·屋←在人家枪口底下，言不由衷就是必然的了。
他告诉张、杨：我把西北交给你们了，将来打算搞一个西北五省的统一军事机构，让你们负责。
这就叫投其所好。说白了，就是骗人。要是蒋介石真有此意，哪用得着请周恩来帮他从中斡旋。
前脚把张、杨送走，后脚蒋氏夫妇一班人就赶紧去机场。到了机场一看表，已是下午4点。
正要登机，忽然有一个人急如星火般地赶来。
这个人如果是杨虎城，蒋介石的心就得悬在那里了。幸好不是，是张学良。
事实上，当天就释蒋的决定，都是张学良根据蒋氏夫妇的意见，在很短的时间内确定下来的，乃至于“三位一体”中的杨、周均毫无察觉。
直到被叫过来“训话”之前，杨虎城还不知道当天就要释蒋的消息。来了之后才发现，蒋介石马上就要上车去机场了。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低声告诉他：现在就放蒋走。
杨虎城愣住了。
不满几乎是一定的。放我是同意放了，可是什么时候放，你总得事先跟我们商量一下，知会一声吧。
可是当着蒋介石等人的面，这话还不怎么好说，更不能跟张学良争论，只得硬着头皮一起听“训话”。
应该说，蒋介石没有像他老婆说的那样，拔脚就溜，而是执意作“临行话别”，并在话里暗示要把西北交给张、杨，对稳住杨虎城多多少少是起到一点作用的。
此时如果后者突然翻脸，把兵派到机场，阻止飞机起飞不是没有时间。
在回去的路上，杨免不了要嘀咕几句：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作出这么大的决定，周先生知道这件事吗？
张学良则是一脸无奈：今天不走不行啦，你也看到了，我们下面还有这么多人不同意释蒋。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呢。
让杨虎城更感郁闷的一件事发生了。
张学良说他要亲自送蒋进京。
不会吧，我们肯送佛已经不错了，你干吗一定要送到西天呢？
但张学良决心已定，他当即写下手令交给杨虎城，言称自己不在，东北军即由其一体指挥——当然杨虎城实际上仍然指挥不了东北军，这也是后来“三位一体”分裂的原因之一。
见张学良如此，杨虎城也无话可说，只得眼睁睁地望着他离去。
等到“三位一体”中的另外一位——周恩来闻讯赶到机场时，飞机早已远去。
周公黯然神伤，仰天长叹：何必摆队相送，还要负荆请罪呢，你会吃亏的。
在获悉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赴京后，他的幕僚们始而愕然大哗，继而垂头丧气。有人甚至愤而说出了“竖子不足与谋”这样的话。
谋臣尚且如此，将官就更不用说了，东北军内部一片沮丧。
历史听到了叹息和怨言。
然而如果我们愿意从张学良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就会知道“负荆请罪”并非完全出于其一时之冲动。
当时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大多不予认同，对张、杨更是群起而攻之，这一点张学良虽人在西安，却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得到，并背负了很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加上扣蒋放蒋又争执这么长时间，外界对张、杨恶感更甚，在两人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上不会不进行质疑，张学良确实有表白自己的必要。
另外，他也需要弥补自己与蒋介石的私人感情。
国民党内为人处世，表面靠制度法令，其实大部分还是要依赖彼此的私下交情，不然的话，也不会兄弟帖子到处乱飞了。蒋张曾经是中央和诸侯关系的典范，可是一个西安事变，“最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张伤了蒋。虽然由于力主放蒋，二人关系已出现缓和，但张学良肯定认为仅此还不够。
亲自陪同蒋氏进京，完全可看成是一次感情的投资。
飞机还在飞行途中，飞机上的人则是心境各异。
蒋介石躺在机舱唯一的长沙发上，他双目紧闭，脸色憔悴，看上去，丝毫没有脱险后的那种喜悦和兴奋。（文*冇*人－冇…书－屋－Ｗ－Ｒ－Ｓ－Ｈ－Ｕ）
除了身上有伤，病痛未愈外，他的心情可以理解。
相比于蒋介石，其他人则要轻松得多。
宋美龄看着窗外，虽然疲惫，但脸上始终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微笑。
他们夫妇终于又可以在一起了，不管今后如何，这都是一件值得额手相庆的特大喜讯，这个圣诞节，上帝实在是太照应他的子民了。
张学良的心情也算是好的，他甚至一度闭着眼睛昏昏欲睡。
到洛阳时，天已黑了，由于事先并没有通知洛阳方面，因此少帅命令飞行员在洛阳机场上空盘旋一两圈，以便让地面的人知道他们要降落。
飞机降落，张学良看到无数学生和士兵朝这里涌来，只是他们对待飞机上的人的态度却泾渭分明。
宋美龄第一个迈出舱门，人们驻足立正，当她的双脚着地，更是得到了英雄般的敬礼，有两名军官上前来搀扶她。
张学良就跟在宋美龄身后，可是他得到的待遇却完全不同，刚刚站稳，便有四个士兵拿枪对准他，其中有一个甚至露出一脸愤怒的表情，声称要开枪杀了他。
宋美龄闻言，立即回头：不许这样，让他一个人走！
最隆重的当然是对待蒋介石。
他被搀扶下飞机，前来问候的人们排成欢呼方阵，有的人把帽子抛向空中，有的人眼里闪着泪花，有的人则已是喜极而泣。
在西安时，虽然宋氏兄妹曾反复安慰蒋介石，说你的声望不仅没有因为西安事变而下降，反而还因祸得福，像坐着直升机一样升了上去。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谁能信呢。
在洛阳的这个晚上，全信了。
洛阳万人空巷，鸣炮庆祝，以致店铺里的鞭炮都被人抢售一空，不是“洛阳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