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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郑耀邦的计划是非常完善和全面的，在统筹考虑了大战开始后的财政力量、工业力量、技术力量等因素后，结合各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而定下的数据。这个数据也还保留有一定余地，以免因突发情况，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当然，这个计划也有一些不足，最大的缺陷有两点：一是陆军中的步兵，尤其是野战步兵的反坦克火力不足；二是郑耀邦似乎仍对通信系统的完善或者说叫制电磁权的认识还相当不够，在计划中，仅仅只是提出在扩军后，将无线通信普及到连一级；海军普及到每艘作战舰艇（不包括登陆艇、辅助船艇等。这些船艇的通信主要依靠灯光和旗语）。为此，我专门对此项进行了大量的修改。
针对第一点，我要求在机械化步兵中，每个班必须要求配备有40毫米反坦克火箭筒一具，以及4枚反坦克/工事火箭弹。而原来的机械化步兵中，一个班虽然也有一具40毫米火箭筒，但却只有2发火箭弹，且其弹种基本不具备打击坦克（主要用于打击固定工事）。为此，采用了更新型的破甲弹头的火箭弹，使其静穿深达到75毫米，基本能够击穿现在任何一种坦克的主装甲。
至于野战部队、空降部队的步兵班，则按1：1的比例装备40毫米反坦克火箭筒和75毫米无后座力炮。后者采用滑膛炮，因此其主要弹种除了普通的榴弹外，就是用于打击各种装甲目标和固定工事目标的破甲弹。当然，我加强步兵班中的反坦克火力，也是出于对付苏联那庞大的坦克集群的考虑。
对于第二点，在修改稿中，我指出：陆军的无线通信配备必须普及到排一级，个别部队必须到班一级；装甲、机械化部队的无线通信则必须普及到每辆战车上；这些部队中，每三辆机动车必须配备一部电台；海军则必须将通信系统配备到包括辅助船艇的每一艘船艇上，而且海军航空兵与水面舰艇的通信必须达到在每艘护卫舰以上级别的舰艇上，能够与飞机实现双向通信。至于空军，则要求每架飞机都必须与指挥基地、其他空军部队小队级单位、地面部队连以上单位实现双向通信。
同时，我还首次提出了“电子对抗”这一名词。我要求各军兵种必须建立健全完善的电子对抗系统。陆军除了要建立最基本的各种波段的保密通信网络外，还必须建有无线监听系统（用于监听敌方无线通信和各种无线频率）、无线方位测定系统（用于侦测敌方无线通信方位）、无线定位系统（用于为远射程的火箭弹初始阶段导航、地面小分队也可通过类似系统与飞机进行定位）等。同时，还要求在师一级作战单位上建立无线干扰系统，用于干扰敌方无线通信。海军舰艇则在以上基础上，要求加入能够干扰敌方雷达的装置。由于除了中国以外，现在还没有哪个国家拥有或正在发展反舰导弹，因此，被动干扰系统也就没有必要装上舰艇，但研制工作则从来没有中断过。
空军的要求更严格，为了避免遭受美国最新研制成功的VT引信高炮炮弹的打击，以及受雷达控制的高炮的打击，因此每架飞机上必须装有被动无线干扰系统。这种系统实际上就是金属箔条干扰系统，为了解决金属箔条的生产量严重不足，我甚至还建议用剃须刀片作为代替。当然，鉴于当时绝大部分雷达都是米波雷达，为了使飞机尽量晚些被敌方发现，还采用了一种方法，那就是在飞机后部拖一根长长的鞭状天线。因为足够尺寸的天线，才能产生足够长的波长。
当然，要按照我的要求来修改计划，并进行实施的话，中国的电子工业的生产力就必须要有较大的提高，同时由于当时的电子产品的价格极为昂贵，也使得财政支出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黑洞。但我却坚持他们必须执行，掌握电磁权的优势，别人不知道，我却非常清楚：后世的美军，一个小兵都拥有强大的作战力及防御能力。究其原因，无外乎就是通过C4I或C4ISR系统甚至网络中心战系统召来其它武器系统联合作战。也就是说，其对手面对的不是一个美国大兵，而是其附近所有军兵种甚至远在美国本土的战略武器的各个武器系统的打击。这也给世人造成了美军能够以一挡十甚至以一挡百的假象。
我有时也常想，如果抛开美国的制电磁权，中国一个班的野战步兵与美国一个班的士兵对抗，凭中国野战部队的严苛训练，应该可以打败他们吧（仅指中国的野战部队，其他已经腐朽堕落成‘八旗子弟’，当兵三年也打不了几发子弹的地方部队、武警之类的就算了）。但美国如果加上其引以为傲的网络中心战的战术，中国恐怕就算出动一个连也不一定能有胜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制电磁权甚至比制空权更重要！
因此，我在计划的修改案中提出的要求虽然达不到现代军队中的基本配备：C3I，但也要求必须达到C2I（指挥、通信、情报）的初级阶段。而且我还要求：在现阶段，必须完成空地一体作战的基本水准；即必须能够达到地面部队团一级单位可以直接召唤空中支援，而不需要经过更高级指挥单位的转接。而海军也必须达到每一艘驱逐舰能够直接召唤空中支援。为了消除军方高层的疑虑，我甚至还专门召集他们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并向他们指出：现代战争必须是各军兵种各种武器系统的整合，也就是进行的是一种系统作战。任何单一的军种、兵种都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更何况只靠某一先进的武器或纯粹的精神斗志。
当然，计划还有一个漏洞，那就是直升机。目前尚处于试飞阶段的几型直升机，因为没有先例可以借鉴，所以进度有些迟缓。但我却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即便现在的直升机就算装备了部队，也只能直到侦察、求援和部分运输的功能，远达不到我心目中陆军航空兵那空中驭马、支援、打击和舰载直升机的反潜、反舰、搜索、预警等方面的水准；但这总是一种进步，一种堪称跨时代的进步。因此，我的修改案中，还在每个集团军中编制了一个陆军航空兵营。最初的陆军航空兵主要以固定翼飞机为主，用于侦察、炮兵校射、运输等用途。
修改案进行讨论后，由于增加了初级的C2I系统和陆军航空兵的编制，使得整体预算超过了郑耀邦原案的30％，这引起了张英与何儒孝的不满。他们不是军人，无法体会到这些电子设备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他们眼里看来：增加的费用却没有增加相应的火力，这是完全不值得的。但我却反复告诫他们，这些电子设备将会是火力倍增器。拥有了这些，我们的火力将更加准确、集中、灵活、迅速。我们的战场生存力将会更大。不知是他们被我说服，还是长期碍于我的威望，他们最终还是同意了修改案。
修改案一通过，铁血党的宣传机器就开始全力开动起来，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开始反复登载、播放各主席令、征兵令、军管令、注意事项、报名地点、条件、要求等。同时还号召全国人民统一行动起来，为未来的大战，为未来的希望，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当然，白玉在我的授意下，也让所有的媒体除了宣传各项命令外，还辅天盖地地宣扬各种革命思想、民族主义思想，以及中国曾经的辉煌和遭受到的各种苦难。整个中国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为国家而战！另外，各种军事常识，科技常识也被不遗余力地宣传，我们要让人民群众从这些丝丝入缝的宣传中，潜移默化地增强自身的军事素养。争取能够达到全民皆兵的地步。
白玉的宣传部的工作还是非常有成效的，全国人民的参战激情只经过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沸腾起来。数千万适龄青年报名参军，人们从农村、工厂、学校涌进各征兵点。当然，经过严格地筛选，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如愿以偿”。其余一些技术工人、独子、高材生以及躯体条件不合格的均被劝回。
至于郑耀邦无法从容规划的核军备，我则亲自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计划。从目前的科技水平、生产工艺来看，在三年内，中国每年可生产50公斤武器级铀和20公斤武器级钚。新设计的武器级核爆炸装置，仅需要40公斤左右的铀－235或12公斤钚，这比首次核爆炸时的装置所需要的60多公斤铀要少得多，也使最新设计的原子弹的重量降到了3。2吨和2。9吨（分别采用铀和钚）。待三年后，另两家气体扩散厂和离心厂投产后，加上技术进步，可以使武器级铀的年产量达到300公斤，钚达到100公斤。
但三年内，中国虽然能够生产7至8枚原子弹，但需要对武器化的核装置进行试验，恐怕就得用掉6枚。实际上，中国在三年内能够用于作战的不会超过2枚。因此，我心中暗自给自己下了个目标：在三年内一定要保证战争不能蔓延到中国本土。
中国的扩军计划也引起了所谓的自由世界的广泛警惕，美英日等国纷纷向中国表示强烈谴责，认为这是对世界和平的严重破坏，也是对世界均衡力量的破坏。苏联则发表声明：将全部工业力量用于国防，以便对抗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标题最为贴切地说明：中国在扩军备战的道路上狂奔！
第一百六十七章 … 新世界联盟（上）
就在中国在疯狂的“扩军备战”的道路上狂奔的时候，欧洲宪章的谈判团也乘船抵达广州，在这里上岸后，他们将乘坐专机飞往北京。此时的中国航空工业已经显现出强大的实力，接待欧洲宪章谈判团的专机实际上就是我和赵天赐分别乘坐的专机“铁血军一号”和“铁血军二号”。这种工厂代号为CC－5型的四发大型客机，其发动机的功率强大，达到了3300马力，可使飞机的最大平飞速度达到550km/h，升限也超过一万米，航程达到了惊人的6200公里。作为客机使用时，可载客73人，而作为货机使用时，可装载18吨的货物。
CC－5的生产厂家西安飞机工业公司还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中国第一种战略轰炸机：CB－5型。当然，CC－5不仅投放在国内民用航空市场上，还出口到欧美国家，成为十几国元首、政府首脑的专机。
2月18日，在北京国际机场，赵天赐、魏长安、新月等人亲自到机场迎接以欧洲宪章轮值主席齐亚诺为首的欧洲宪章谈判团。就在欢迎仪式结束的当天，在齐亚诺的要求下，中国政府便与谈判团展开了谈判。这也难怪，在此行中，中国原本为谈判团定下的行程本包括浏览长城、故宫等项目确实显得不合时宜，且费时太多。现在欧洲宪章紧张得那根弦随时都有可能崩断，怎么还有心思游山玩水？不过，这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毕竟，能够早一日与欧洲宪章达成军事同盟，也就早一日吃下颗定心丸。
在中南海国宾馆的会议室里，我接见了谈判团后，就由赵天赐、郑耀邦、叶飞、魏长安、新月等接手，与谈判团进行具体的事项磋商。齐亚诺没有任何客套话，直接就分析了目前世界格局的变化与危机，指出中国与欧洲宪章的结盟才是目前唯一能够制衡自由世界军事同盟的方法。因此，首先他要求中国谈判代表能就此事与欧洲宪章达成一致。并强调：只有在这个大的前提下，中国和欧洲宪章才能进行进一步的磋商和细节的明确、分工、合作。
对此，赵天赐表示完全理解和赞同，并非常干脆地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