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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体工队队长黄烈，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父亲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当过官，做过坏事，但也为共产党做过有益工作，按政策属于“有功人员”。但1952年“镇反”时被错误地镇压了。黄烈本人30年代毕业于广东省体育专科学校，当过中学体育老师，还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广州分校担任过中尉体育教官。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政治背景给黄烈带来的思想压力是可想而知的。鲁挺对此却有自己的主见。尽管黄烈出身不好，但在旧社会他是一个追求“体育救国”的热血青年。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华大地、我们国家处于危难关头的时候，他从广州北上，历尽艰险，奔向延安参加了八路军。在战火洗礼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评为模范党员。
参加革命后，黄烈对体育的热爱给他提供了发挥所长的广阔天地。在“抗大”学习期间，他主动拿出自己过去的积蓄，给大家买回篮球，做篮球架，是个很有影响的体育积极分子。后被贺龙同志发现，成为120师著名“战斗球队”的一员，受到过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接见。
八一队建队初期，黄烈同志带领大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白手起家。在露天球场训练，吃战士伙食，住在先农坛体育场四面透风的看台底下。冬天训练完坐着敞篷大卡车到珠市口澡堂冲澡，寒风一吹，头发都冻成了冰碴子。在训练中他既当教练，又当陪练，硬是带出一支作风顽强、能打硬仗的运动队伍。
鲁挺认为，黄烈这样经过战争考验，又精通体育业务的同志，是八一体工队难得的专业领导，应该受到尊重和信任。他坚决支持黄烈同志大胆管理，严格训练，并配合他解决训练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鲁挺和黄烈的合作，被公认是军政最佳搭档。
八一篮球队总教练唐宝堃肄业于天津南开工学院经济系，从小就嗜球如命，基本功扎实。20年代后期。他和昔日的同学刘建常、王锡良、魏蓬云、李国琛成为闻名篮坛的“南开五虎”。他们当中以唐宝堃技艺超群，名气最亮，被誉为“篮球王”。1929年“南开五虎”在上海连胜“西人青年队”（海贼队）、美国海军队以及菲律宾大学冠军队。为被洋人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民争了气。还多次被选为国手，两次参加远东运动会，在亚洲篮坛享有盛誉。就是这样一个同志却被作为“白专道路”的典型下放到基层。鲁挺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坚决将其调回八一队。
田径短跑教练白良武，父亲伪满时期当过保长，东北土改时被老百姓打死，白良武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处理。
鲁挺认为，东北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有些地区由于政策失控，有过激行为。而且白良武从小在姐姐家长大，辽沈战役中小小年纪就参加了第四野战军，受的是革命教育，革命战争练就了他一双“飞毛腿”，是我们革命队伍中土生土长的教练员……
就这样，鲁挺在党委会上力陈己见，据理力争，为十几位出身不好或被错误定性的同志摘帽平反，有的还从基层调回北京，保护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和教练员。同时在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支持他们，充分发挥其特长。这些同志不负众望，均为八一队的发展、为中国的体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鲁挺身为军人，在管理这支队伍中，强调将人民军队的战斗作风移植到训练比赛中去。训练要能吃苦，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战术要灵活，比赛要有必胜的信心，这一点被国内体育界所公认。他们说，八一队队员个人技术并不显得特别出众，但当他们穿上有八一军徽的队服，就如猛虎下山，势不可挡。
鲁老对我说：初到八一队我不懂业务。但我懂得尊重人，尊重知识，懂得如何去发挥专业人员的特长，这使我很快地成为了内行的体育管理干部。正因为这样，鲁挺受到广大体育工作者的敬重。1989年，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向鲁挺颁发了“体育运动荣誉”奖章。这个奖项是国家授予对中国体育事业有突出贡献者，其分量与世界冠军相同。建国以后在解放军中只有两人获此殊荣，一位是原总参军训部总监部副部长韩复东，一位是鲁挺。
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
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亚洲乒联主席后藤甲二等日本左翼友好人士向我国发出邀请，他们认为，中国这样一个“乒乓王国”不派队参加，会让世乒赛黯然失色。
此时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全国一片混乱，各项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工农业生产全面滑坡。在外交方面，与中国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有近30个国家与我发生了外交纠纷。中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国际地位下降，外交工作陷入困境。
毛泽东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考察研究了苏联和美国的对华政策。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视苏联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并确立了同盟关系，外交实行“一边倒”的政策。但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两国关系逐步恶化。1969年3月，苏联武装侵占我国领土珍宝岛，以后又在新疆、黑龙江边境地区多次挑起事端，引起武装冲突和流血事件，中苏关系进入低谷。1969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共产党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公开谴责毛泽东，鼓吹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外交政策变得十分黑暗，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是“新沙皇”！
与此同时，毛泽东看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变化。新中国一诞生，美国对我国采取敌视态度，出兵直接参加朝鲜战争，派兵进驻台湾。这些做法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但当今美国已不像以前那样嚣张了，世界形势使它处于不利地位。美国的国际霸主地位受到苏联的严重威胁，同时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欲拔不能。鉴于此，毛泽东感到“美国将来不会与中国找麻烦”。加之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他在竞选时就曾经许诺，如果能当选为美国总统，“想同中国冷淡的关系上画上终止符”。
毛泽东立刻捕捉到了这一信息，指示将尼克松当选总统后的就职演说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尼克松上台后，更是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发出友好信息。中国方面适时地做出反应。1970年10月1日和12月8日，毛泽东两次会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向他表明中国对改善中美关系的态度。遗憾的是，斯诺对毛泽东的话还不敢信以为真，这个信息未能及时转达给尼克松。
因为中美两国正处于20余年的敌对关系，两国人员从来没有过正式往来，用什么办法打破这种僵持局面？毛泽东在苦苦思索着。第三十一届世乒赛的举行，客观上提供了一个中国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但事情发展的结果却谁都不曾预料。中国队在这次锦标赛上不仅摘金夺银引起轰动。更引起世界关注的是在国际政治领域诞生了一个新奇名词“乒乓外交”。
鲁挺和运动员一个不经意的举动，成为中美建交的催化剂：
由于文化大革命，国家体委各运动队基本停止了训练。少数运动项目尽管保留着，也都被打上了政治商标。如：国家体操队集体在天安门前跳“忠”字舞，以表现体育界对领袖的忠诚。或者在首都体育馆伴随着革命歌曲，做一些花拳绣腿似的表演。乒乓球队也经常在首体做一些汇报表演，以娱广大工农兵群众。
当时我国与日本尚未恢复外交关系，在是否赴日参赛的问题上，中央高度重视，做出的决定甚至还有些悲壮。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列出去与不去的利害关系，请毛泽东定夺。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我队应去！”并提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和以往比赛不同的是政治性太强。由周恩来亲自指挥，外交部组建了一个庞大的班子。由赵正洪任团长，空军在国家体委的“支左”干部符志行任副团长，专职政治思想工作。王晓云任副团长负责外交，鲁挺任副团长主管训练比赛。国家体委也成立了以宋中为首的秘书班子。周总理两次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准备会议。此事甚至惊动了“中央文革”的康生和江青。江青到国家体委观看球队训练，强调要通过这次比赛，展现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作为主管训练比赛的副团长，鲁挺认为，不管情况有多么复杂，只有抓好训练、打好比赛，才能贯彻好毛主席、周总理的部署。因此在训练中做了充分准备，发动群众，尊重教练徐寅生的指导原则。特别是针对当时欧洲新出现的弧旋球，认真研究对策，进行排兵布阵。
到达日本名古屋后，中国体育代表团受到了各国友好人士的欢迎。训练，比赛一切按计划进行……
4月4日，鲁挺带着球队从练习馆登车到比赛馆参加比赛。车子正欲启动，突然冲上来一个外国运动员。该运动员一身当时国际刚开始流行的嬉皮士打扮，上身着带有USA字样的运动服，下身穿着一条紫色印花的喇叭裤，留着长长的披肩发，加之长着一副老外脸，模样怪怪的，与身着国旗红，简洁、干净的中方运动员形成明显反差。他的出现让双方都大吃一惊，通过翻译才知道他是美国3号选手科恩，因误车欲求搭车去比赛馆。对于这个突发情况，全车人一时都没了主意，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坐在司机座边上的副团长鲁挺身上。鲁挺认为，在国外打比赛运动员搭个顺风车，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便点头应允了。
开车后，坐在鲁挺身后的运动员庄则栋小声问，我可不可以送他一件小礼物？鲁挺认为这是运动员之间友谊的表现，尽管他们代表国家，更代表人民，便又点头应允了。于是庄则栋把一件杭州织锦赠送给了科恩。科恩很高兴，想回赠点什么，可发现什么也没带，只好作罢。这个体现友谊的小小举动，立即被敏感的新闻记者捕捉到了。科恩下车时，记者立刻围上来，又是拍照，又是采访，科恩更是感到骄傲自豪。个性张扬又善于自我表现的美国人科恩不失时机地将庄则栋赠送的那幅织锦高高举起，任记者们拍照，并高兴地说，他觉得中国人非常友好，如果他们邀请我，我愿去中国看看，云云。
第二天，日本各大报刊都登出了醒目的中美友好的标题和大幅照片。代表团同志看到报纸后一片哗然，有的领导认为鲁挺捅了篓子。日本友好人士后藤甲二为此还跟赵正洪等发了脾气，认为这么大的事不跟他打招呼，太不够朋友了。然而鲁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运动员之间的友好举动不必大惊小怪。但代表团对此事非常重视，专门由鲁挺作了一次答记者问。又过了一天，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在球场上找到鲁挺，提出赛后要访问中国，代表团立刻将这一动态传回国内。
据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4月6日这一天，世乒赛就要结束了。在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上，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已拟就了一个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送周总理批示。周写了“拟同意”三个字，但在旁边又加上了一句“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并请毛主席批示。
也就是在4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在自己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