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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重的伤亡让印度士兵苦不堪言，但前面是英国人，后面是督战队，冲也得冲，不冲也得冲。
这样的打法很快就看到了成效，印度士兵以400人的伤亡终于到台拉登东面阵地真正打开了一个缺口，刘军马上把手里所有可以动用的部队全部扔到了这个缺点，在印度人的人海战术冲击下，文斯中校被迫放弃了外线阵地，转入了台拉登的西南角进行防御。
那些印度人也是打红眼了，面对来不及撤退被俘的英国士兵，一律执行了枪决这点刘军倒并没有阻止，不让他们出出气，恐怕真让弄出点什么事来。
文斯中校指挥的抵抗相当顽强，他死死守着西南角半步不退，而印度人似乎也畏惧于刚才一仗过大的伤亡，任凭怎么催促，怎么也不肯进攻了。
这个时候在密拉特方向也传来了不好的消息，防御密拉特的印军在英国人优势的炮火下死伤狼籍，已有全面溃败的迹象。
其实刘军已经通过特工得到了消息，密拉特如果不是负责主攻的中国军队磨磨蹭蹭，恐怕早就失守了。
仗打到这个份上已经不能再进行下去了，刘军懊恼到看着西南角的那一小块阵地，被迫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文斯中校拿着望远镜看着离开战场的印度人，兵力薄弱的他也不敢追击：“约翰，印度人怎么撤退了？”
“可能是我们的援军上来了吧。”霍伯特擦了下汗，这仗打得实在艰苦，要不是中校的果敢顽强，只怕现在他已成了印度人的俘虏。
“我总觉得不太对劲。”文斯放下了望远镜，疑惑地说道：“中国人对我们的行动了如指掌，究竟是我们这出了问题，还是中国人摆明了就是和印度人串通在了一起？”
“也许这更加应该去问皮特中将，他是不是对中国人过于信任和依赖了。”霍伯特有着相同的疑虑：“但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不得不依靠中国人，德国在欧洲布了下重兵，我甚至在这里都能闻道欧洲的火药味，大英帝国暂时看来实在没有兵力再往远东派遣了，我们只有乞求万能的上帝，让中国军队是真心帮助我们的吧。”
台拉登一战英军死伤270人，印度方面死伤超过了700，而且在印度士兵退入西藏后，毕苏努团长立刻被执行了枪决，整个第一团都被取消番号，士兵全部被扔去修建铁路。
其实在印度的情况，在阿富汗和越南各地在都在发生，那里的叛军消息灵通，武器精良，虽然上百次大大小小的战斗并没有让英法军队遭遇什么重大损失，但也让他们实在疲惫不堪。
而一贯作战勇猛，势不可挡的中国军队，就象集体得了传染病一样，作战拖拖拉拉，无精打采，英法军队的指挥数次提出质问，得到消息的中国元首李国勇也当着英法公使的面，一连几封命令加大作战力度的电报发出，口气一封比一封严厉，但却毫无起色。
整个亚洲凡有叛乱的地方，就在中英法三国军队互相合作，互相猜疑的日子中一天天过去，而这正是李国勇想要的。
亚洲按照李国勇大亚洲体系的战略部署在一步步前进，中国国内也行动起来了。
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商定的向德国派遣军队的协议开始执行，11月底，中国政府宣布向德国派遣1000名劳工，以试探英法两国的态度。
谁知道出人意料的是，可能人数微不足道的缘故，英法两国政府除了表示了下关注，竟然没有任何反应。
这下中国政府迅速行动起来了，在日本，足足有3000名日本师的士兵，脱下了军装登上了开往德国了轮船。
在这不得不提一下以后在历史中赫赫有名的日奸田中建四郎。
原本身为早稻田大学校长的田中建四郎，在大正下台的第一天，对局势头脑比较清楚的他，就心甘情愿的为中国卖命，他先是向中国驻日司令官提供了早稻田大学存放文物的几个秘密地点而受到了王璁的赏识，任命他为日本政府人力资源部部长。
接着田中建四郎在人力资源部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在第一年就往中国送去了17万日本青壮年劳工，又向军队提供了35000的兵源，其工作效率之高，让人佩服不已。
为了嘉奖田中建四郎，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这么个日奸人才不受到伤害，王璁还特意的给他派了一个排的士兵保证他的生命安全，田中建四郎风光无限。
对于司令官的好意，田中建四郎感激淋涕，更加疯狂地为中国效命，往德国派遣所谓的“老公”，田中建四郎更是发出了豪言壮语，派去多少人一个月之内他就能双倍补充。
这样的“优秀”人物到后来不光引起了王璁和光绪等人的重视，就连远在南京的李国勇也知道了，特意指示为田中建四郎颁发了一级服务勋章，授予侯爵称号，并重点关照光绪要把田中建四郎当成下一任的日本首相来培养。
这在日本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佩带着中国一级服务勋章的田中建四郎，当真是“惜安优忙三，略输风采；立见尚文，稍逊风骚；引无数日奸竞折腰。”
第304章 风暴（一）
身为日奸们偶像的田中建四郎，生平最大的功绩不是在劳工输出的问题上，而是在他在一战爆发前两年写的一篇《日本对中国的关系：论日本有无必要做为一个国家存在》。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石破天惊，让熟知日本走向的李国勇也目瞪口呆，并且为当时已是日本首相的田中建四郎赢得了包括“元首文学基金奖”；第一届“中华奖”中的“中华和平奖”和“中华文学奖”；接着被“中华帝国杰出风云人物评选委员会”评为当年度“十大最有贡献杰出风云人物”第一位，而堂堂的帝国元首李国勇排在了第二位，第三位的是蒋百里，帝国的元首和总参谋长居然排在了一个日本人的后面，可见当时这篇文章的影响有多大，中国国内各阶层是如何的器重这篇文章。
凭着这篇文章，田中建四郎被中国誉为了“和平使者”，并由帝国总理曾争亲自向他颁发了“荣誉中国国民”的证书。
日后被保存在帝国国家博物馆的这篇文章的原稿中有几段是这么写的：
“……公元前3世纪，既弥生时代，中国的水稻种植和金属器具使用技术进入日本；公元4世纪，即古坟时代，中国的知识、技术已经开始流向日本，凭借着这些知识和技术，日本才能生存下来；5世纪，日本开始学习并且使用中国的汉字，6世纪，接受中国儒教文化的熏陶。因此到这我们可以这么说，这已经奠定了日本本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基础。
……
日本历代统治者（在这我们仅仅能称统治者，而无法用我们以前习惯的称呼‘天皇’，那仅仅是自封的）屡次接受中国的册封，这便已经奠定了中国和日本的‘父子’关系，中国即为‘父’，日本即为‘子’。
至于从中国大明朝开始，日本流寇屡屡侵犯中国边境，以子犯父，实在大不孝也！幸亏我们的父亲中国宽宏大量，并没有追究逆子的责任。但父亲的容忍是有限度的，等到了儿子一错再错，我们的父亲忍无可忍，只轻轻的挥起一只胳膊，整个日本已在颤抖……
现在的日本，在父亲派来的官员管理下，政治上井井有条，从东京到各个乡村，无不仰慕中国官员的卓越领导力；经济上繁荣向上，路不拾遗；军事上，有中国的军队战舰在，试问有谁敢来侵犯？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建议取消所谓的‘日本国’称号，直接并入中华帝国之版图，则日本幸甚，日本人民幸甚……”
田中建四郎的文章可谓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论据充分，气势恢弘，不愧为一代文学巨匠的作品。这篇文章发表后，也在日本引起了轰动，日本人争相传诵，也为日后日本并入中国版图立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了，现在的田中建四郎仅仅身为人力资源部的部长，从1910年底到1914年，田中建四郎总共为帝国提供劳工资源150万，提供兵源70万，被元首在公开场合称赞为“日本有史以来第一人”。
最近的几年时间，由于战争主要是在中国境外进行，国内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威胁，经济高速发展，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但可能是太平日子够久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些无法避免的社会现象，其中以滥用职权和腐败的问题最为严重。
在南方的某个小县城里，有个到县城去赶集的农民，抗着的扁担不小心撞到了县长独生儿子的车子，那个农民才20来岁，年轻气盛，也不知道被他撞的车子的主人就是县长的公子，当时双方就发生了口角。
后来在路人的相劝下，争端这才平息，谁知道那个公子爷余怒未消，觉得一个农民胆敢和他吵架面子上实在挂不上，居然拔出了一把枪，冲着那个农民一连开了七枪，当场格杀了那个可怜的农民。
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命案发生后，县政府迅速采取了三条“得力措施”：一调集全县的警察，但不是调查取证，抓捕凶手，而是严阵以待，防止死者亲属上访、吵闹；第二条是县长亲自带着警察跑到了当地的报社，威胁报社主编不得渲染此事；三是派县政府要员带着全副武装的警察冲到了死者的家里，扔下了1000块中华币，警告不许闹事，否则全部抓进大牢。
采取了这三条“得力措施”之后，事情的处理结果非常令人满意，死者的家属几时见过那么大的排场，不要说告状了，能拿到1000块钱就谢天谢地了；至于记者，在武力和金钱的双重压力下，也集体保持了沉默。
一切都归于了平静，就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本来天高皇帝远，这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也许是老天爷也无法容忍这样的丑剧了，一个偶然的机会竟然让帝国的元首李国勇知道了。
“党卫军内部调查署”的一名党卫军军官正好是这个县上的人，回去奔丧的他偶然听到了这个故事，回来之后就说给同伴听，传着传着就传到了陶自强的耳朵里，得到消息的陶自强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立刻第一时间汇报给了元首。
正在批阅文件的李国勇忙碌的身子忽然停了下来，抬起了头问道：“真有这种事发生？”
“是的”陶自强认真地回答道：“那名军官还亲自在县城里问过，千真万确，而且还把那名死者的姓名和住址都打听清楚了。”
“混蛋！”李国勇猛力拍了一下桌子，用力之大让桌子上的杯子不停地晃动，在自己的时代身为平头老百姓的他就最痛恨这些事情，没想到到了这个时空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
李国勇重重推开了椅子，愤怒的在室内走来走去，这些人但的什么官，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他们竟然视人命如草芥，难道不怕遭到报应吗？
“那个县长叫什么，他的儿子叫什么！”李国勇指着陶自强的鼻子，仿佛他就是那个县长一样：“还有当地的警察局长，报社主编，都叫什么名字！”
“县长叫朱中球，他的儿子叫朱祖协，警察局长朱光胡，报社主编谢涯隆。”陶自强将一张写满的名字的名单交给了元首：“所有牵涉到此事的人员，我已经全部纪录了下来。”
李国勇来回看了几遍，怒气更盛：“他们想做什么，他们这是在动摇帝国的基础！老百姓也许能够忍受一时，但难道他们会永远忍受下去？我们推翻了满清才多少年，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