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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所就一直在最前线。”
雪山草地是红军长征走过的最艰难的路段，寒冷和饥饿导致大量的非战斗减员。追杀了一路的蒋介石这时竟然都围而不攻了，他坐等着他的对手一步步走向死亡。父亲回忆说，为了顺利地通过草地，部队开始筹集粮食，庄稼地里有些没有长熟的青稞，搓下来烘干了可以当粮食。他们团是断后，前面的部队过后，地里的青稞已所剩无几。父亲带着部队从早到晚的在地里搜寻着，要求是每个人准备好自己的那一份。他们当然知道，面对眼前这片一望无际的草泽泥潭，这点点青稞意味着什么。白天搜寻，晚上烘烤，在荒芜的草泽中，夜幕下篝火点点。通信员因为终日忙着送信，没有时间准备干粮，父亲就把自己准备的那份给了他，自己再去寻找。可到哪里去找呢？地里的青稞像过筛子似的滤了好几遍，天都黑了，他一个人还在那里默默地搜寻。彭老总不知怎么知道了，很感慨地对部队说：“都看看吧，你们的政治委员在干什么！”父亲说，彭老总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他，这话是彭雪枫告诉他的。
我后来参军当了班长，父亲写信说，一个班长要做什么？……要照料好战士的双脚，行军前看看他们的鞋袜合不合适，宿营下来要检查有没有脚打泡的，烧好热水让全班战士都烫了脚后，自己才能休息。记得我给你讲过“吮卒病疽”的故事吗？照顾好自己的士兵，比通晓战术更重要。
这是火与血的洗礼。一个合格的指挥员就应该是，战场上身先士卒，勇敢不怕死；战场下关心部属，吃苦在前；同志之间，秉公直言，不徇私情。在长征路上，这个共青团来的小布尔乔亚式的红军指挥员，终于被彭德怀认可了。
从这以后，一直到全国解放，十几年时光转瞬间过去，我父亲就再也没有在彭老总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了。但这段历史，却成了他们人生中不可磨灭的记忆。听父亲说，他和彭老总并没有过更密切的接触，他们之间只是谈工作，关于更深层次的话题，从来都没有涉及过。他们的相识相知、相互信赖，都溶化并生成于这艰苦的岁月之中，怕是只有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才能够读懂它吧。
彭老总在朝鲜抗击了世界头号强敌美国，为新生的共和国立下了头功，回国后由他主持军队工作，威望如日中天。
彭老总对这支军队自有他的考虑，他的目标是：让这支军队脱胎换骨。
什么叫“国防军”？就是用现代国家的武装力量体制来替代军队长期实行的战时军事共产主义体制；按和平年代工业化国家的要求，改造这支以翻身农民为主体的军队。
他推行义务兵役制，替代志愿兵役制；薪金制替代供给制；颁布军官服役条例，实行军衔制。用现在时髦的语言，就是和国际接轨。这是一套全新的治军理念，彭老总并非一介武夫，而是一个卓具战略眼光和政治理念的治国安邦的伟人。
他提出，要用上5到10年时间，达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制合理化，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正规化。
什么是建设现代化军队的保证呢？他说，就是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工业。
什么是正规化？就是做到“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高度的“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
这样讲，是不是太抽象了，毕竟他的部队还是土包子居多嘛。那就给你们树个样板，看得见，也摸得着。这就是苏联红军。
口号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第一支当然是苏联军队了，怎么也不能不把老大哥放在眼里啊！
1954年冬天，在渤海海峡南面的山东半岛上，刘伯承亲自组织了合成集团军进攻战役演习；第二年，也就是1955年的冬天，叶剑英又在海峡的对面，辽东半岛上，组织了更大规模的三军抗登陆战役演习。两个元帅出面连续组织大规模的三军联合演习，一时间，掌握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艺术，成为衡量新时期指挥员的重要标准。
命运的大门向他开启。父亲虽然错过了解放战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良机，但在全军向现代化进军的今天，他作为我军首位亲自指挥过现代合成军队联合作战的指挥员，被选调进入总参谋部，成为彭老总和粟裕总参谋长手下负责具体计划、组织和实施的领军人物。他，又一次让同僚们对他刮目相看了。
落实军委提出的现代化、正规化的任务，工作涉及到总参、总政、总后。就军事工作领域，重头戏在父亲主管的军事行政系统。就像长征中夺取娄山关主峰一样，父亲在他上任的第一天，就被彭老总找去，彭德怀有理由相信，当年这个共青团出身的年轻指挥员，今天也一定不会让他失望的。这一年，父亲45岁了。
2 和平年代的总参谋部
在中央统一组织下编写的《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一书应该是一本权威性的著作。书中把从自建国以来，至1987年这38年中的军事工作，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截止到1957年前，称其为是“军事工作生机勃勃，节节胜利”的阶段；后面呢？文中写到：“后来，由于左的思想干扰，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军事工作曾遭受到挫折和损失。”它又说：“1954年至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进行了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前四年发展比较顺利，后八年遇到了几次挫折。”（注：《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27页、40页）
父亲的回忆印证了从1954年至1957年、1958年的这段结论。他回忆说：“粟裕同志任总长的时期，是总参最好的时期，也是我心情最愉快的时期。也可以说，是军队建设最好的时期。”至于后面8年怎么评价，他没有再提及。
当时总参谋长是粟裕。他和父亲都来自华东，新四军时期他是1师师长，战斗在苏中地区。父亲是3师副师长，后来到4师当师长，战斗在苏北、淮北地区。解放战争初期，他们又同在华中军区任副司令。从1954年的任免名单看，副总参谋长有9人之多，但多是兼职或挂名。如王震是铁道兵司令，兼副总参谋长；另外各大军区司令也都兼副总参谋长，但他们都不到任。真正在总参上班的、处理日常工作的副总长只有4人：管作战的陈赓、管训练的张宗逊、管情报的李克农和管军事行政的我父亲。父亲和这几位在战争年代就曾在一起共事，岂止是熟悉，他们可以说是亲密的战友加朋友。他和张宗逊同在彭老总领导下的3军团，张宗逊是红10团团长，父亲是红11团政治委员，长征路上是一道打过来的；和陈赓是陕甘支队的搭档，陈赓任13大队大队长，父亲任13大队政治委员；和李克农是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僚。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就更不用说了，黄是新四军3师师长，父亲是副师长。
父亲回忆说：“粟裕对我很信任，很放手，但也很讲党的原则。陈赓，对同志很真诚，不狭隘。他管的作战和哈军工，有时懒得跑了，就叫我去。涉及到军事行政方面的事情，由我先拿出方案，提交总参办公会讨论，再报军委彭那里。大家办事都按共产党员标准，集中领导，分工协作，相互间开诚布公。”
“我们也争，但从不计较，相互间从来没有隔阂。没有哪个是你整我、我整你的。有时开会晚了，就说去打牙祭吧，到后海的烤肉季，还有全聚德，轮流坐庄，自己掏钱。我们的几辆吉姆车一到，老板就跑出来了，都认识了嘛。”
政治清明、人事和谐。父亲说：“我和他们都有过争论。和粟裕，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大举进攻，为了掩护战略转移，粟裕提出在华中打运动战。我不同意，我认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应该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后来我负伤了，粟裕同志指挥得很出色。我们在对台作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都是同志式的争论。和陈赓我们也争。长征时过六盘山前，在固原打马步芳的骑兵，我们意见不统一，陈赓拗不过我，是按我的意见打的。在总参讨论设立防化兵的问题上，我们意见也不一致。但这些都不影响相互之间的友谊。”
“各副总长和下面的参谋也相处得很和谐，参谋、处长有事情直接上楼来请示。我那时每天最多半天在办公室，处理一下文件，下午就到各部，各处室去转，有问题当场就解决了。彭老总负责军委工作，只要是正确的意见，都可以向他提出来。这是军队建设最好的时候。”
这是一群出类拔萃之辈。他们从战争中走来，今天他们荟萃在我军的最高统帅部，为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又携起手来。总参搬到旃坛寺后，父亲不再坐车上班，每天早上从家里出来，3个秘书陪着他，环克军负责军务编制；吉振贵负责动员、行政；严彦负责科技、装备。他们和我们都住在一个院里，每天4个人相约，穿过北海公园北门，步行到位于北海西边的国防部大院上班。在他的带动下，许多住在地安门一带的总参、总政、科委的干部也都步行上下班。公园管理处还专门为军队的同志在公园西面开了一个小门，方便大家进出。上世纪80年代，我调总参工作，开电梯的老职工笑话我：“你真没出息，还坐电梯？你爸可从来不坐电梯，都是自己小跑着上五楼。”是啊，时过境迁，当年开电梯的小姑娘都成老大妈了。
首都北京是祖国的心脏。每年“五一”、“十一”的晚上，我们都能跟父亲上天安门城楼，能见到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这些只有在画报上见到的伟人们。我们这群孩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和毛主席握手，但警卫人员老是轰我们。父亲点拨我，不要在这里挤，到城楼边的电梯口去等，上面风大，毛主席也就是上来坐坐，一会儿就会走的。果然，一个巨影在簇拥下过来了，我兴奋地大叫：“毛主席，我要和你握手！”可能是声音太大了，他好像愣了一下。毛泽东，古铜般带有赭石色的容颜是舒展的，他的大手软软的，任由我的小手去握着、摸着，看得出，他觉得有趣。后来我才听人说，手软如绵，乃尊贵之躯。父亲说，不错，很勇敢！总理又是一种风格，他过来时，就像一阵风，敏捷而潇洒。我们兄妹都抢着和他握手，他喜欢用力握着，再顽皮地甩你一下。他回过头对父亲说：“都是你的？”朱总司令则像个慈祥的老爷爷，许多小朋友都围着他要握手，他说，“不要挤，都能握到的。”
开始我在八一学校读书。这是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小朋友们问我你爸是多大的官？我回家问父亲：“爸，你的官有多大？副总长和司令谁管谁？”父亲勃然大怒，恶狠狠地盘问我：“谁要你问的？”当我说出缘由，他说：“我就不赞成搞子弟学校，风气不好！”下个学期，我就被转到一所普通小学了。上学前，他对我说：“记住，你和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是一样的。将来长大了，要靠你自己！”
当时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是以苏联为模式的。
1920年苏联国内战争结束，红军是550万人；经过4年的精简整编，到1924年，锐减至56万人，几乎减了90％；1945年二战结束时是1136万人，到1948年，减为287万人。
我军的情况就复杂些，精简整编大约有9次之多，除了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