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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孝道就是一个。孔夫子说，居家，子孝父；出仕，臣孝君；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君爱臣，犹如父爱子。孝道就像是一条看不见的线索，更是整个国家的润滑油，它只会使国家变得更加稳定和谐。
在家，薄太后就是我的父母；做了皇帝，百姓和人民就是我的父母。为了让父母有饭吃，有衣穿，我听贾谊等人的重农之策，亲自种田以作表率。除此之外，我甚至把许多莫名其妙的苛捐杂税通通废除。甚至是，还把加于百姓身上的刑罚，撤的撤，改的改，还百姓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
应该说，对于这一点，我做得问心无愧。因为，我没有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我自代地来长安当皇帝以来，新衣服都舍不得穿，新房子都舍不得盖，就连小老婆吵得要块好布做衣裳，我同样舍不得让她们拖着裙布落在地上。我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节俭从约的习惯，不仅是我有一个好家教，更重要的是，是要为天下苍生着想啊。
因为如此，我才不想发动对匈奴的战争。
讲到匈奴，我真的有一肚子的怨气和冤气。怨的是，天生匈奴，就是促进汉人进化的天敌，让我们这个国家屡屡被骚扰，攻击，掠夺，简直就像是长夜里永远挥不去的梦魇。
也正是如此，后世有许多愤青甚至骂我软弱，不敢对匈奴做深入追击。他们之所以能骂出口，是因为他们统计过，在我的任期内国家经过长时期的休养，老百姓有饭吃了，有衣穿了，心里也有新想法了。
这个新想法，当然是指可以向匈奴讨回尊严了！
面对着这些零零碎碎的指责，我就在想，在生命的长河中，生存权和尊严权，同等重要。如果偏要在这两者之中选出一个更更重要的，那你们会选哪一个呢？是人民生存权，还是国家尊严权？
是的，我们是受到了匈奴三番五次的掠夺和骚扰。但是，自我老爹刘邦，甚至吕太后以来，我们汉朝基本上都达成了一致的国家发展方略：在国家尊严的底线下，允许匈奴的无理挑衅。我们的底线就是，不把战争扩大化，不使国家失去一寸领土。
本来就是嘛，匈奴爱抢，我们就花点钱消灾，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有位名人曾经说过，中国要想走向富强，必须韬光养晦一百年。其实，在两千多年前，我们汉朝也是这么干的。我们暂时和亲，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旦幼鸟成雕，幼虎成王，我们就可以挺着胸膛这样说：
匈奴，你等着！
我相信，汉朝人终会等到这一天的！
因为，我们祖辈几代人忍辱负重，等待的就是这一天！
二 恒前，启后
刘恒崩，汉朝又得忙活了。
第一件要忙的当然就是太子登基变皇帝。公元前157年，六月九日，太子刘启举行仪式即皇帝位，立薄妃为皇后。薄妃是薄太后之家女，可惜的是，薄太后给自家孙子推荐的是一只不会下蛋的老母鸡，无子可立，所以太子之位就暂且空缺。
汉朝第二件要忙的活就是，组织专家小组评估刘恒生前政绩，并且给他戴两个重要的帽子：谥号和庙号。所谓谥号，指的是皇帝崩后，专家小组集体讨论给皇帝起的外号。听说，这套方案是周王朝发明的，而且有一定的规格和标准。
比如，尊贤贵义称“恭”；刚强直理称“武”；温柔贤善称“懿”；渊源流通称“康”；由义而济称“景”；柔质慈民称“惠”；除残去虐称“汤”；悯民惠礼称“文”。
这些帽子当中，各人因治民及性格特征，各有所属。比如，刘盈史称惠帝；刘恒，史称文帝；刘启，史称景帝；刘彻，史称武帝。
除了谥号外，庙号更不可少。厚黑学大师李宗吾就说，人活一世，谁不想死后能进供庙吃冷猪肉。但是，对一个国家来说，皇帝会越来越多，这些人死后不能都挤进一个庙里，必须各立新庙。然而，新庙犹如盖房子，不是想盖多高就盖多高，多论功而盖。于是，就论功盖庙，就有了庙号。
庙号主要有两种：祖和宗。一般情况下，打江山的才能叫祖；享江山的都是宗。所以，打江山刘邦被称为汉高祖。可是，后世坐江山的皇子皇孙多了，也不能只叫一个宗字了得。又得分不同档次。
如，太宗发扬光大产业；世宗、高宗等是守成令主的美号；仁宗、宣宗、圣宗、孝宗、成宗、睿宗等皆乃明君贤主；中宗、宪宗都是中兴之主；哲宗、兴宗等都是有所作为的好皇帝；神宗、英宗，则功业不足；德宗、宁宗，则过于懦弱；玄宗、真宗、理宗、道宗等好玄虚；文宗、武宗名褒实贬；穆宗、敬宗功过相当；光宗、熹宗昏庸腐朽；哀宗、思宗只能亡国。
关于刘恒，由丞相牵头的专家小组最后讨论决定：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
第三件要忙活的，就是赦天下。这是所有皇帝登基必须要做的一件好事。除此之外，刘启还替天下小民多做了一件好事——改刑罚。
刘恒和刘启这对父子开创的文景之治，到底给百姓带来了什么实际好处？我想，无非有以下两种：吃饱穿暖，少受罪。
道理是很显然的。在中国历史上，文人永远没有停止过替百姓呼喊的声音：亡，百姓苦；兴，百姓苦。前者往往受战乱之苦，后者往往受皇帝大兴土木工程之苦。但是，刘恒的确是个例外。他没有大兴宫殿，连穿的衣服几十年都没有变。
兴，让百姓乐。我想，这才是文景之治的魅力所在。
关于国家刑罚，刘恒生前把许多重罚改为轻罚。然而，刘启却认为，文帝废肉刑，貌似轻刑，实则杀人。刘启之所以这样说，那是有原因的。刘恒规定，凡是刑砍左脚趾的，改鞭打五百；应割鼻子的，改鞭打三百。刘恒以为，劳改犯就此只吃点皮肉之苦，少了些短脚少鼻之苦。这样，无论于谁，都是有好处的。
可事实呢？这些劳改犯根本就没几个能顶得住三五百鞭的。这些人不被鞭死，也多半是残废，要不就是落得了鞭打后遗症。于是，本来只是少脚缺鼻的，竟然被活活打死。做好事竟然变成了做坏事。
刘启认为，这样鞭打怎么行，简直就是不把人当人看嘛。于是，马上下诏：鞭打五百下的，改三百；鞭打三百下的，改二百。
如果还是没有人顶得住打，那就只好下次再各减一百了。我想，刘启打心里就应该做这样的思想准备。
历史上几乎没有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的皇帝。刘启亦不过如此，他做完好事，就想找个人使坏了。说白了，刘启就是想杀个人，此人正是刘恒生前的宠幸之人：邓通。
邓通得罪刘启，不在于他拥有数百万巨财被嫉妒，他的死穴恰恰是他最善长的活儿：拍马屁。
夜路走多了，总会有碰到鬼的一天；拍马屁拍多了，也会有拍到马脚的时候。邓通拍到刘启这只马脚，过程大约如下：
刘恒崩前得了痈疽病，这个病是要流脓血的。那时，邓通为了显示爱的伟大力量，亲自为刘恒吮吸脓血。刘恒不知何故，心有不乐，奇怪地问邓通：“你说说，天下最爱我的人会是谁呢？”
邓通从容答道：我想，应该是太子吧。
刘恒一听，就笑了。
爱他，就不要让他吸脓血，这是刘恒对邓通说的。
爱他，就要让他尝尝血化于脓的滋味，这是刘恒对太子说的。
于是，刘恒马上把太子召到病床前，让他吸脓血。刘恒这个伟大的创举，实在让刘启面露难色。当然了，刘启可以选择拒绝；可问题是，刘启必须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就是让即将到手的皇帝大位泡汤。
事实是：在皇位和拒绝吸脓血面前，刘启选择了前者。深呼吸，深封喉，紧闭眼，他真吸了。
吸完脓血不久后，刘启才得知，他之所以遭这一回恶心之举，完全是邓通整出来的。于是，刘启心里也长起了一个恶心的脓包——恶心的邓通！
此脓包一日不割，刘启一日心里不安。终于，他等到了这一天。
刘启对邓通这个脓包动手术的过程大约如下：首先，免职；其次，教唆手下，搜集罪证；再次，罪证成立，逮捕下狱，没收所有财产。更让邓通绝望的是，他多年积累的数百万巨财落到刘启手里不说，反倒欠政府数百万钱。
其实，在刘启看来，邓通一点都不冤。他被没收的那数百万，就算当初他替刘恒吸脓血的费用。本来就是嘛，这工作是邓通干的，邓通凭什么叫太子做；既然要太子亲自来，那你就要舍得钱嘛。
再说了，刘恒当初为什么执意要让邓通一夜暴富？还不是因为要粉碎算命的对邓通说的贫死论。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今天破产之邓通，你想不贫死，唯有下地求你的刘恒兄弟去吧。
果然，刘启派专门官吏日夜监视邓通，只要有人给他钱或财物，通通没收充公抵债。于是，一无所有的邓通，只能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此时，钱对邓通来说，简直就是天外之物。不久，邓通死去。有人发现，他身上竟然没一分钱。
果然是贫死！天意啊！
三 窦太后：带着眼泪微笑的往事
在汉朝历史上，有三股势力，犹如疯狗般一直都在互相攻击，撕咬，甚至是没完没了地火并。他们分别是：文官集团、外戚集团、宦官集团。特别是外戚力量，如果没有它，汉朝就像卸了装的女人，立即暗淡无光。
外戚力量，又分两拨人：那就是各属于皇太后和皇后的。往往是，皇太后一崩，其外戚即刻土崩；接着皇后的外戚上台；当皇后有一天变成皇太后，甚至中途崩时，那些随人得道的鸡犬，立即又被打得落下一地鸡毛。
吕雉之后，薄太后的外戚唯有一个薄昭，还不幸被刘恒动员百官以哭丧的方式，让他作了个自我了结。更不幸的是，好不容易嫁一个薄氏家族的女儿给刘启当皇后，却生不出一个蛋来。
这就是命，天不予，何必争？
现在，薄太后老了。我们可以想象，这个风烛之年的老人她内心的悲苦。在她有生之年，最大的不幸，无疑就是白发送黑发。送走了薄昭，又送刘恒。现在，她纵有千千结，似乎都不再重要了。
她唯一能做的，或许就是等待一场向北的风，捎她的灵魂直飞上天，然后掩埋在那曾经寂寞而又多么温暖的代郡。因为，在那里，毕竟保留了充实无争的生活记忆。
孝景二年（公元前155年），夏天，太皇太后薄氏崩。四年后，孝景后的薄皇后，无子无宠，终被废除。
现在，终于轮到窦太后登场了。
说起窦太后的革命家史，总让人唏嘘不已。在她和已逝的薄太后之间，似乎有某种相似点。首先，早年受苦，晚年享福；其次，对黄老之术都有着共同爱好。特别是窦太后，对黄老的学问简直就是如痴如狂，不能自已。
更疯狂的是，她要让皇族，甚至是外戚都要像她那样热爱黄帝和老子；除了黄老之书外，不许读另外的书。否则轻则挨骂，重则挨打，从此受到冷落。
正是这个苦命出身的女人，让孝景时期的政治都带着一股浓烈的老子气息。于是，史学家甚至把这段历史称之为黄老之治。一个深居宫室的女太太，竟能把学问搞得如此风靡。我们只能说，的确太传奇了。
事实也是，窦太后不但生活具有传奇色彩，她的人生及命运，似乎从她入长安始，传奇就像五百万大奖一样，屡屡被她撞上。
窦太后是在吕雉专政时期以良家女被选入宫的。后来，吕雉觉得长安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