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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误解直到其他华侨陆陆续续到来，向当地华侨解释才得以消除。人们才把他这个化名赵廉的中国人当作朋友，而且知道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作家，当地人很少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第四部分：彭雪枫：抗战中牺牲的新四军最高将领身在日营心在汉
有一天，郁达夫去拜访当地的侨长蔡承达，托他帮找一处房子。一进门，看见侨长正与一个日本宪兵在交涉什么事情，双方因语言不同，十分着急。正好郁达夫来了，就请他帮忙，给做一下临时翻译。这个宪兵来自日军驻距离巴爷公务30公里处的武吉丁宜宪兵队，回营后把在侨长家遇到郁达夫的事向宪兵队长作了报告。这时日军刚进驻苏门答腊，十分需要通晓日语的翻译。于是，宪兵队长亲自到巴爷公务邀请郁达夫到宪兵队做翻译。
起初郁达夫以自己是生意人，离不开生意而回绝。而且在心里，郁达夫对日军怀有深深的仇恨。因为1937年12月，日寇侵入郁达夫的家乡浙江省富阳县城，烧杀掳掠，无恶不作，郁达夫年逾古稀的老母亲不堪日军的暴虐，最后冻饿而死，1939年11月，担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的长兄郁曼陀，坚决不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在上海寓所门前惨遭汉奸特务暗杀，成为抗战中司法界为国捐躯的第一人。对此，郁达夫心中对日寇充满了刻骨仇恨，家仇国恨使郁达夫本能地拒绝了日军的要求。
但是日军宪兵队长却蛮横无理地对郁达夫说：这是军令，愿意得去，不愿意也得去。郁达夫想到日军还没有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可以在宪兵队里隐蔽下来，利用给日军做翻译做掩护，做一些有益于抗日的事情，尽自己的一份报国之心。这样一想，郁达夫也就勉强应承了下来。1942年6月，郁达夫就来到日本军营武吉丁宜。
由于郁达夫不但谙熟日语，而且会一些马来语、荷兰语，日本宪兵每次抓到印尼的抗日人士，都要郁达夫帮助翻译。郁达夫有意把大小化小，小事化了，开脱了不少人。甚至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保护了一些进步人士。
对于那些以敌为友、认贼做父的民族败类，郁达夫最为痛恨。因此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让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棉兰某大侨领的儿子带了四五个随从，奉棉兰日军宪兵队命令来武吉丁宜缉拿华侨抗领袖陈嘉庚及其领导的抗日联队。郁达夫在翻译过程中故意添加了一些使日本人不高兴的内容，日本人听了非常生气，把这些汉奸痛骂了一顿。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给陈嘉庚的抗联队带来灾难的追捕。郁达夫则借机斥责这些民族败类：“你们忘了自己是中固人吗？中国人为什么要捉中国人？快滚回去，以后不许胡来！〃这些汉奸以为郁达夫是日本宪兵，听了训斥只好垂头丧气地滚回去。
郁达夫利用当翻译的机会，为华侨和印尼人干了许多好事。他摸清宪兵部从队长到宪兵的每个人的性格、嗜好和习惯，和他们建立一种特殊的“共处”关系。他不仅会说日本话，写通讯的日文，好懂得英文、德文、荷兰文、印尼文，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在当时地面名气越来越大。不少华侨因做买卖押到宪兵部去，他说了几句，就反了。有的印尼人因为是联军“间谍”嫌疑被捕，经“赵大人”当着宪兵的面训斥一番，也就放了。他还帮助过印尼共产党很大的忙，日军曾偶然破获了印尼共产党一个机关，没有找到其他证据，但搜出了一份捐款人名单，牵连很广，如果暴露很多人就要遭殃。“赵翻译”把名单指给日本宪兵看：“这穷鬼，放高利贷，五盾十盾地放！”由于日军看不懂，听了他的话气得把名单撕得粉碎，打了印尼老人几个耳光便扬长而去。
为了隐蔽自己，麻痹敌人，也为了筹集资金，接济流亡南洋的抗日文化人，曾在日本人面前声称自己是华侨富商的郁达夫，于1942年9月，在当地华侨的热心资助下，在巴爷公务开了一家酒厂。郁达夫以自己的化名赵廉，取厂名为〃赵豫记〃。张楚琨任经理，胡愈之管帐务，同时吸纳了20多名抗日难友为职工。酒厂生产的“初恋”、“太白”酒，成了当地的畅销名酒。日本官兵来买酒时，郁达夫吩咐往酒里多加一些酒精，酒精的度数越高越好。他说：“我没有勇气和力气杀死敌人，但我可以使他们慢性麻醉而死。”
自被胁迫充当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后，郁达夫每时每刻都在设法脱身。1943年2月，这个机会终于来了。那时正逢日本宪兵队长换人，他就买通医生证明他得了肺病，要求辞职，日本人怕传染，就答应了。离开宪兵队的那一天，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是他流亡南洋一年来心情最为舒畅的日子。
第四部分：彭雪枫：抗战中牺牲的新四军最高将领异国忠魂
1944年5月，日军准备在巴爷公务与帕干巴鲁之间修筑一条铁路，要征用当地民工。许多有可能被拉去服苦役的华侨，惊恐万分。他们听说日本人对民工非常残暴，动不动用皮鞭抽、鎯头敲、刺刀捅，直至杀人儆众。一旦被征去修铁路，就等于把自己的尸骨也铺上去了。郁达夫当机立断，决定集资创办一所华侨农场，专门安排那些有可能被征去修铁路的华侨。郁达夫拿出所有的积蓄和可以变卖的家产，为的是把农场办得大一点，多让一些华侨进农场做工避难，免遭日本法西斯的迫害。
但是，郁达夫随后发现自己上了日本侵略苦的黑名单。日本宪兵总部从苏岛迁到武吉丁宜，其内部有一个福建籍的工作人员，名字叫洪根培，是日本设在新加坡特务训练所的文化特务，对新加坡文化界情形相当熟悉。1943年到武吉丁宜时，他就认出“赵廉”就是郁达夫，但当时没有马上告发，到1944年一二月份，便向日本人告发郁达夫是“联军的间谍”。并且由巴爷公务中华学校前任某校长作证，这位校长因为性情怪异被校董事会解职，他曾央求郁达夫帮忙，保住他的校长职务，郁达夫没有答应，因此怀恨在心，这时就和洪根培勾通起来告密。
日军马上立案侦察，在巴爷公务等地逮捕了10多个与此案有关的华侨。但日本人并没有逮捕郁达夫，只是对他进行监视。郁达夫找到胡愈之，把自己受监视的事告诉了他，劝他赶忙离开。胡愈之含泪与他依依惜别，想不到，这竟然成为诀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苏门答腊仍在日军控制之下，各报都不敢报道这一消息。郁达夫把从广播中收听到的喜讯告诉朋友，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取得最后胜利而感到高兴。
8月29日晚上，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个朋友商量结束农场的事宜，因为日本投降了，没有必要再拿农场作掩护。大约八点以后，有一个印尼青年敲门进来，说找他有事，郁达夫走到门口和那人讲了几句话，郁达夫回到客厅，向大家歉意地说有点事情，要出去一趟就回来，便和那人出去了，从此他就不再回来，失踪了。据好友胡愈之回忆，郁达夫和华侨及印尼人没有半点仇恨，只有日本宪兵可能把他绑架了。由于在日本宪兵队做翻译前后8个多月，郁达夫亲眼目睹了日本法西斯的种种暴行。日本法西斯为了掩盖罪行，毁灭罪证，就残酷地杀人灭口，在9月17 日将郁达夫秘密枪杀于巴爷公务。
195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1953年8月，苏门答腊华侨在他牺牲8周年之际，为他和另外10位惨遭日寇杀害的华侨反法西斯战士，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以次充好使后人对这位在异国为抗日救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并最后献出生命的烈士永志不忘！
作者：祝 彦 江西省新干县人，现任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秘书长。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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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编《抗日英烈谱》（1931—194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
3．施伟达等编《现代中国著名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贾绣君等编著《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5．党德信等主编《抗日战争国民党阵亡将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6．戴澄东著《戴安澜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全国政协、安徽省政协编《戴安澜将军》，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贾兴权编著《血色年轮——中国抗战八年风云纪实》（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
9．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10．林治波著《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1．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华儿女英烈》（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2．＇日＇铃木正夫著《苏门答腊岛的郁达夫》，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
13．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山西革命英烈》第一、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4．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编《华北英烈传》，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15．曹聚仁等编著《中国抗战画史》，中国书店1988年版。
16．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八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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