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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娘仨被革命小将踢出了司令部，一步一蹭地回了家。
到了家门口，赵四清仍旧蹲在门口，拿着小树枝笑眯眯地玩蚂蚁。看见我们三个，赵四清连滚带爬骨碌到我们面前，问我妈：“妈，你回来了？我大姐呢？”
我妈此时终于崩溃，一把抱住赵四清大哭起来，把赵四清吓得愣愣的，不知道自己干啥了。
里面我爹听见哭声，连忙出来看，一看是我妈，连忙把她扶到屋里坐下，我妈看着我爹说：“成国，解放死了。”说着把攥在手里的小包交给我爹。
我爹当场愣住，半晌才回过神来，一边哆嗦一边打开小包，小包里包着白纸，再打开白纸，白纸里包着两块水果糖，白纸上写着：“给四清。”
四、1968，上山下乡
赵解放死后，我爹赵成国彻底崩溃，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从此不再跟着我妈到处转，也不再满脸媚笑地挨个讨好他的孩子们，他像个傻子一样整天愣愣的，叫吃饭就吃饭，不叫吃饭就站在院子里发愣。也许他并不是特别喜欢赵解放，可是那毕竟是他的长女，而且他认为整件事情都是因他而起，更加感觉罪孽深重。每天吃午饭的时候，他就坐在桌子旁边扭着头向外面看，希望赵解放能够突然出现在门口，即使是领着红小将来批斗他也没关系。
革命小将们并没有因为我爹成了行尸走肉而放过他，毕竟他的破鞋故事实在太精彩了，只要他在批斗会现场，革命群众的反响总是很热烈，现场气氛也很活跃，所以作为每次批斗会的压轴大戏，我爹隔三差五地总要去陪绑，讲述他的破鞋史。唯一的瑕疵就是于小丽已经死了，一个孤零零的破鞋多少有点无聊。但是革命群众并不是很介意，那个时候群众们实在是太需要点娱乐来缓解自己的精神压力了。
因为赵解放的死，赵成国完全丧失了当初演讲破鞋史的使命感，他交代问题的时候越来越麻木，越来越机械，有几次甚至因为想不起具体情节而卡壳，就在台上茫然地看着下面，搞得小将们很不满意，只好动用皮鞋皮带帮助他唤起回忆。所以赵成国总是旧貌未去，又换新颜，脸上身上常常挂着些新鲜的伤口。
赵四清仍旧每天蹲在门口，边玩蚂蚁边等赵解放，她不相信赵解放已经死了，因为她甚至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死了”。我爹每次挨完批斗回家，都会在门口呆呆地看着赵四清，目光不离左右，生怕自己一个疏忽赵四清就会消失不见。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小将们终于对我爹失去了耐心，群众也对他失去了兴趣，同时，全国范围的大武斗持续升温，街上甚至修起了碉堡、路障等各种工事，各个红卫兵派别互相打得不亦乐乎，早已失去了来批斗破鞋的心情。
后来我分析，许多“反革命”分子能够苟活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多少要感谢那段全国大武斗的混乱状态。
由于大武斗进行得实在太激烈，小将们基本全忘了批斗“黑七类”的事，我们家的孩子多少有些出门上街的机会了。可我妈看见街上又是枪又是炮的，怕我们出去再出点什么事，总是不准我们出去。但是如果她不准，我们就不去，岂不是太乖了一点？所以我和四姐赵争鸣、五哥赵跃进经常偷偷跑街上去看武斗。
街上打得可热闹了，而且打的并不是我们家的人，这就使我们观看武斗的心态比较轻松，经常在一边评判一下小将们作战是否勇敢，战略战术是否得当之类的。
孩子的天性善于模仿，在外面看了武斗的动人场面，回来免不了要演练一番。我记得我们组织得最成功的一次演练，纠集了这个大院大大小小十八个“黑七类”分子的孩子，分做两派，弄些个扫帚竹棍，像模像样地开始战斗。
由于当时“血统论”占据社会舆论的上风，大家潜意识里都认为“根正苗红”的“血统派”应该作为此次武斗演练的正面人物，而代表黑七类分子的“出身派”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反派。我们院里最“强势”的一个叫马三的孩子，作为“血统派”的领袖，亲自挑选了十一个孩子作为“血统派”成员，而剩下七个就成了“出身派”了。之所以造成这种人数上的不平衡，是因为马三认为，既然他的派别属于正面人物，理应在人数上保持优势，以保证“血统派”能够顺利赢得战斗。
很不幸，由于我爹“黑七类”分子加流氓的双重身份，导致我们家的孩子更加低人一等，我和赵争鸣、赵跃进通通被分到了“出身派”一边，但是值得骄傲的是，赵跃进当选了“出身派”的领袖。
战斗很快拉开了序幕，十八个孩子在院子里来回奔跑喊成一片，双方拿着扫帚小棍互相乱打，场面也算是壮观。由于人数上的劣势，我们“出身派”很快陷于被动，有两个小孩被打得跑回家了，剩下的五个小孩被“血统派”团团包围，一步一步退向墙角。
眼看队伍无路可退，就要溃不成军，手上又挨了一下，连小棍都被打飞了，领袖赵跃进不禁火冒三丈，他发起了狠，低下头一头顶向一个“血统派”队员。该队员猝不及防，被赵跃进顶得踉踉跄跄，为了保持平衡，就顺手一抓。这一抓不要紧，正抓住“血统派”领袖马三的裤子，一把就把马三的裤子给扯了下来。马三眼见胜利在望，正打得起劲，忽觉下面一凉，低头一看，裤子不翼而飞，大叫一声“哎哟”就蹲了下去，其他“血统派”队员看见领袖忽然倒下，顿时群龙无首，手里的攻势就这么一慢，“出身派”眼见敌人势缓，此等良机岂容错过？立即一拥而上，扫帚竹棍纷纷往马三头上招呼。我四姐赵争鸣本来就有点害怕，就拿着小棍闭着眼左一下右一下地乱捅，不幸一下正捅在了马三的小鸡鸡上，马三吃疼，立即“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众人都停了下来。“血统派”眼见“红小将”被“黑七类”打败，领袖马三被击中要害哇哇大哭，感觉十分荒谬。
此时坐在地上的马三止住哭声，跳起来大喊：“谁捅我小鸡鸡？”
赵争鸣没事人一样左看看右看看，手握着肇事的小棍背在身后，体现出超一流的装傻技能。
“革命不带捅小鸡鸡的。”马三带着哭腔说。
“咋不带，革命啥都带的。”领袖赵跃进为了保护四姐赵争鸣，挺身而出道。
“就不带！”马三喊道。
“就带。”赵跃进喊回去。
“不带！”马三提高一个音阶。
“带！”赵跃进再提高一个音阶。
众人见俩人毫无逻辑推理，完全有理就在声高，觉得很是无趣，纷纷散去，连被保护人赵争鸣都把小棍一扔，溜溜达达回了屋，留下俩人鸡生蛋蛋生鸡地无休止讨论去了。
我爹一直坐在门口默默地看着这些孩子，眼里流露出一丝微微的笑意，那一瞬间，他似乎忘却了所有的屈辱，重新体会了一把自由人的快乐。
没有批斗会参加的赵姨妈更加落寞，做事情经常颠三倒四，我妈让他出去买菜，他拎了瓶酱油回来；让他擦擦桌子，他拿了把扫帚在桌子上一阵划拉；还有一次更离谱，出门以后找不到回家的路，直接走到对面院子一户人家的屋里去了。
人家小夫妻两个刚生完孩子，小媳妇正在屋里奶孩子，赵姨妈径直走过去就看。小媳妇一抬头看见个男人在旁边，吓得哇哇大叫，她丈夫在里屋听见老婆哇哇叫，以为把孩子掉地上了呢，冲出来一看一个男的正看他老婆奶孩子，大叫“耍流氓”冲过来就要揍我爹。
还好这个男的认得我爹，一看是我爹，知道赵姨妈被折腾得脑子有点问题，应该不是有意为之，就没动手，把我爹揪出门给送回来了。我妈一看我爹又闯祸，连忙给人家赔不是，说我家老赵不是故意的，他脑子有毛病，那男的很是宽宏大量，并不计较，连声说不要紧不要紧，以后看紧点别让他乱跑，幸亏是我，要是别人又得挨顿揍。我妈感激不尽，硬是塞了一小包油茶面给人家表示感谢，把我和我四姐赵争鸣心疼得什么似的。那段日子，我爹一个人闯的祸比我们几个孩子加起来还多。
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随即开始了历时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当时在校的“老三届”学生一片热血，满腔壮志，在“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的口号声中奔赴云南、新疆、内蒙、陕北、黑龙江等偏远贫困的地区，誓言要“战天斗地”。我的二姐赵援朝和三哥赵卫国，一个去了内蒙，一个去了云南，开始了他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知青生活。
家里两个孩子的离开，使我的父母更加悲伤。孩子们满腔雄心壮志，并不知道未来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可是他们知道，他们从一开始就预见到了未来的悲剧性。
家里一下子又走了两个孩子，就显得有点冷冷清清，尤其是走了大嗓门的赵援朝，家里一下子安静了很多，加上我和赵争鸣本来就只偷东西不说话，赵跃进一天到晚不着家，赵四清大部分时间都在门口等赵解放，而赵红兵除了吃就是睡，过着猪一样的生活，丝毫没有“红兵”的风采。吃饭的时候我妈看着空落落的椅子掉眼泪，我爸执著地扭着头看门口，希望哪个孩子能突然出现。
我和四姐赵争鸣、五哥赵跃进在学校的日子也很不好过，被冠以“破鞋子弟”的称号，天天人人喊打。五哥赵跃进痛击马三后自信心强烈膨胀，一天到晚跟人打架，结果却是负多胜少，一天到晚满头都是大青包，遂痛定思痛，干脆不上学了，说要到外面找高人拜师学艺，有朝一日回来痛扁这些红五类，从此在学校再也没看见过他。
剩下我四姐和我，在学校里更加孤单，那时候学校也早就不上课了，老师们统统被打倒了，学校里天天就是政治学习，背毛主席语录，这种活动也轮不到我们黑七类加破鞋子弟参加，我和赵争鸣每天上学就是在校园里游荡，东瞅瞅西看看，找点能吃的东西吃，什么烤个蚕茧啊，烤个土豆啊，倒也乐此不疲。
除了背语录，学校里另一项重要活动就是斗老师。那时候家里大一点的孩子都上山下乡去了，只剩下一些八九岁的小崽子，大的最多十一二岁。这些孩子经常组织起来在学校小礼堂批斗老师。有一次组织了一个叫“留洋反动派专题斗争会”的批斗会，把附近学校几个出国留学后回来报效祖国的老师全都抓了过来搞批斗。
小“红小将”把批斗会搞得像模像样，一切按照标准程序进行，把几个老师带上来一字排开按倒，准备挨个进行批判。
一个小“红小将”上来先来了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鼠！”众人一听错了，都想笑，可又不敢笑。
一个老师抬起头战战兢兢地说：“小……小将同志，错了，不是……不是纸老鼠，是纸老虎。”我认得这个老师，他姓张，是教我们语文的老师，五十多岁了，两鬓都已斑白。据说以前在国外是专门学习儿童教育的。他是个好老师，学问很好，博古通今，课讲得也好，又好玩又长知识，而且从不打学生，对我和赵争鸣特别好，觉得我们俩很乖，也喜欢读书。对我们来说，张老师就像我们真正的父亲。
“什么？你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