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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个姑姑用锅灰抹在脸上，把衣服撕破，还把衣服反过来穿，头上顶着棉花胎，像是讨饭人似的，我们是踩着尸体去了难民区，看到笪桥那儿死尸很多。
我妈没去难民区，她的脸上有麻子。我父亲去难民区后，在粥厂烧大灶，难民区里面的人很多，年轻的妇女住在金陵女子大学，我们住在学校外面，我就睡在水泥地上，连走廊里都住着人，打点粥吃。
当时我姑姑在金陵女子大学，她有个小女孩没带在身边，还在摇篮里，我帮着带，摇摇篮，姑姑家有点钱，我帮她带小孩，给我一点饭吃。有一次，日本兵来了，看到小孩，意思可能是要找小孩的妈妈，我又不知道他的意思，结果，他就将我糟蹋了，我才九岁耶……
＊＊＊＊＊彭善荣，十九岁，家住南京洪武路五十号。
我叫彭善荣，出生于一九一八年，但在我的身份证上写的是一九二零年，当年日军统治南京时，我怕被抓差，少报了两岁。我父亲曾在游府西街开了一家彭荣记搭棚店，我十四岁那一年，他去世了，两年后，我母亲又去世了。
我与哥嫂、姐姐、姐夫一起生活，住在洪武路五十号。我与哥哥彭善芝，都是电工，我姐夫叫陈文举，是送公函的差役。我已经订婚了，爱人姓谢，是小学老师，订婚才一个多月，日军轰炸南京，局势很混乱，不能举行婚礼了。
由于日本飞机不断丢炸弹，我们全家搬到夫子庙，当时那里的很多人都搬走了，对我们的搬迁，周围的人很奇怪，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搬到难民区，住在延安剧场边上的兴业里。
当时我姐夫的一个同事已经逃离南京，他的妻子，大约三十岁不到，带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儿，与我们住在一起。因为怕那里不安全，有危险，我姐姐、嫂子住进了金陵女子大学，那里有华小姐的保护，我姐夫同事的妻子没去那里，她在脸上抹上锅灰，过了几天，日军就进城了。
日军进城后，烧了很多房子，大华戏院、交通部等都被烧毁了，我们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一天，一个日本兵来找姑娘，我们说没有，碰巧我姐夫同事的妻子出来，被那个日本兵看见，他便将我们几个人赶出房间，关上门将我姐夫同事的妻子给羞辱了，她哭得很伤心，我们都劝她，过了几天，她就带着孩子离开了我们到别处去了。
一个多星期后，我哥哥被日本兵拉走了。一天，我姐夫到金陵女子大学给嫂子她们送饭去了，我与四个年幼的侄子、外甥女待在家里。日本兵带着翻译又来找姑娘，没找到，他们又到楼上，将门砸开，东西翻了一地。
日本兵下楼后，又来盘问我，问我是做什么事的，我说我是电工，他们检查我的手、我的头，日本兵让我把棉裤卷起来，检查我的腿，用刺刀戳了一刀，鲜血直流。他们走后，隔壁姓杨的邻居拿了几支香烟，用烟灰敷在伤口上，才将血止住。
我哥哥被日军抓到句容，过了一个多星期才回来。没过几天，我又被日军拉走，与我一同被抓的共有二十三个人，推着独轮车送东西到汤山。到汤山后，天已经黑了，日军让我煮饭，我从没有煮过饭，不知道要放多少水，结果煮了生饭，我被日军打得半死。
一天深夜，我们趁日军不注意，全体逃了出来，大路不敢走，就走田埂小路，连续走了十多里地。天快亮时，我们走到何家塘，又不敢走了，碰巧遇见了一位老大爷和一位老大娘，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一间空房子，里面有很多稻草，稻草下面有不少死尸，我们就睡在上面，能摸到下面的死人头。
天黑后，我们又上了路，在麒麟门，遇见了日本兵，又被抓了，被拉去挑东西，我们跟着日本兵进了城，把东西送到鸡鸣寺的考试院里。我们中的两个人逃跑，被当场打死，后来又有一人被打死。
在兴业里，我们的一个女邻居，三十多岁，被日军沾污了。
城里面没菜吃，一天，我与几个人一起到水西门外找菜，被日本兵抓住，威逼我们与他们一起去找姑娘。一个女的躲在一个棺材旁边，被他们发现了，四个日本兵轮流上了那个妇女，日本兵还不让我们走，逼我们在一边看。
一次在门东找菜时，又遇见了出来找姑娘的日本兵。一位妇女躲在家里，被发现了，四个日本兵进去，并命令我们在外面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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