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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亦须适可而止。”曾国藩依然保持着他那平静舒缓的语声，“莫以为我立意不开衅，便是怕事不设防！我已密调各路军队到津，军械由上海制造局航海赶运，军粮呢，福建采办的两万石米，可以奏请截留。真的逼得人不得过，也就只好跟他周旋了。”
崇厚惊愕莫名，“中堂，”他嗫嚅着说，“我竟不知有这些部署！”
“现在你知道了。”曾国藩闭眼捋须，接着又说：“我自募勇剿贼以来，此身早已许国。幸赖圣祚绵长，将士用命，荡平巨寇，百战名将，如今凋零虽多，也还有李少荃、左季高、彭雪琴、杨厚庵，那个不是念切时艰，心存君国？就算我衰病交侵，不久人世，继起亦复有人，不见得跟洋人打都不能打！”
这番话一说，崇厚无法再谈得下去，而且心里惊疑不止，他无法判断曾国藩的话，是真是假？他也知道，曾国藩处事一向慎密，又有一班极能干的幕友，暗中调兵遣将，非无可能。看这样子，说不定曾国藩眼前的一意主和只是缓兵之计，等军队开到，又是一样说法，那就非把大局搞决裂了不可！
这样一想，他觉得曾国藩在天津，有害无益，苦于无法把他请走。谁知事有凑巧，曾国藩因为崇厚一味媚敌，逼人太甚，心境大为不快，眩晕的毛病越发严重，以致当客呕吐，卧倒在床。崇厚灵机一动，趁此机会，飞奏曾国藩病重，不能任事。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举动，但照崇厚的想法，这一来不但是救他自己，也是救了曾国藩，让他能把一副千斤重担卸下来，回保定安心养病。
在同一个奏折中，崇厚又说，法国公使已提出职官抵命的最后限期，如果在拜折第二天下午四点钟，还未有确实答复，法国兵船就要派兵上岸，杀向京城，而大沽口的各国兵船，就在这一两天内开到了九艘之多。
这个折子递到京城，正就是崇厚拜折第二天的下午四点钟。如果说已经决裂，则事已无及，而期限过于迫促，亦反令人有不近情理，纯为空言恫吓的感想。因此，奉旨进宫看折的恭王，对这一层倒不怎么摆在心上。
然而曾国藩的病倒在床，却不能不重视。恭王和总理大臣们都知道，崇厚对外则资望不足，为敌所轻，对内则与情不洽，动辄获谤，已经无法再在天津立足，所请“简派重臣”，实在有此必要。为难的是这个能办洋务的“重臣”到那里去找？
“这是个火坑，派谁谁倒霉！”宝洌Э嘈ψ潘担昂鸵槌刹怀墒橇硪换厥拢染偷萌媚前唷辶鳌罡龉唬 �
他的话一半是牢骚，一半也是实情。沈桂芬则比较沉着冷静，心想宝洌У幕耙淮觯颜胰耍谑墙艚幼潘档溃骸盎八淙绱耍虑橐驳昧矫婵矗馐焙蛩贤ι矶觯言粝喽嘉茨馨斐傻母Ь职斐桑叵泶竺Ｔ偎担医舜蠊Γ⒁啾夭槐〈！�
“对了！”恭王许了愿心，“谁要是把这副担子挑了下来，我一定保他，或是换顶戴，或是调剂差使，两宫太后不能不依。”
有此一句话，立即便有人自告奋勇，那就是以兵部尚书奉派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毛昶熙。他是河南人，也是咸丰初年投笔从戎的翰林之一，一向在他家乡办团练，比起曾国藩、李鸿章戡平大乱的勋业来，自有天渊之别。但正如俗语所说的，“没有功劳有苦劳”，在慈禧太后和恭王眼中，是个肯为朝廷出力的人。毛昶熙本人则在京朝大僚中，以知兵自名，把那些以翰苑起家，循资升为尚书、侍郎的大臣，都看作书生。这时因为法国公使以兵船胁迫，他认为以兵部尚书，总理大臣的双重资格，该去看一看虚实，因而毅然请命，打算着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
有他肯不避艰险，且又是总理衙门的人，深知朝廷的意向和全案的首尾，恭王自然接纳。但与宝洌А⑸蚬鸱颐苌痰慕峁衔煅笪竦某げ牛谝煌贫∪詹绻娴暮鸵榫隽眩蚬拔谰╃埽址抢詈枵虏豢伞４送馔写饰约玻Ａ熘绷ヌ岫较蚊牧趺喔谜髡佟Ｉ潭苏庑┌旆ǎ⒖探胫级ǘ帷�
那几天因为承恩公惠澂的夫人病殁，作为亲生长女的慈禧太后，哀痛不已，养心殿的常朝暂免。这时，只有恭王一个人“递牌子”，两宫太后在御花园钦安殿召见，自是一奏就准，当天就下了谕旨。名义上仍旧尊重曾国藩，让他主持天津的交涉，但以“该督抱恙甚剧，恐照料或有未周，谕令丁日昌迅速赴津，帮同办理。又以丁日昌航海前来，须在旬日以外，先派毛昶熙前赴天津会办。”同时“谕令李鸿章，带兵驰赴畿疆，候旨调派。”
于是毛昶熙带着四名随员，由京师星夜赶到天津，预备与“洋官”会议。
毛昶熙的四个随员是，翰林院侍讲吴元炳、刑部员外刘锡鸿、总理衙门章京陈钦、恽祖贻，算是京里一等一的洋务长才，其实只有一个陈钦是好手。他在总理衙门的章京中，称为“总办”，就好比军机章京的“达拉密”，内务府的“堂郎中”，是司官的首脑。曾国藩对毛昶熙知之甚深，并不重视，倒是对这四个人，一谈之下，赞叹不绝，许为“难得之才”。
难得的也还只是一个陈钦。在与法国公使罗叔亚、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会议席上，他据理力争，侃侃而谈，引证各国通行的公法，指出丰大业应负激发冲突的责任，同时表示修堂、赔银以外，天津府县撤职交刑部查办，缉凶事宜正由新任天津地方官办理，安三、王三两名祸首已经照罗叔亚的要求释放，中国所应该做到的，不但已经做到，而且已经过分，不能再有所让步。
罗叔亚被驳得无话可说，一味坚持职官抵命的要求，变成无理可喻，威妥玛自然也就挑拨不起来。等会议不欢而散，罗叔亚与威妥玛大概觉得还是总理衙门比较好对付，随即便离津进京。
崇厚一看这情形，正是脱身之时。一则交卸了三口通商大臣的职司，便解除了天津交涉的责任，再则怕罗叔亚在天津未能讨得便宜，会跟总理衙门去找麻烦，他得从中去说好话，以排解见功。所以拿“奉使法国请入都陛辞”的理由，拜折即行，跟在罗叔亚后面，匆匆赶进京去。
崇厚一味媚外，凡事看不清楚，曾国藩却是神明未衰，自己知道，这桩交涉，坏在误听崇厚的先入之言，一上来失之于太软弱，让法国人步步进逼，搞得枪法有些乱了。静下来细想一想，觉得罗叔亚的态度奇怪，如照起初那样的强硬，则会议决裂，接着便是法兵登岸，何以一无表示，悄然进京？
这个疑团，很快地就被打破了。从英国通到印度孟加拉省首邑加尔各答的“电报”，传来消息，说是普鲁士跟法国开了仗，起因于西班牙发生革命，女王被废，预备迎立普鲁士王的一个亲族为西班牙王，法国的皇帝，老拿破仑的侄子，称为“拿破仑第三”的，表示反对。于是普鲁士王遣大将毛奇，领兵进攻法国。在大沽口的法国水师提督，就因为国内正有战事，必须待命行动，所以拒绝了罗叔亚的要求，怎么样也不肯开衅。
“天佑吾华！”曾国藩大大地松了口气，知道仗是打不起来了，至少限度可以说，要法国国内再派援兵，是不会有的事。
“中堂！”薛福成说，“法国既有内顾之忧，我们这里何妨乘机利用？”
“不然，不然！”曾国藩大为摇头，“你莫想到《战国策》上的话！普、法两国的国情形势，几乎一无所知，而想利用重洋万里以外的战局，如何可以！这个论调发不得，一发助长了主战诸公的虚骄之气。为今之计，正宜把握良机，奏请慈圣，执持定见，促成和议。请你去拟个奏稿来，普法开仗的事，只字不可提！”
“是的！”薛福成心诚悦服，“中堂这才是老成谋国！”
这个奏折由曾国藩和毛昶熙会衔拜发，主旨是“请中外一体，坚持定见”，决不用兵，但兵可不用，不可不备。本打算着“投荒万里之行”，有几年苦头可吃的李鸿章，忽然得此际遇，精神抖擞地星夜带兵入卫，一路行军，一路不断上奏，同时行文军行所经各地督抚，要求供应军需。曾国藩是替他办惯了粮台的，将福建船政局购办的“京米”，截留了两万石，存放在天津，专等李鸿章和刘铭传来领。
除了李鸿章，丁日昌亦已奉旨北上，他也是来“跳火坑”的。启行之前，先上个奏折，说“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唱百和，亦足以荧听闻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自道“臣每读书至此，不禁痛哭流涕”，因而提出看法“现在事机紧急，守备则万不可缺，至于或战或和，应由宸衷独断，不可为众论所摇”。这番话的意思，与曾国藩一样，都是请两宫太后“谋划必须决断”，抱定主旨，决无更改。言外之意，都指醇王、李鸿藻、倭仁那些人的话，万不可听。
因为如此，没有人再发主战的议论，但一口怨气不出，都发泄在曾国藩头上。有的公然指责，有的写信质问，大致以前骂崇厚的话，现在都用来骂他，态度最激烈的则是他的同乡，甚至要把他悬在湖广会馆的那块“道光戊戌科会试中式第三十八名进士、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的匾额撤除。
以曾国藩的德高望重，尚且被骂得如此不亦乐乎，总理衙门和涉及到这件教案的部院，自然深具戒心。曾国藩挨骂最厉害的一件事，就是官声甚好的张光藻、刘杰撤任，解交刑部治罪，如果刑部真的治了罪，必然又受清议攻击，变成替人受过。刑部尚书郑敦谨，当然不会这么傻，所以当直隶臬司钱鼎铭将此两人解送刑部时，主管的直隶司郎中，拒绝收领。接着，军机承旨，发了一道上谕：“罗叔亚无理要挟，所请府县抵偿一节，万无允准之理。传谕钱鼎铭将张光藻等解赴天津，并令曾国藩等，取具该府县等亲供，以期迅速了结。”既不说治罪，亦不说免议，不知“如何迅速了结”？使得钱鼎铭深感为难。
在曾国藩，明知刑部有意推卸责任，不但没有什么不快，反觉欣然，认为补过的机会到了，听张光藻和刘杰要请病假，一口答应。于是张、刘二人，当天离开天津，躲到外县去“避风头”。
缉凶的事，他一样也不起劲。毛昶熙看看情势不妙，曾国藩口说“不惜得罪清议”，又说“眼前事大，千秋事小”，其实既畏清议，亦惜千秋之名。他新补了崇厚的遗缺，兼署“三口通商大臣”，会办交涉职责所在，不得不天天催曾国藩“拿办凶手”。
一拿拿了三十多名，都是“水火会”中人，由新任天津知县萧世本审问，因为听审的百姓极多，萧世本不敢不慎重，这样便又拖延下来了。
二九
就在这时候，江宁发生了一件清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怪事：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马新贻在江宁练了四营新兵，规定每天操演两次，专习洋枪、抬炮、长矛，每月二十五校阅，主要的是看新兵用洋枪打靶，地点就在新建总督衙门未完工前，暂时借用的江宁府署西面的箭道。他对新兵用洋枪的“准头”如何，看得很认真，好在出了署西一道偏门，就是箭道，走了来，走了去，不费什么事，所以每一次都是亲临校射。
七月二十五又逢校阅之期，因为下雨，延迟一日。第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