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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罢各散，李德立赶到御药房去监视煎药，薛福辰出宫回客栈。刚一坐定，恩承带着内务府的笔帖式和两名苏拉，坐一辆大车赶到了。
相见礼毕，恩承将他拉到一边，含着微笑，悄然说道：“薛老爷，恭喜，恭喜！”
“喔！”薛福辰不知怎么回答。
“一来是李中堂的面子，二来是李总管的照应，上头很夸奖你，说你忠心！不过，”恩承放出极恳切的神色，“李中堂有信给我，我拿你当自己人，内廷当差，总以谦和为贵，也别太扫了李卓轩他们的面子。”
这自是一番好意，但薛福辰称谢之余，不免懊恼。自觉满腹经纶，未见展布，如今以“方技”邀恩，已深感委屈，谁知还要再屈己从人，想想实在无趣。
过不了几天，又有个荐举来京的到了。此人是山西巡抚曾国荃应诏所保，名叫汪守正，字子常，杭州人。汪家以经营典业起家，号称“汪百万”。在乾隆年间，汪氏“振绮堂”，与宁波范氏“天一阁”，为海内知名的浙西浙东两大藏书家。
汪家最有名的一位人物叫汪远孙，字小米，承乾嘉的流风余韵，广接宾客，喜欢刻书，他自己也有好几种关于考订古史的著作。这个汪守正就是汪小米的胞侄，捐班知县出身，分发河南，补了实缺，颇见才干。以后调到山西，为曾国荃所赏识，由简县虞乡调补一等大县平遥，接着又调阳曲，是太原府的首县，也是山西全省的首县。
当首县的真正是做官，不会做的，苦不堪言。明朝末年有个阳曲县令叫宋权，常说：“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县官与上官同城，叫做附郭，附郭省城的首县，等于督抚、将军、监司的“账房”兼“管家”，婚丧喜庆，送往迎来，都由首县办差。伺候贵人的颜色，不是件容易的事，出力出钱之外，还要受气，所以说“恶贯满盈，附郭省城”。
但长袖善舞，会得做官的，当首县却是件极有兴头的事，因而又有首十字令：“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将中中；七曰梨园子弟勤供奉；八曰衣服整齐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常称颂；十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汪守正便是十字俱备，外加医理精通，是山西全省第一能员。如今由曾国荃举荐为慈禧太后看病，是飞黄腾达，千载一时的机会。他早已盘算过，病看得好，一定升官，看不好，不如自己知趣辞官，反正回任是决不可能的了，所以奉召入京时，尽室而行，行李辎重，相当可观。
到了京师崇文门，照例验关征税。旁人听说是山西来的“汪大老爷”，不免讶异，山西连年大旱，汪守正的宦囊何以如此丰富？有人说他办赈发了大财，也有人说他本来是富家，无足为奇。不论如何，那番鲜衣怒马的气派，洋洋自得的神态，与薛福辰不可同日而语，却是众目昭彰的事实。
进了城先到宫门递折请安，接着便是与薛福辰同样待遇，在内务府受李德立的“考校”，预备第二天进宫请脉。
退出宫来，回到客栈，汪守正打点礼物，分头拜客，曾国荃替他写了十几封信，分托京中大老照应，一时也拜不完，只好先拣要紧的人去拜。此外还有两个要紧人，也是非拜不可的，一个是李德立，一个是薛福辰。
一打听，李、薛二人都在内廷值宿，这天是见不到了。汪守正无奈，只好打听到李德立的寓所，派人投帖致意。同时送上一只红封袋，外写“冰敬”，内装银票二百两。
非常意外地，等跟班投了帖回到客栈，李家跟着就送来四样菜，然后李德立来拜。相见寒暄，彼此都极亲热，汪守正特意致歉，说是由于他在内廷值宿，所以不曾亲自拜访，十分失礼。
“不敢，不敢！”李德立拱手答道，“内廷值宿，亦有放回家的日子，今天正好轮着兄弟歇工。幸会之至。”
“真是幸会！二十年来，久仰‘李太医’的大名，识荆之愿，一旦得偿，真正快慰平生，无论如何要好好请教。”
于是汪守正留他便酌。一则是看在二百两银子的分上，再则有心结纳，好对抗薛福辰，所以李德立欣然不辞。灯前把酒，谈得相当投机。
这一谈自然要谈到慈禧太后的病。李德立对薛福辰有意卖关子。在汪守正面前，却无保留。然而他所知亦实在有限，并不比薛福辰凭一双眼睛，三只指头察觉所得来得多。
而在汪守正，获益已经不浅，此刻所要明了的，是薛福辰如何下药？
“说起来亦算别创一格，那位抚屏先生用的竟是姜椒，又说出自古方，连西圣自己都认为不妥，终究另拟了方子。”
等他把薛福辰初次请脉所拟的两张方子，以及这几天仍以健脾益气的治法为主的情形一说，汪守正便已了然，薛福辰确是高明。同时也料准了薛福辰必已知道慈禧太后的病根，只是脉案上不肯说破而已。
“抚屏先生最初学的是黄坤载，不过能入能出，博究诸家，能得其平。”汪守正又说，“其学大致宗东垣，自然以温补为主。”
这是汪守正的老实话。李东垣是金、元四大家之一，他是河北富家子弟，所交都是嗜欲逸乐的贵介，起居不时，饮食失调，往往伤于脾胃，所以发明补中益气，升阳散火的医道，成为“温补”一派，而所重特在脾家。慈禧太后缠绵久病，气血两亏，从健脾入手，使得饮食能够渐归正常，培元益气，崩漏自然可以止住，是极好的治法。
因此，汪守正打定了主意，自己要跟薛福辰合作，才能见功。不过李德立对他不满之意，溢于言表，自己的打算，决不可泄露。为了希望此人不掣肘，还得好好下一番敷衍的功夫。
这一夜自是尽欢而散。第二天一早进宫，在内务府朝房会齐，见着了薛福辰，他恐怕李德立猜疑，不敢过分亲热。一经请脉，越觉薛福辰入手便正，只是健脾以外，还须润肺，同时也觉得人参未尝不可用，因而开了一剂以人参、麦冬为主，与温补差相仿佛的甘润之剂。
方子呈上，所得的“恩典”与薛福辰一样，赐饭一桌，由恩承陪着吃完，然后搬行李入内廷值宿。是内务府的空屋，与薛福辰同一院子，南北相望。
行客拜坐客，汪守正只送了几部医书，但都是极精的版本。最名贵的是一部明版的《本草纲目》，刻印于万历年间，是李时珍这部名著的初刊本。原是汪守正行踪所至，不离左右的，此时毅然割爱了。
薛福辰不肯收受，无奈汪守正意思诚恳，却之不恭。收是收下来了，觉得老人过意不去，想有所补报，只以身在客边，无从措办，惟有不断称谢。当然，有此一番结交，自有一见如故之感。
到得夜深，薛福辰一个人在灯下打围棋谱，汪守正却又不速而至。这次是专门来谈慈禧太后的病情的。
“薛先生！”他年纪比薛福辰大，但称谓很谦恭，“上头既然忌讳崩漏的字样，总得安上一个病名。”他说，“有人问起来，圣躬如何不安，到底什么病？莫非也像那班太医，支吾其词？”
“说得是！”薛福辰沉吟了一会答道，“病呢，也可以算是‘骨蒸’。”
汪守正点点头：“这一说就对了！我也觉得可以说成骨蒸。得薛先生一言，就算鉴定了。”
“子常兄，你太谦虚了。”薛福辰微感不安。
“实在是要请薛先生指点提携。”
“指点”也许是客气话，“提携”则薛福辰心甘情愿。因此，第二天奉旨会诊，合拟方子，薛福辰便支持汪守正的看法，仍旧用了人参、麦冬这几味药。
第一部分柳堂死谏第26节备战求和
曾纪泽是六月二十四到俄国京城彼得堡的，接连打来三个电报，第三个是报告会见俄国“外务部尚书”格尔思的经过。格尔思表示“条约改议，外国尚有之，罪使从古未有。”态度是“面冷言横”。因此，曾纪泽奏请将“崇厚罪名宽免，为转圜第一步”，说是“虽干清议不敢辞”。
这句话自是指李鸿藻和那班清流而言。主战一派在躁进的张之洞策动之下，花样百出。宝廷刚刚上了一个折子，说是“外患渐迫，请召知兵重臣左宗棠入朝，筹划方略，以济危难”，使得恭王相当头痛，现在接到曾纪泽的电报，他虽有“干清议而不敢辞”的勇气，恭王却不肯贸然代崇厚乞恩，只拿曾纪泽的电报面奏取旨。
慈安太后也作不了主。于是恭王建议，请两宫太后“同赐召对”。事实上也只有此一法，慈安太后便到长春宫跟慈禧太后去商议。
“别的倒没有什么，就怕累着了你，又怕你生气。”慈安太后说，“你自己瞧着办吧，能支持得住，跟大家见见面也好。”
“不要紧！”慈禧太后毫不犹豫地答说：“这两天吃的药，倒仿佛很对劲，那一会儿的工夫，怎么会支持不住？”
这是半年之中，慈禧太后第二次跟军机大臣见面，距离上一次视朝，也有两个月了。瞻视御容，消瘦得令人吃惊，七月初的天气，她却穿的是缎子夹袍，宫女扶上御座，气喘不止，好久才能回答群臣的问安。
“李鸿章、曾国荃荐的大夫都不错。”她用很微弱的声音说，“人还虚得很，不过舒服得多了。”
“国家多事之秋，全靠两位皇太后决大疑、定大计，臣等才好遵循。”恭王很虔诚地说：“仰赖祖宗在天之灵庇佑圣躬，早日康复，才是宗社臣民之福。”
“你们急，我也急！偏偏又不是一服药，两服药治得好的病。你们办事，总要当我天天跟你们见面一样，实心实力，和衷共济，大局才能对付得过去。”
声音极轻，而话中的分量很重，尤其是那一句“当我天天跟你们见面一样”，仿佛指责，见慈安太后老实好说话，有什么欺罔的情形似的。然而这亦无从辩白，只能这样答说：“国事如此，臣等决不敢有丝毫偷闲，敷衍塞责的心思。”
“原要这样子。”慈禧太后接着便提到曾纪泽的请求：“崇厚定罪，当初原说等曾纪泽到了俄国以后再议。既然俄国接待我国的使臣，而且，说条约还可以改议，是这样，崇厚杀不杀，就没有要紧了。就不杀崇厚，放他出来，他还能逃到外国吗？就把他放出来好了！”
听得这话，恭王如释重负，但不宜多说任何一句话，只平静地答一声是。
“我也不想打仗，不过也要和得下来才行。把崇厚放了，是小事，一放崇厚，大家以为朝廷怎么样委屈都可以，决计打不起来，就此把各处防务都撂下了，白忙半天，一旦有事，仍旧受人欺侮，那可是件大事。”
“防务自然还是加紧办理。”恭王答道：“各国使臣跟新闻纸上都说，俄国兵船在八九月间打算封我辽海，除了已奉旨派曾国荃督办山海关一带海防事宜以外，臣等公议，想派鲍超带领在两湖招募的勇丁一万人，克日坐船北上，在山海关与京城之间，择要驻扎，一则备边，二则保护京畿。这样子办，是不是妥当？就今天请两位皇太后定下主意。”
“鲍超是勇将。他跟曾国荃自然合得来，就怕他跟李鸿章面和心不和。”
“这一层，不烦圣虑。他们是出生入死的老弟兄，何况国事如此，不至于还闹意气。”
“那好！”慈禧太后又说，“饷要给鲍超筹足。”
“是。”恭王答道，“新募这一军，开拔之前，由湖北在部拨边防经费项下照拨，到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