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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赫斯有关的其他人——他弟弟阿尔弗雷德，他的几个副官、警卫员、秘书和司机——都被逮捕。伊尔塞·赫斯未遭监禁，但鲍曼却尽力让她受辱。鲍曼尽量与其前主子疏远。
他改变了他的两个孩子，鲁道夫和伊尔塞（随赫斯夫妇取名）的第一个名字，为他们指派了更加合适的教父母。她被选为赫斯的继任人后，将凡能勾起人们对其前主子的回忆的东西全部荡涤净尽。赫斯的所有照片，以及凡印有他的照片的书籍和官方文件，全被销毁。他甚至要没收赫斯的房子，但此举连希特勒都觉得过份。希特勒拒绝在没收文件上签字。
贝格霍夫顶楼上的客人们终于被释放了，但谁也不敢提起出走英国一事。有人故意问，为何赫斯的副官不来吃饭？鲍曼回答说，他已进了监狱——“他不会再出来了”。恩格尔在他的日记中评论道，“敢在这个蜂窝前走来走去的，只有鲍曼一人。我们都认为，他以为这是他横行的时刻。”
在英国，政府决定不向公众公布对赫斯审讯的情况，最好是让纳粹自己去猜。5月16日晚，赫斯被秘密押往“伦敦塔”，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战俘。几天后，A·P·赫伯特用诗歌的形式，总结了英国人对赫斯的看法：
他疯了。他是和平鸽。
他是基督，他是希特勒的侄儿。
他是他们最诚实的一员。
他是他们最狠的杀手。
他是维护人类的任务。
他不是酒鬼，他是“瞎子”。
他自十岁起就成为疯子，
但历来是希特勒的高士……
对赫斯的出走，斯大林比墨索里尼更加担心。据墨索里尼的女婿说，他“对此事表示高兴，因为它能使德国股票下跌，即使对意大利人也如此”。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听到有入侵的谣传，怀疑英国真的在与希特勒玩弄阴谋。他们实行了新的规章制度：除极少数情况外，外国人不准到莫斯科城外旅行。
希特勒虽然万分生气，但对几名亲信私下说过，对赫斯自愿牺牲自己去执行如此危险的任务，他深表尊敬。细想之下，他省悟到，他的副手之冒险出走，完全是为了他。希特勒并不相信赫斯已疯；他只是太笨，看不出自己犯了一个多大的政治错误。
这个较清醒的看法，后来得到了证实。几个月后，布鲁克曼太太的丈夫逝世。希特勒安慰她说：“我们都有各自的坟墓，我们也变得越来越孤单。但是，我们得克服一切，继续活下去呀，我亲爱的贵夫人！在我周围的人中，只有两人是我内心真正喜爱的：托特博士（”西壁”和高速公路的建造者）和赫斯。这两人都不在了。托特已去世，而赫斯又从我身旁飞走了！”
“你现在对我说这些了”，据报道，坦率得有名的布鲁克曼太太回答说，“但是，你的官方报纸说了些什么？年复一年，我们都前往白莱特，而且深受感动，但是谁明白它的真正意义？当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产生了一个像将死亡将士引进万灵殿的奇女瓦尔奇里一样的人物时，一个能深刻了解华通命令的意义的人物，一个追求用英雄的胆略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去实现你最神圣的愿望的人物时，他却被说成是疯子！”说了这番话后，她原以为会遭到元首的反驳，但他一声不吭，闷头沉思。“关于我的真实的感情，我给你说的——只对你一个人说——难道还不够吗？”他最后说，“你还觉得不够吗？”
至于赫斯，他的所作所为已足够了。他在伦敦塔里给他的妻子写信说，他很高兴能飞往英国，因为有一种他称之为“顽固的龙”的欲望在驱使他，死死缠住他。“不错，我一无所成。我无力阻止这场疯狂的战争，阻止我眼见着要发生的事情。我未能拯救人民，但一想到我试图这样做时，我就很高兴”（作为一种报答，赫斯——魏德曼称之为纳粹领导人中“最正直的人”——已在孤独的囚禁中度过了30多年。他是施潘道狱中盟国的最后一名犯人。在过去的那些年代里，一张大桌将他与探监者分开。他从未获允与亲人接吻或拥抱）。
（7）
在得悉赫斯出走的次日，希特勒便发布了两道镇压的法令。第一道法令宣布，在即将到来的入侵中，凡持武器反抗德军的俄国人，均系不法分子，可以格杀勿论。另一道法令则授权希姆莱执行“两个相反的政治制度之间的斗争所产生的特殊任务。”希姆莱可以不受陆军制约而独立行动，“自行负责”。任何单位均不得干预，“政府和党的最高人士”不得进入业已占领的俄国领土，因为在这些地区里，被称之为“特别行动队”的党卫队的特别暗杀队，将对犹太人和其他捣乱分子进行“清洗”。
这两道法令使艾尔弗雷德·罗森堡发愁——不久前，他已被任命为“东欧问题中央控制委员会”专员。罗森堡本人是波罗的海地区人，认为应把苏联人当作反斯大林分子，而不该当作帝国的敌人对待。他对希特勒说，他们会欢迎德国人的，会把德军当作把他们从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暴政下解放出来的解放者看待的。我们应该信任他们，给他们一定的自治权。每个加盟共和国都应区别对待。例如，乌克兰“应是与德国联盟的独立国家”，但高加索却要由一名德国“全权大使”统治。
罗森堡坚信，在东方采取高压政策，势必毁灭生存空间的精神。于是，他便草拟了一项备忘录，上书希特勒，反对这两道法令。如果不使用现在在治理苏联人的文官和行政官员，德国怎么能在占领区建立起一个文明政权？他建议，只“清洗”“年老的或暮年的官员”。希特勒未作肯定回答。希特勒的特点是，他不愿积极参与希姆莱和罗森堡的权力之争——这种斗争，只要德军一跨进苏联，势必发生。在这场权力角逐中，正在国社党内飞黄腾达的新星鲍曼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已加盟希姆莱。
与此同时，“巴巴罗沙”的最后准备工作在继续进行。5月10日海军上将雷德尔告知希特勒，他将停止向苏联交付重要的原料。事实上，在此之前，从东方来的到货很多，而运往苏联的货物已相对减少。除150万吨粮食外，苏联交付了10万吨棉花，200万吨石油产品，150万吨木材，14万吨锰，和2．5万吨铬。斯大林虽然怀疑赫斯出走一事，但仍急于抚慰希特勒，批准用快车从远东向德国运送重要原料（例如铜）。
同一天，舒伦堡会见了莫洛托夫。早些时候，舒伦堡曾猜测，斯大林新近巩固政权之举，只意味着苏联的外交大权完全掌握在斯大林手中。此次会见加强了他的这个看法。在汇报中，舒伦堡对“巴巴罗沙”避而不谈，只是说，在过去几星期中，苏联对德国的态度大有改善。但是，无论是海军上将还是外交官员，都无法再说服希特勒。5月30日，即德国军队从英国人手中夺得克里特岛后3天，雷德尔敦促希特勒向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展开大规模攻势，试图将他的注意力从东方引开。他敦促说，打击，此其时也。若有援军，隆美尔将军定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说，“这一招，对大英帝国来说，比夺取伦敦更为致命！”
这种劝告希特勒是不会听了。“巴巴罗沙”已在行动，除了大祸临头，否则什么也无法将它推迟。他最关心的莫过于保密。一年前在比利时的不幸至今仍令他心有余悸，所以，时至今日，他们未将入侵俄国一事通知墨索里尼。6月2日，当他与他的年长的盟友在勃仑纳山口会晤时，他还大谈迫使英国投降（此次将使用潜艇）的决心，赫斯的出走以及巴尔干半岛的形势。对“巴巴罗沙”，他只字不提。这不但是为了保密，而且是因为墨索里尼曾明确告诫希特勒不要进攻苏联。这已成了德国的“痛脚”。
“巴巴罗沙”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开始时，通往东部的公路和铁路线非常繁忙。6月6日，希特勒将日本大使大岛召至贝希特斯加登，并向他透露，由于苏联侵犯边境，大量德军已开往东部。“在这种情况下”，他说话时的信心给大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之间的战争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在大岛看来，这等于是宣战，于是便立刻警告东京，（德国）入侵俄国已迫在眉睫。
这是对元首很有意义的一天。他令冯·勃劳希契元帅起草一份指示，宣布消灭所有被俘的苏联政委，因为这些人代表了完全与国家社会主义相反的意识形态。以便把发动一场残酷的意识形态之战的威胁合法化。他的总司令激烈地反对。
希特勒简短地说：“我并不要求诸位将军理解我的命令，但我要他们执行。”这项指示的措词是不可能被误解的。“这些政委是野蛮的亚洲战法的发明者，因此，必须从严从速予以处置……不管是否在战争中或抵抗中被俘，均应立即枪决。”这道源于意识形态的命令，将由陆军和希姆莱的特别行动队共同执行。而这道命令由最高统帅部发布这一事实，对希特勒而言，是对军方的另一次胜利。它把军方与他的政治纲领捆在一起，将他们变成不心甘情愿的同谋，同党卫队一起，去完成未来的宏伟计划。
为达到这一目标，他必须首先消灭红军。为此，他又必须得到与苏联交界的可以信任的各国的帮助——这些国家，由于对布尔什维主义抱有恐惧的仇恨，也有自己的帐要与斯大林清算。被迫接受苛刻的条款以结束与俄国的短暂的流血战争的芬兰人，用不着多少言语，便愿意参加这次远征。6月8日，德军步兵师的先头部队便在芬兰登陆。两天后，曼纳兴元帅下令部分动员。希特勒也信任罗马尼亚；6月11日，他私下对伊昂·安东奈斯库将军说，他决定进攻俄国。他说，他决不是要求安东奈斯库援助他打这样一场战争，“仅仅希望罗马尼亚能为自己的利益，尽力为成功地结束这场冲突提供方便”。由于对未来的战利品和军事荣耀动了心，罗马尼亚的独裁者便匆忙宣布，从第一天开始，他便参加战斗。
（8）
6月14日，苏联特务佐尔格从东京发出一个明确的警告：“战争于6月22日开始。”但是，斯大林仍不相信这一警告或其它类似的情报。虽然心存疑惧，斯大林依然自信，不到1942年，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于是，就在同一天，他令塔斯社发表一项公报，对各种战争的谣言进行嘲讽：“所有这些不外乎是仇视苏联和德国的势力和对扩大战争感兴趣的人们的笨拙的宣传而已。”由于这个声明信心十足，在前线的红军中，紧张的情绪居然有所缓和。
在柏林，精选出来参加战斗的军官们陆续来到总理府，听取一次特别训话和参加午餐会。至此，每人对自身所受命令均已心领神会，对希特勒强加在敌人头上的惨无人道的做法也不再说什么（虽然不太愿意）。下午2时，众人休会进午餐。
这顿饭，与在总理府吃的许多次饭不同，大家吃得既香又轻松愉快。当希特勒登上讲台，以劝说的口吻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