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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要求接替哈尔德之职的人，一定要与哈尔德相反，于是便挑选了库特·蔡茨勒。由于是新晋升的少将，蔡茨勒没有哈尔德享有的资格老、有权威等优点。他对最高统帅部和陆军集团军各将领是否拥有影响力，这是值得怀疑的。蔡茨勒比较年轻，也较缺乏经验；但深得希特勒常识的却正是这一点。他连升两级，让他当了上将。
从外表看，他并不适合此职。他身材又矮又胖，好象是用三个球连成的。但是，在与希特勒第一次见面时（有20名左右军官在场），蔡茨勒并未拍马屁。总参谋部因怀疑和恐惧而受到元首的责骂时，他无动于衷地听着，一声不响。待几乎针对室内每个人的猛烈攻击结束后，蔡茨勒便说：“我的元首，如您对总参还有什么意见，请单独告诉我好了，不要当着这么多军官的面说。否则，您就得另找一位参谋长。”他向元首敬了个礼，便步出室外。其他军官都等着希特勒发火，但希特勒却深为感动。“哎”，他微微一笑，他问：“他会回来吧，是不是？”
期望在最高统帅部出现新的反抗精神的人们，很快便幻想破灭了。在为庆祝陆军总司令部落成向军官们发表的讲话中，蔡茨勒说：“我要求每个军官做到下列诸点：他必须相信元首和他的指挥方法；他必须利用各种场合让此信心感染他的下级和他周围的人们；在总参谋部，凡达不到此要求的，不管是谁，对我都是无用之徒。”
希特勒觉得，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总参谋长，便动身前往柏林发表演说。这篇讲演是在9月的最后一天，在体育馆为“冬季救济”而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发表的。听众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他们不知道元首会说些什么，一个个拭目以待。但，这篇讲话很短，也不激动人心，他演讲时也缺乏通常应有的那种魅力。许多外国听众觉得，他之所说纯系无关紧要的牛皮大话，但，他们却未抓住在保证夺取斯大林格勒时讲的反犹的那段话。也许，这是因为他之反犹的语言重复太频繁之故。那年中，他第三次重申他的预言，就是说，如果犹太人挑起“一场灭绝雅利安人的国际战争，被消灭的将是犹太人本身，而不是雅利安人”。重复此话的动机是什么，除了对“最终解决”的秘密有所闻的人了解外，别人是不清楚的。每次提起此事，都得到大众的公认——公认其灭绝计划；也是给那些担负集体屠杀的精英之师以保证和权威。他重提首次预言的日期，且弄虚作假，这是值得注意的。这日期应是1939年1月30日，不是他反复说的9月1日。这不可能是失言，因为希特勒重复了三次。把日期改在进攻波兰那天，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天，他便把他的种族纲领与这次战争联系在一起了。他是让人们对终将面临的残酷现实思想上有所准备：从战斗打响的第一天起，将犹太人灭绝就是战争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他已在宣布——不明显地——他的孪生纲领——“最终解决”和“生存空间”——正按计划进行。听众离开礼堂时，都觉得周身不舒服。唯一提高大会气氛的工作是他们自己同声高唱《东方战斗之歌》。这首歌的曲调，即使在外国记者们听来，也是很优美动人的：
保卫德意志，
我们常备不懈；
东方徐徐升起的太阳，
号召千百万人奔赴疆场。
许多官员并没有他们这种精神，因为在东方采取的镇压措施令他们震惊。最有力的谴责发自罗森堡的“东方领土部”，虽然它的部长并不愿意与强大得怕人的希姆莱——鲍曼——埃利希·科赫联盟开战（科赫系派往乌克兰的帝国总督）。科赫此人曾当过火车司机，迷恋炫耀之举，常坐着马车转来转去，活像个土皇帝。慑于“三人团”所采取的残酷措施，罗森堡不久前还主动向他们求和：开除了象征他自己对占领区采取的更自由的政策的格奥尔格·莱勃兰特。但是，余下的下级人员继续向罗森堡施加压力，要他绕过鲍曼，直接面见元首；他们不断向他呈交各种建议和报告。控告鲍曼——希姆莱——科赫“三人团”最有力的起诉书，要算是曾在苏联呆过7年之久的奥托·勃劳蒂加姆起草的、长达13页的备忘录。他说，德国人原被作为解放者而受到欢迎。但是，占领区的人民很快发现，“从布尔什维主义下解放出来”的口号，不过是奴役他们的诱饵罢了。德国人不但得不到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盟友，反而制造了死敌。“我们的政策”，勃劳蒂加姆控告说，“迫使布尔什维克与俄国民族主义者结成反对我们的统一战线。今天，俄国人作战英勇无比。仅仅为了人类的尊严，他们勇于作出不平常的牺牲。”勃劳蒂加姆的结论是，解决办法只有一条：“必须告诉俄国人民，他们未来能得到什么具体的东西。”若希特勒曾读到过这份备忘录，那么他也未听其提出之劝告。他已决心破釜沉舟，是胜是败，全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6）
对德国而言，11月是个灾难月，因为东西两方的敌人都节节取胜。在希特勒的优先等级中，征服埃及属于低等，故未给隆美尔送去足够的给养和援兵，这就使北非的失败不可避免。虽然金字塔已在眼前，“沙漠之狐”还是被迫打防御战。
当他的南翼（由意大利军把守）被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攻破时，隆美尔便电请允许他撤退。12月2日晚，元首作了答复：不准后撤“寸步”，部队“不成功，便成仁”。
在收到这封电报前片刻，隆美尔又发电说，他被迫后撤；撤退已事实上进行了5小时。这一消息于凌晨3时抵达了最高统帅部。由于值班的作战参谋并不知道希特勒先前的电报内容，便觉得此电不很重要，未将其交给元首。当然，希特勒对未叫醒他是很生气的。他要召见瓦尔利蒙。当瓦尔利蒙朝元首的办公室走去时，凯特尔从远处朝他高喊，态度很不像是个军人：“你，瓦尔利蒙，到这儿来！希特勒再也不想见你了！”他得到通知，他已被解除职务。
隆美尔的撤退，是沙漠地区全面失败的预兆。紧接着，11月7日，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报告：同盟国的一支庞大的舰队已驶入地中海，正在向北非海岸靠近。这支舰队数天前就在直布罗陀发现过，但希特勒以及最高统帅部却认为它们是开赴撒丁或西西里的。约德尔解释说，德国人感到惊奇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这样，在贡比涅森林垮台后，法国从德国得到了正当的待遇，说得更确切点，是崇高的待遇。此后，我们并未想到法国会玩一手虚假的政治——因为这次登陆只有得到法国人的同意，才能进行”。
对其军事将领的惊慌，希特勒既不屑于去寻找借口，也不去思考。他中断了中午举行的情况汇报会，在大多数“狼穴”的“高级居民”的陪同下，登上了他的专列。他们的目的地是慕尼黑；到那里庆祝啤酒馆起义19周年。正当德国元首在安睡时，英美两国的先头部队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海滩登陆了。报告很早就到了，它表明，法军在阻击登陆部队。于是，希特勒便斥责他的几个顾问，说他们惊慌失措。接着。他便下令增援地中海另一端的克里特岛，令众人目瞪口呆。表面上，至少表明，他更加关心的是下午6时要在罗文布劳酒馆向老同志发表的演讲。这是一篇战斗性的演讲。有人攻击他，他为自己辩护说，他坚持夺取“碰巧也叫斯大林”的那座城市，让德军付出的代价，就像在凡尔登付出的一样昂贵。但是，他警告说，他不是软骨头，不是只因有几个卖国贼想与西方媾和便把帝国在东部征服的大片土地拱手交了出去的威廉二世。“请我们的所有敌人都放心，那时的德国是在11时45分放下武器的，而我，从原则上讲，从不在12时5分以前放下。”
晚上，从非洲发回的报告，因为太严酷，希特勒不敢置之不顾。他令里宾特洛甫把墨索里尼立刻叫来开会。在24小时内第二次被从床上叫起来的齐亚诺，在被说服后，便把墨索里尼叫醒。但墨索里尼却拒绝前往巴伐利亚。他不想在失败的阴影下会见希特勒，何况他又身体有病。待替代他的齐亚诺到达慕尼黑时，希特勒已接受了非洲登陆的现实。他已看得很明白，“战神已离德国而去，跑进了对方的营垒。”与此同时，里宾特洛甫建议，通过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科隆泰夫人找斯大林。希特勒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又建议“必要时”放弃在东方征服的土地。元首跳了起来。“我所要讨论的”，他说话之猛烈吓坏了里宾特洛甫，“是非洲——没有别的！”
日本也试图让德国与俄国讲和，但遭到元首的拒绝。日本的另一个正式请求，即请求德国在东方采取守势，将大部分兵力调至西方，也遭希特勒的拒绝。“我明白你日本人讲的道理”，希特勒对大岛大使说，“主意不错，就是无法实行”。
在如此寒冷的国土里，挖防御工事是非常困难的。但这不过是唱高调，让盟友听起来顺耳罢了。希特勒的计划能否成功，全靠能否战胜布尔什维主义。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与斯大林妥协是万万做不到的。如不能在东方取得胜利，由于任务使然，他必须挡住红军，直到将犹太人从欧洲清除出去。
在柏林，谣言四起，说希特勒已经疯了。据说，在一个大型集会上，冯克部长太太对弗里克部长太太说，“元首正把我们引进灾难中去。”“不错”，弗里克太太说，“那人已经疯了。”著名的外科医生费尔迪南·绍埃勃鲁赫也有同样看法。
他对友人们说，新近一次去看元首时，他发现希特勒既苍老又颓丧，还断断续续地喃喃自语，说的是“我一定要去印度”，“一个德国人被杀，十个敌人必亡”之类。
（7）
在斯大林格勒，希特勒又面临另一次失败。数星期来，保罗斯的第六军进展甚微。前进的距离只能以码计，而每一码都得付出高昂的代价。保罗斯和东方情报部主任莱茵哈德·格伦都发出危险警告，说敌人正向北面大规模集结部队。“对敌方的情况，我们尚无法作出全面的估计，因为目前局势尚摇摆不定”，格伦于11月12日报告说，“但是，敌军会尽早进攻罗马尼亚的第三军，切断通向斯大林格勒的铁路，置我东部部队于险境，以迫使我军撤离斯大林格勒。”
其时，希特勒正在贝格霍夫，未读到这份不吉利的报告。但对罗马尼亚军队他也是很关切的，曾特意询问此地区是否有情况。那星期一直参加军事会议的曾卡默尔回忆说，回答是没有，一再说没有。由于坏消息传递缓慢，元首并不知道局势的严重性。苏军的力量如何，人们还有些怀疑，而被希特勒新近的批评（“一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