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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为元首效劳的不仅有官员和工业家。许多知识分子和文人也在为德国的复兴效劳。这些人中有哲学家克里克和保姆勒，诗人勃隆克和宾丁，以及德国最杰出的戏剧家格尔哈特·豪普曼——不管哪个政府在位，他都拒绝抛弃其荣誉。那年春初，鲁道夫·宾丁写道：“我们应为祖国服务，没有理由因政府的更迭而离开学院。豪普曼同意我的看法，使我由衷地高兴。学院应保护创作而不是研究政治的自由。”出于这种合作精神，豪普曼于数星期后在窗外挂起了卍字旗；又几个月后，他向哈罗德·尼科尔逊保证说，德国将一如意大利之所为，“解放自己”。
（4）
革命在进行。但由于表面看来没有流血，许多德国人并不理解——或不想理解，这场”褐色革命”的初期有个很不惹人注目的名字叫“协调”。看来，统一祖国的过程进展顺利，未引起多大恐慌。它之所为，不外乎是将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置于纳粹统治之下，并为独裁统治播下种子。反抗之所以不烈，主要是因为希特勒坚持法律。由此，反对派相信，他所要建立的是一个类似魏玛共和的政府。在授权法开始实施当天，社会民主党向各地分部发出了一套指示，该指示表明，社会民主党是何等迟钝。关于应如何回答各种问题及其它世俗问题，该指示作了详细的说明，唯独对正在进行的纳粹革命应如何看待，里边只有一段文字。正当纳粹夜间在他们的领导人家里搜查武器时，正当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抛进监狱时，原应作为保卫民主的堡垒的社会民主党。却在告诫党员，不要再记错帐了！
“全市都处在恐怖的传染病中，人人言行小心谨慎”，那年春天，伊舍伍德在写到柏林时说：“我骨子里感觉到了，像流行性感冒一样。”整个城市“都在窃窃私语，说那里在晚间非法抓人，还说冲锋队又在兵营内吊打犯人，强其他们往列宁像上吐口水、吞蓖麻油、吃旧袜等等。它们被政府的愤怒喊声淹没。政府通过其万口千人进行反驳。”
在首都城外，尤其是在小城镇上，人们被一系列的群众集会，游行和壮观的场景搞得眼花缭乱。群众组织，被自愿“协作”进了国社党的组织。慢慢地，每个公民都发现自己与当局有了牵连。人们熟悉的老街被换上了新名。例如，在赫尔纳，拉道斯广场成了阿道夫·希特勒广场，贝贝尔大街成了赫尔曼·戈林大街。每星期天几乎都有新组织出现：什么母亲乡间学校、母子福利组织、儿童野营团、食品供应福利组织，等等，真是层出不穷。
在希特勒劝说选民投票选他的努力失败后一月，他采用渐进协作的方法，暂时赢得了大多数德国人的信任。伊舍伍德看到，这些友善的公民们，以赞许的目光注视着年轻的冲锋队员们。这些年轻人“脚穿大皮靴，大摇大摆地穿街走巷，决心推翻凡尔赛条约，他们满心欢喜，因为夏季又快到了，因为希特勒曾保证保护小商小贩，因为他们的报纸告诉过他们好日子正在来临……他们像小学生一样，偷偷地快乐和激动，因为他们的买卖对手犹太人，以及被称为少数、与他们毫不相干的马克思主义者，犯有使国家失败和通货膨胀的罪行，且要受到惩罚。”
自政权更迭后，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受到系统的迫害。由于在室内发现有一把面包刀——被武断地说成一把凶器——埃尔伯特·爱因斯坦的银行存款便被没收。在德国，这些都被诬为外国的宣传，而在美国，美国国务卿赫尔则对美国犹太人的领袖保证说，对德国犹太人的人身迫害“实际上已结束”。即使如此，国外自由派人士的呼声仍使希特勒更加烦恼。他宣布，除非英国和美国的犹太人停止他们的恶意宣传，否则，德国的犹太商界就要大吃苦头。
然而，呼声并未终止。4月1日，希特勒用这句话予以抵制：“我认为，本人今天的行动是与上帝的旨意相符的：反对犹太人是为上帝而战。”这仅是一个试探性步骤。希特勒好像在试探，看他的同胞会让他走得多远。在抵制的前夕，意大利大使塞鲁提曾以墨索里尼的名义劝他软化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希特勒回答说，在意大利的犹太人屈指可数，总统并不了解犹太人的问题，而他本人对这个问题“已从各个角度作过多年的研究，谁也没有这样研究过”。他“绝对肯定地”预言，在五百至六百年后，希特勒这个名字将在每个国家受到崇敬，“因为此人一举将犹太人从全球永远消灭”。
在大部分犹太商店和办公室门口都布有褐衫党徒。暴力事件不多；年青的冲锋队员们在提醒顾客他们光顾的是一家犹太商店时，也大都彬彬有礼。“围观的一群群行人——觉得有趣，好玩或无动于衷。”伊舍伍德对一家百货商店进行了观察。许多人进了那家百货店。他自己也走了进去，随手买了一个豆蔻粉碎片，挥舞着包裹，走出门来。有个年青的冲锋队员，向他眨了眨眼，作为对他这种挑衅行为的回答。虽然抵制者得到了某些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号召农民支持他们），却抵制不了大百货商店和银行。不到三天，抵制便结束了。
兴登堡本人对继续采取反犹措施也表示反对。他给总理写了一封措词强烈的信，谴责对参加过战争的犹太老兵进行歧视。“如果他们值得为德国而战和流血，他们也值得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而献身。”然而，老头子却不是那人的对手。希特勒回答说，垄断了法律界和医务界百分之八十的犹太人，现正朝政府部门钻。“古老的普鲁士州之所以如此干净，其原因之一是，在公务部门只允许有限的犹太人栖身。军官团几乎是绝对纯洁的。”这个论点是无法不使这位老元帅信服的。这点，以及他对战争老兵会作某些考虑的含混的许诺，使他得于在4月7日实施法令，解除犹太人在各公务部门的职务，并限制他们在法律部门任职的自由。同一天，希特勒告诉医生联盟，他本人了解他们目前的困难处境，尤其是青年医生。这样一来，他便巧妙地暴露了他的双重的世界观。“恰恰是为了这些年轻人，我们才有必要用强硬的镇压异族的办法，为他们行医就业创造生存空间和可能性……这项正在进行的民族净化工作，也许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重要的是，我们要为未来的政治发展奠定基础。”
几个星期后，根据《反对德国学校过分拥挤法》，高等学校里的犹太人的数目减少了。在与贝宁主教和天主教要员施泰因曼阁下的一次谈话中，希特勒为此举辩护。他提醒这两位牧师说，教会曾禁止犹太人散居，只允许他们聚居，且不允许基督教徒与他们一起工作。接着，他解释说，在他眼中，犹太人“是国家和教会的恶敌，他要驱逐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特别是将他们从学术部门和公共职业部门逐出”。他不外乎是在有效地做几个世纪以来罗马教会试图要做的事情而已。
许多犹太人离开了德国；其他人则觉得，反犹计划并不是针对他们本人的。多少世纪以来，他们用随大流的方法生存了下来。曾产生过歌德和贝多芬的民族会拿他们怎样呢？另外，希特勒的真正目标是东方的犹太人。
国社党虽然在表面上取得了胜利，本身却不团结和组织涣散。它取得政权时，其干部结构是脆弱的，关键职位上的“老战士”也太多。党在迅速发展，党员人数已达150万，还有100万人申请入党待批。但是，看到党变得如此臃肿，希特勒并不高兴，于是，他便于5月1日令施霍茨停止接受入党申请。
这也标志着他攻击工会的开始。他宣布那天为“国家劳动节”，并把它作为工人与政府之间的团结节日加以庆祝。当晚，在坦贝尔霍夫机场召开了大型群众集会，参加者有数万名工人和劳工领袖。他们倾听元首阐述劳工之尊严和国家团结之必要。除照射元首的灯光外，其余全部熄灭；听众诚惶诚恐，鸦雀无声。他虽泛泛而谈，但其热情却是如此感人，以致在他结束讲演时，工人们热烈欢呼，似乎他已将世界许给了他们似的。工人们还未从他的语言魔力中苏醒过来便在高唱《维塞尔森林之歌》。众人的热情刚刚消失，天空又出现了礼花。“这真是个勇敢的、壮丽的节目”，法国大使回忆道，“离开会场时，无论是德国人还是外国客人都坚信，一阵和解协调的浪潮已席卷了整个第三帝国。”
次日，在警察的协助下，冲锋队和党卫军在全国占领了工会的办公室。昨天还保证支持新政府的劳工领袖。今天却在家里被捕；工会的档案和银行存款全部被没收，劳工的报纸也被封闭。至傍晚，有组织的劳工工会便在全德国被抹掉了。但是，希特勒向劳工们保证，在新的德国劳动阵线的领导下，他们的权利会得到保护，日子也会更富裕。没有起义，也未出现有组织的抗议；至月底，庞大的劳动大军便在卍字旗后边乖乖地前进。他们阵脚未乱便从红变褐。
成功并未使希特勒过激。希特勒变得小心谨慎，使党内的激进分子摸不着头脑。这点，可在5月中旬对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呼吁世界和平的答复中看出。希特勒回答说，总统建议让美国介入欧洲关系以作为和平的保证，德国对此可能表示欢迎。上台后的最初日子里所提的好战的要求消失了。“德国政府希望与其它国家的所有困难问题达成和平协议。德国深知，欧洲的任何军事行动，即使完全成功，与可能得到的东西相比，牺牲都是不能成比例的。”（希特勒对总统果断地推行新政的作法是真心钦佩的。）“我同情罗斯福先生”，两月后他对《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说，“因为他敢于超越国会走廊和国家机构，直接朝自己的目标挺进。”希特勒接着说，他本人是欧洲唯一敢于表示“谅解罗斯福总统的动机和方法”的领袖。
只有完全控制了自己政党的人才敢于如此彻底地改变方向。“在我听过的希特勒的演讲中，这篇是最好的”，罗茨纳给他的孩子们写道。“我常常不解，为何纳粹能一举将其反对派铲除——例如施特莱斯曼和勃鲁宁——而他又敢发表那样一篇抚慰的讲话！反正，这是有关专政的一件有趣的事情：一涉及外交政策，他们便如羔羊一样驯服，如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毕苏斯基（约瑟夫·毕苏斯基，1867—1935，波兰将军及政治家；1918—1922任波兰总统，1926—1928及1930任波兰总理——译注）。因为他们清楚，要在国内巩固其政权，麻烦是很多的，由此，在与外国来往时，凡像是麻烦的事情，他们都设法避免之。很明显，希特勒并不想要战争。”
这篇演讲不但抚慰了西方，而且也进一步向兴登堡证明，新总理是可以信任的。至此时，希特勒已能成功地讨好老头子了。对老头子，他既彬彬有礼又谦顺可恭；他的论点之力量和逻辑，已把老头子对他不相任的最后一点痕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