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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杰即阳明的曾祖。到他这儿，三代人已“隐”出名气了，所谓“祖秘湖渔隐彦达，父遁石翁与准，皆以德学为世隐儒。”他勉强当了秀才后，赶上大考之年，按规定，考生须散发脱衣接受检查，以免夹带作弊的东西。世杰觉得是侮辱，未进考场而返。其气节如此，真有黄叔度之雅致，是蒲松龄辈可望不可即的。后来又有两次当贡生的机会，他都让给了别人。理由先是双亲老，后来父死又以母老。但是不当官的日子是难过的，以养老母亲为名不出仕，单靠种地教书，常常“饔食不继”。他母亲临死时说：“尔贫日益甚，吾死，尔必仕。勿忘吾言！”等到他想出山，终于有人举荐了他时，他却死了。
扣除古人谀墓的美化成分，也考虑到我们读到的是王氏后人编辑的《世德记》，说不定还可能经过王门弟子的加工。我也直觉到这三代人所谓不出仕，实乃没出了仕的好听的说法。尽管如此，三代人耕读养气，不失“江左望族”的余风，已殊为可观。在明代流氓政治的旋涡外，在世风日替的龌龊声浪之外，保持着“隐儒”风范，真有腐败权贵世家或单纯农商家族所不具备的文化力量。
世杰因先世在门前“植三槐”而号槐里子。“年十四，尽通《四书》《五经》宋大儒之说。”平时“言行一以古圣贤为法。尝谓其门人曰：‘学者能见得曾点意思，将洒然无入而不自得，爵禄之无动于中，不足言也’”。这种风度传给了儿孙。这个人命不好，被举贡到南雍（南京），没当成官还客死身亡，自著的《易春秋说》《周礼考正》的手稿，“为其同舍生所取”，散失不知所终，仅存《槐里杂稿》数卷。
他的儿子就是一手带大阳明的王天叙，名伦，以字行，号竹轩，“性爱竹，所居轩外环植之，日啸咏其间”，看样子靠教书就过得能穷自在起来。自幼受槐里庭训，德业夙成。刚成年，浙东浙西的大家族就争着聘请他当塾师。“凡及门经指教者，德业率多可观。”槐里先生只给他留下几箱书，他每开书箱，都伤感地说：“此吾先世所殖也。我后人不殖，则将落矣。”看来，很想中兴这个老牌书香传家的家族。但他本人是否去应科考，诸传状均不书。不书不等于没考。没做成官是个事实。“雅善鼓琴，每风清月朗，则焚香操弄数曲。弄罢，复歌以诗词，而使子弟和之。”他教育出个状元郎和新建伯来，够辉煌的了。可以说，阳明办书院会点拨人，是家传也是遗传。已酉年（1489年），阳明18岁时，竹轩公这位和乐又严肃能吃暗亏的可爱老人谢世。
他遗传给了阳明“细目美髯”的相貌特征，还有仁义和乐、与人交际亲切蔼然而尊严不可侵犯的个性，还有敏捷练达的才智。他为文好简古而厌浮靡，作诗则援笔立就，若不介意，却合格律。他母亲性格严厉，又偏爱她娘家的孩子和天叙的弟弟，但他象舜一样照样孝敬母亲、爱护弟弟。这种以仁义之道处不公正之境的涵养也熏陶了阳明处逆心顺的作风。
阳明的状元父亲，因曾读书龙泉山中，人称龙山先生，晚号海日翁。生而警敏，读书过目不忘，天叙口授的诗歌，经耳成诵。他六岁的时候在水边玩，有人丢掉一袋。金子，他知道那人必来找，又怕别人拿走，就将袋子放在水中。一会儿，那个人边哭边找的过来了。他告诉了他，那个人取出一锭来谢他，他扭头走了。他气质醇厚，坦坦自信，不立边幅，议论风生，由衷而发，广庭之论，入对妻子无异语。常面斥人恶，因而得罪人；但人们也知道他无深意，也结不下深怨。他有定力，组织能力强，百务纷陈，应之如流；在危疑震荡之际，能卓然屹立。阳明起兵平宁王时，家乡人荒乱，怕宁王派兵来，王华应付裕如。他家的楼房失火，亲朋齐惊，他款语如常。这些也遗传给了他儿子。反正无非凡的素质难有非凡的功业。
他们遗传给了阳明些什么，是一言难尽的。是需要用阳明的一生来回答的。自然，没有王阳明，大概没人来收寻重温这套家谱。
２．古越阳明子
阳明为人作序记，落款常是“古越阳明子”“阳明山人”“余姚王阳明”，自然也有用新建伯之类荣誉头衔的时候。这个人对这类名号细节是极重视极有感觉的。用出生地或官衔是惯例，而说“古越”便感情系之了。他是以生为越人为荣的。越地也的确是个神奇的地方，直到民国时代越人还保留着古越遗风。
阳明成化八年（1472年）九月三十日亥时出生于余姚。余姚在明代属于绍兴府，绍兴即大禹时代的“大越”，越地越人的特色要从大禹说起。鲁迅视大禹为“中国脊梁”的原型样板，即是平实之论，亦包含着同乡的自豪之情。大禹治水，功铸九鼎；阳明治心，
鲁迅改造国民性，也都功不在禹下。
大禹治水告成于这片三苗古地。《越绝书》载：这片泥泞积水的沼泽地，本是荒服之国，人民水行而山居，刀耕火种，还流行着断发文身的习俗。巫风颇甚。《越传》载：“禹到大越，上苗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会稽。”现会稽山麓的大禹陵，即为禹之葬地。会稽，不但是自然的山了，成了行政区划。夏少康封庶子无余于会稽，奉守禹祠，国号为“于越”。秦始皇时期改名为“山阴”。因其在会稽山之阴。这是把越语地名改为通用语。《王阳明年谱》及书信中屡次出现的“越”“山阴”就是绍兴。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报仇复国的精神最见越人气性。现在绍兴的越城区就是当年范蠡帮助勾践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规划设计的。这也是绍兴城又称作“蠡城”的由来。勾践灭吴的次年将国都从蠡城迁到琅（今山东胶南县附近）。王阳明的远祖即琅人，不知是随勾践迁过去的，还是越人到了琅后繁滋的，抑或是琅土著。王氏是望族，不像平家子如张居正那样族谱多不过从本朝讲起，王氏族谱上的“始祖”是晋光禄大夫王览。王览的曾孙便是大名永垂的王羲之。羲之少随父王旷渡江，先安家建康（今南京），不满意，又搬到会稽。当时两城是齐名的江南大都会。但山阴道上山川自相映发，美景叠现，令人应接不暇的风光更能满足他那艺术家的心灵。他的后代又迁华唐，石堰，达溪。始终在这一带打转转。羲之的二十三代孙王寿，自达溪迁到余姚。阳明的父亲王华思恋山阴山水佳丽，又搬回山阴（绍兴）。余姚遂成为阳明的“老家”，现在两地都留有遗迹。
山阴被习称为越，还因为隋朝时在此建越州，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婆留定越州为吴越国东府，行都。改称为绍兴，则是南宋赵构避金兵跑到这里，两次把越州当成临时都城，越州官绅上表乞赐府额，赵构题“绍祚中兴”，意为继承帝业，中兴社稷。公元1131年，改年号为绍兴，并将越州升为绍兴府。于是，于越，会稽，山阴等名称一统为绍兴。绍兴府城的东西两部分分别为会稽县城和山阴县城。也就是说绍兴府署，山阴县署，会稽县署当时都在同一大城之中，统称越城，即今浙江绍兴。
一提绍兴，人们就能想起一长串让人心酸眼亮的英名：周恩来，周树人（鲁迅），蔡元培，秋瑾，徐锡麟，章学诚，刘宗周，张岱，王思任，徐渭，再往上陆游，贺知章等等，等等。虽然不能说阿Q的未庄与越地没有关系，但越地诚如王思任所说：“乃报仇雪耻之，非藏垢纳污之地。”也许，一张苦脸，一副刀笔的绍兴师爷形象最能体现越人的强项、狷介和几分刁钻的个性。人杰地灵的绍兴，因走出个王阳明而影响了中国的历史。
阳明出生的余姚是个山岭丛集的古朴闭塞的城镇，多亏了一条姚江勾通了与域外的联系，更多亏王阳明创立了姚江之学，从而使之成为浙东文化重镇。黄宗羲在《余姚县重修儒学记》中说：
元末明初，经生学人习熟先儒之成说，不异童子之述朱，书家之临帖，天下汩没于支离章句之中。吴康斋、陈白沙稍见端倪，而未臻美大圣神之域，学脉几乎绝矣。……贞元之运，融结于姚江之学校。于是阳明先生者出，以心学教天下，视以作圣之路，马医夏畦，皆可反身认取，步趋唯诺，无非大和真觉，圣人去人不远……至谓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人心亦是牵补度日，是人皆不可为尧舜矣。非阳明亦孰雪此冤哉……今之学脉不绝，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学校之功也。是以三百年以来，凡国家大节目，必吾姚江学校之人，出而定……故姚江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也。……阳明非姚江所得而私也，天下皆学阳明之学，志阳明之志……
其实阳明的工作就是恢复了孔学之仁学的本质，把它从已经学科化的状态中解救出来，恢复其彻里彻外的身心之学的特质，恢复其生活宗教的本体地位，就是把道德教化贯彻到百姓日用之中。阳明的良知之道就是将“仁”变成大全之道，将孔学之学变成弥漫天地间的文化正气。
另一位明末史学大师张岱说：绍兴八县中数余姚文化气息最浓，后生小子都得读书，各行各业的人对历史文物典章，知之甚多。这毫无疑问是阳明开辟的姚江之学的后泽。但在南宋绍兴二年就能刻出二百九十四卷的《资治通鉴》来，说明余姚在文化上早就绝非等闲之地。
姚江，又叫舜水，全称为余姚江。余姚江源出四明山支脉太平山，蜿蜒东流经余姚，于宁波汇奉化江后成为甬江。关心郡国利病的大儒黄宗羲写有一篇《余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记》，其略曰：吾邑至省下，其程不过三百里。而曹娥，钱清，钱塘三江，横截其间，又地势卑下。曹娥而东，未入姚江。各江之间，充满桥坝土堰，支港林立，或水少难以舟行，须候潮；或江水湍急，险恶难行。历任地方官想改革舟渡办法都是治此彼起，改变不了舟子迹同杀人的摆渡习惯，改变不了候渡甚难的状况。“是故吾邑风气朴略，较之三吴，截然不同。无他，地使之然也。然而民生愈促，朴略变为智巧。是则非三江叠堰之所能限也，不能不归之世运耳。”阳明在《送绍兴佟太守序》中说：“吾郡繁丽不及苏，而敦朴或过；财赋不若嘉（兴），而淳善则逾。是亦论之通于吴、越之间者。”
地理环境决定了初始条件，决定了基本生存格局。黄氏将越地民风不同于三吴归咎于江运条件，有相当道理。浙东是丘陵，山多，乡民赖江水冲积的平原而栖息，都在“地势卑下”的范围中。
余姚县境中最大的山是龙泉山，为四明山的支脉，又名龙山，灵绪山，屿山，在余姚西边。南坡山腰有泉，虽微不竭，名龙泉，以泉名山。海拔67米，面积14万平方米。是南方惯见的那种小山。其北麓半腰处有栋小阁子楼，本属于莫家，王华还没中状元时租用为书房，并家居于此。但因生了王阳明而成了文物。阳明高弟钱德洪撰有《瑞云楼记》详细记述了“神人送子”的神话：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