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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的是，武昌起义是个群龙无首的士兵暴动。起义士兵中的小革命党人，熊秉坤、曹亚伯这样的普通士兵，肯定没法服人，被推为临时总指挥的队官（连长）吴兆麟，也只能临时指挥一下。在一个习惯了资历、身份、地位的社会里，即使是起义者，也习惯性地看重这些东西。如果没有革命的资历，就得看传统的资历。谁让起义前革命党的机关暴露，革命首领死的死，逃的逃呢？加上吴兆麟跟黎元洪有师生之谊，对黎印象格外好（湖北陆军办有陆军特别学堂，黎元洪任会办，学堂中特设参谋班，由在职官佐入学不脱产学习，吴兆麟就是该班学生）。开会商议，士兵们也多半对黎有好感。所以，黎元洪不仅没有被追究，反而被找来当了都督。辛亥初，策动起义的共进会已经把都督选好了，就是出钱最多的刘公，副都督为刘英。预备革命成功后，成立四个镇，每镇的统制，都委派好了，大印也刻出来了。可是，真到起义的时候，这些事先定下的领袖们都走了，却让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一个反动军官，做了都督，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革命后，人们一直传说黎元洪是个被起义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都督。但是，几个当事人的回忆，都没有这种说法，还有人（胡祖舜）直斥为“谬谈”。只有有点文学性的《鄂州血史》，说他被从参谋家厨房后的密室中被搜出。只有不在场的居正提到从床下拉出之说，但明确说是听说的。显然，只要被人堵在了屋里，躲到床下，肯定也是躲不了的。作为军人，黎元洪还没有怕死到这种程度。虽然不是从床底下拖出来的，但“请”黎出山的过程，也相当的不客气。带队去的人马荣，是个脾气火爆动辄拔刀的主儿。由他请人，不来也得来。黎元洪是个老实人，老实人多半懦弱，即使有老长官的余威，到这份上，只能随人去了。来到楚望台，黎元洪受到了士兵持枪列队的欢迎，好生隆重，但他却对一脸笑容的吴兆麟说了几句不中听的硬话。但是，身入“梁山”，说什么都晚了，此时的黎元洪，实际上已经成为囚徒，行动没有半点自由。据说是张振武的主意，所有以鄂军军政府的通电、文告，都是以他的名义发出，等于是强行让他立了入伙的投名状，想要不从，也身不由己了。更难堪的是，张振武这些人，还动辄对他吆三喝四，颐使气指。自然，由是也种下了日后他借袁世凯之手杀张振武的根苗。被“绑”入都督府的黎元洪，在做都督的前几日，终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活脱一尊泥菩萨，所以，人们叫他黎菩萨。
做了几日菩萨之后，眼见得汉口、汉阳相继光复，加上汤化龙总是规劝，心里有点活动。汤化龙是个有身份的人，他的话不比那些毛头小子，说了顶事。渐渐地，黎菩萨不像泥菩萨了，开始视事。虽然说，后来当战事紧张之际，他也动摇过，有消息说，当汉阳失守之后，他跟清军有过通讯的往来。但是，总的来说，他坚持下来了，成了一块招牌，革命首义的招牌，后来革命领袖黄兴赶到武昌，却只能屈尊于他之下，做前敌总指挥。从此，黎元洪成了一个象征，一个首义的象征，出现在此后的政治生活中。通过首义，他赢得了政治资本，也得到了一个能写四六句的幕僚饶汉祥。饶汉祥替黎元洪代笔的通电，骈四骊六，极尽华丽，但也出过笑话。像“元洪位备储貳”，“汉祥法人也”，这样半新不旧，半通不通的句子，还曾为促狭的报人拿来开心，写成对子：“黎元洪篡袁克定位，饶汉祥是巴黎人”。
鼎革之后，挂着首义头牌的黎元洪，在多数时光，虽然没有实权，但却很有光环。后来各省代表组建临时政府，在孙中山没回来之前，他的威望甚至不下于革命元勋黄兴。临时政府，无论孙中山时代，还是袁世凯时代，都跑不了他的副总统。革命后，很多政客都喜欢这个老实厚道的副总统，先后被推举为共和党和进步党的理事长。同盟会的元老章太炎，谁都看不上，就看好黎元洪，因为捧黎的缘故，甚至宣称要在湖北找一个老婆。因机缘凑巧，骤得大名和大位的黎元洪，此后没干什么了不起的事，经常为当政者看不起，但他却能坚持他这个首义者的立场，小心看护这块头牌。袁世凯称帝，以及张勋复辟，他都没有“变节”屈从。几经反复，断断续续做了好几任总统，直到1923年被曹锟赶下总统宝座，不久驾鹤西游，人们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同情绝对多于批评。试想，当时跟他同为协统的军人多了，如果他不是武昌起义时赶巧在做武昌新军的协统，赶巧没有走或者死掉，又赶巧被拥戴成都督，黎元洪绝对不可能有日后那么大的动静。
【冯国璋：反革命分子的辛亥遭遇】
有革命就有反革命。对于辛亥革命而言，冯国璋，就是第一号的反革命。很遭革命党嫉恨的满人亲贵铁良、良弼等人，固然镇压革命的叫嚣叫得很响，但真正动手镇压，而且镇得革命党人肉痛的，就数冯国璋。正是他，带领北洋军一通猛攻，拿下了武汉三镇中的两镇，让革命党号称知兵的副统帅黄兴，灰头土脸地离开了武汉。
冯国璋是袁世凯麾下排在最前列的大将，人称北洋三杰，龙、虎、狗，说的就是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冯国璋被称为狗，的确有点狗性。人很聪明，至少是会考试。北洋军人中，冯国璋是在军中考上文秀才的，稀罕得跟白乌鸦一样，得到过李鸿章的赞赏。朝廷升统制的考试，段祺瑞几次都考不过，冯国璋却轻松过关。但会考试的冯国璋，却像狗一样，有点死心眼。武昌起义，清政府首先派往武汉镇压的部队，是由陆军大臣荫昌亲自率领的。可是，荫昌这个满人的纨绔子，根本没用，赖在火车上都不敢下来，随时准备跑路。一有风吹草动，就魂飞魄散。百十个农民下地摘棉花，就把他吓得要火车赶紧开动。现在讲这段历史，老是说北洋军不听荫昌的，其实不是，是荫昌自己不敢领兵上前。袁世凯复出，前线主帅换了冯国璋。此公上任，亲临前线，挥军一通猛攻，拿下了汉阳、汉口。革命军被打得没脾气，换了黄兴做前线总指挥，隆重地登坛拜将，还是没脾气。观战的俄国武官说，北洋军在炮火下有条不紊、指挥有方的进攻，以及官兵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都给他以非常深刻的印象。整个战斗，就像在对抗演习中实施计划一样。在此之前，北洋军没有打过仗，只做过演习，冯国璋就是一板一眼按演习来打的，就打赢了。可是，就在冯国璋打算一鼓作气，拿下武昌之际，袁世凯一纸命令，让他停战。冯国璋自己一肚子气，直窝火，部下却纷纷指责他耽误战机。后来做了湖南督军，名声特差的张敬尧，居然光着膀子闯到他的房里，跳着脚骂他坐失良机。卖力打仗的冯国璋居然不知道，他在前线卖命地开打，不过是袁世凯跟革命党谈判的伴奏，最终是要为袁世凯的大位做铺垫的。
即便冯国璋遵命停战，袁世凯还是不放心，随即用段祺瑞替换了他，让他回到北京。到了前线的段祺瑞，虽然对于指挥部队作战无所用心，经常在前线和后方来回窜，但却能很恰如其分地摸准袁世凯的脉搏，随着政治指挥棒起舞，带领众将，一会儿通电誓死捍卫帝制，一会儿又坚决拥护共和。一面逼得满人交权，一面迫革命党人让位，政治仗打得好，结果大受宠信。自以为立了大功的冯国璋，却只能在北京坐冷板凳，袁世凯什么真心话都不对他讲。只好闭门谢客，在家生闷气。段祺瑞派自己的心腹靳云鹏前来沟通，被他臭骂一通，赶了出去。不仅如此，他还上书袁世凯，要求坚持君主立宪，查封南北的报纸，取缔报馆，严查鼓吹叛乱的“奸人”，甚至不惜跟包庇革命党的外国人翻脸。这样的严重不合时宜且又不靠谱的上书，惹得全国舆论大哗，连在华的外国人都很生气。唯独满人贵族，倒是对这个忠臣大有好感，大有全指望他了的呼声。即便如此，朝廷也只赏给他二等男爵——都死到临头了，对汉人还这么吝啬。当然，冯国璋再死心眼，也是北洋之狗，袁世凯不发话，他什么也做不了。鼎革之际，身兼禁卫军统领的他，所能做的，也就是拼命为全系满人的禁卫军说话，保全了这支队伍。以至于后来这支没有战斗力老爷兵，就赖在了他的身上，成为他毕生的负担，从代理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还得为这帮老爷兵筹饷。
冯国璋虽然有点死心眼，但毕竟在辛亥革命中打败了革命党，为袁世凯争得了更优裕的谈判空间，无论如何都算一条好狗，忠狗。所以，战后袁世凯赶走了革命党人属意的直隶都督王芝祥，还是让冯国璋坐上了这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可是，这个头号反革命，怎么会被革命党轻易放过？刚一上任，就被直隶议会里的革命党人，来了一个下马威。冯国璋向省议会做施政报告，在照本宣科之后，身为丘八的冯国璋，大概是打算表表维持地面太平的决心，撇开稿子，发誓说，身为都督，他一定要维持好直隶地方的秩序，要是出了乱子，让外国人把中国人作践个王八蛋样儿，那是不行的。谁知道革命党议员马上站起来，质问他为何在省议会讲粗话？是不是有意侮辱省议会，侮辱中国人？冯国璋没想到会被当面抢白，嘴巴张开了，半晌合不上，羞得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又不敢发作，干在那里，下不了台——死心眼的狗性，又出来了。真是的，过去的官场上，什么时候见过这个？最后，还是议长出面，宣告休会，冯国璋才下台离去。过后，冯国璋居然托人捎话，向发难的议员道歉，说他对军队讲话惯了，没有经过议会的场面，说了粗话，真是不好意思。还问议员有什么要求没有，他尽可以满足。同时希望跟议员见面，有话好说。
有着最可恶的反革命经历的冯国璋，遭到革命党人的憎恶，理所当然。但是，被当众羞辱的冯国璋，却有这样的胸襟，不仅没发丘八脾气，给议员小鞋穿——这并非办不到，在那个乱哄哄的时代，挟私报复的事有的是，狠一点，派人把议员做了，也不是办不到。可是，这个都督反而低声下气递小话道歉。不能不说，这位北洋宿将，还真是有些涵养。不幸成了反革命的冯国璋，其实并不懂政治，指导他行事的，往往是日常的道德和规矩。本质上，没有经过民主启蒙的他，无疑是保守的。领兵进攻武汉，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打得正好，上头不让打了，也只能服从。但是，让他翻云覆雨，像段祺瑞那样，一会儿拥护共和，一会儿坚守帝制，却是做不来的。对民主政治，他肯定不懂，但已经民国了，议会的规矩，却要尊重。因为日常的道德告诉他，但凡规矩，都是要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