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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现场顿时哭声一片，无论是东林党，还是勋贵集团，大家今天的泪水都真诚地代表了发自内心的感动、和对逝去故国的怀念以及对未来不可言状的担忧。
五月初一日，小朱同志从南京西南的水西门登陆，在群臣的簇拥下，从南京城外乘轿直至大明太祖高皇帝的孝陵门前，下轿骑马进入。孝陵有东门和西门，东门是所谓的御路，就是只有皇帝才能走的路，但小朱同志此时十分的谦恭，他回避了东门，而是从西门进了孝陵，来到了太祖的享殿，向这位伟大、光荣的祖先报到，拜谒，在这里，他心情沉重，悲从中来，再一次留下了两行滚烫的热泪。在孝陵，他还特意去拜谒了大明懿文太子朱标的陵寝，这种举动再次让大臣们感动。
两天的活动，小朱同志都给南京百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大家对这位“混混王爷”的形象有了巨大的改观。纷纷说迎立小朱同志是“宗社之福”。
拜陵结束后，小朱同志一行进入朝阳门，早已听到消息的数万名南京市民一早就赶到了这里，伏地迎候福王的车辕，众百姓见福王衣服半旧，手拿白竹扇，一副艰苦朴素的样子，顿时热泪盈哐，一声声高呼万岁的喊声响彻山谷、此起彼伏。
是的，那个已经逝去的王朝，那个已经灭亡的故国，曾经让我们唾骂、让我们诅咒，但是，当我们一起失去她时，才感觉出她的伟大、她的可爱、她的无可替代！
眼前我们迎来的这个人，他就是那个王朝，那个故国的化身啊！尽管他声名狼藉、肥头大耳，但是他和我们一样，在社会的动荡中，经历了磨难，经历了沧桑。苦难会使我们变得成熟、变得智慧，他也应该是这样吧！在他登基后，他将会领着我们一道，栉风沐雨、除旧布新、中兴大明！
满怀欣慰、满怀希望的南京百姓一直拥着福王，把他的车队由朝阳门送到下榻的南京内守备府。
因考虑到崇祯的三个儿子还下落不明，文武百官在与福王商议后决定先由小朱同志出任监国，就是代理皇帝，待过一段时间后再予转正。对于这一点，小朱同志是没有意见的。
五月初三，小朱同志出任监国，发表了一份令人振奋就职演说，在演说中他对大明历代祖先的功业进行的缅怀，对自己在群臣、各方势力的拥护和推戴下继承了大明的事业作了陈述，对大行皇帝勤勉奋斗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对农民的暴力反抗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在演讲的最后他决心要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工作，为先帝复仇，收复山河，重铸辉煌。并宣布大赦天下，与民更始。
当监国，首要的问题是需要有个公章（玉玺）吧，但北京的玉玺被李自成没收了，又没法去要回来。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开动脑筋的礼部官员用黄金铸了一个新的玉玺，比起玉做的玺来，黄金玺既坚固耐用，又保值增值，也算南明对我国行政机关设施设备改革的一大创新吧。
经过了一系列的波折，南明新政府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了，大明的后续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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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督师扬州
史可法的“突围”
南明中央政府这座庙终于竣工了，菩萨（即监国）也摆到了大殿上了，剩下的事情就是由和尚们（即百官）来忙活了！
和尚们（即百官）经过紧张的商议、激烈的讨论，一致认为：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团结、和谐、能战斗、敢战斗、办成事、不出事的领导核心（即内阁）。
经过胜利的、团结的、专业的百官代表大会（明代行政专业用语为“廷推”），大会鉴于史可法原来的职位以及有“东南第一名臣”的人望，全票选举史可法同志出任新的内阁首辅。
同时，大会还选举原詹事府詹事姜日广出任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内阁成员；张慎言为吏部尚书，内阁成员；同时成为内阁成员的还有大学士高弘图、王铎。乍一看，除首辅史可法外，其余成员均为“东林党”，因此本届内阁被大家尊称为“东林内阁”。
除内阁外，东林党重要成员吕大器、刘宗周、李清等纷纷出任政府要职，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继天启帝初年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众正盈朝”。
东林党毫无“策立”之功，却一个个加官进爵，这可气坏了在福王竞选中荣立“集体特等功”的勋贵团和军人团，对现实的严重不满使素不相识的两派迅速靠拢在一起，为改变当下不公正的待遇而勤劳奋斗。
在马士英“总导演”策划下，善于进行“精彩表演”诚意伯刘孔昭再次登台亮相。一次“廷推”会议上，刘孔昭紧急提议：“因自己‘定策’有功，迫切需要组织安排，给予出任内阁阁员的政治待遇。”
刘孔昭的提议很快被东林党一系的大臣集体否决，否决的理由是：“依本朝基本法（祖制），勋贵人士一律不准出任内阁成员”。
等的就是这个态度，刘孔昭的第二轮博弈马上上演。
“如我不可，凤阳总督马士英难道不可吗？”刘孔昭继续背台词。
要驳回这个提议有些难度，马总督现在是要功劳有功劳，要枪杆有枪杆，以后，无论是“保卫江南”还是“北伐中原”，都离不开这位军界大佬的鼎力支持。
史首辅于是以坦荡的胸怀、诚恳的态度上奏朱监国，将马士英同志升任大学士，加入内阁，并居次辅的位置。
接下来，其它的勋贵团和军人团也得到了加封或赏赐。
皆大欢喜，南明朝廷一派喜气盈门的开国气象。
机构很健全、员工很满意、领导很支持，那么，“抓革命，促生产”吧！
史首辅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这是他第一次站在这么大的事业舞台上，倍感责任重大，时不我待。
史首辅炯炯有神的双眼把行政的重点放在改善民生的问题上来，他知道，如不快快解决几件老百姓关切的大事，那大明政府的民众支持率就会再度下降。
目前，百姓最关切的问题，一个是土地，一个是税收。
土地问题说白了就是土地占有的严重不平均问题，就是在大明的南方，也就是南明政府的管辖区域，90％的土地资源也掌握在10％的人手中，这些人除了老朱家的若干代的皇子龙孙外，还有各级公务员、大小地主。
土地占有集中，这也不是问题，无地的农民可以租地耕种呀，问题就出在这里，土地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他们就有了垄断的可能，事实上，这些“万恶”的地主阶级们统一把土地的租金提高到了占土地粮食总产量的60％以上。比方说，你租种地主老财的一亩地，春播夏耘秋收辛辛苦苦下来，得到粮食100公斤，60多公斤是要交给地主老财的。
有地的家伙们收了地租，按理说应该给国家依法纳税了吧！但纳不纳税，这要看看身份再说！老朱家的皇子龙孙是不纳税的（已被边缘化的“庶民”除外），各级公务员是少纳税或不纳税的。只有那些无权无势的中小地主和老实巴交的自耕农才是纳税的主力军。
现在，明朝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大土地所有者越来越占有土地，且越来越少向政府交税，于是政府只能越来越多地向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征税。结果是中小地主和自耕农越来越走向破产，政府的税收也就越征越少。
解开这团乱麻，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土地再次平均分配。
但史首辅不能这样做，因为他本身说白了就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地主，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不能干挖自己阶级墙角的事情。
土地问题暂时解决不了，那就减减税吧，好歹让南明广大的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有些盼头。
史首辅推出了减税方案，内容如下：
1、崇祯十二年（即1639年）后，一切正税杂税附加税末向政府交齐的部分，统统不再上交；
2、现征税标准按崇祯三年（即1630年）标准执行；
3、以后除正税外，附加税（如“三饷”），一律取消。
减税政策一公布，户部给事中李清上书，就减税后带来的严重问题向史首辅作了详尽的汇报。
他说：一、南明政府按旧有的征税标准预计财政收入为450万两（白银，以下同）。
二、南明军费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每镇60万两，左良玉108万两，郑鸿奎、郑彩、黄斌卿等八总兵也需240万两，行政支出及皇室经费100万两，合计支出688万两。
三、这样，南明本年度预计的财政赤字为238万两。（还没包括必要的社会救济所需费用）
李给事中补充道，他不反对减税，但减税后，南明政府将无法维持正常的运作。
减税是要进行的，但政府也要正常运作的，史首辅陷入了冥思苦想之中。
两天后，他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
一、既然军费总支出已远远超出财政总出，那就从减少军费支出上着手吧。
二、减少军费的成功案例，无疑是本朝太祖朱元璋的“军屯”，他老人家让军人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战时打仗，平时种地，不但不花国家财政一分钱，还能给国家上交余粮。这一点，朱元璋老人家也曾骄傲地说过：“吾养百万军队，不费国家一钱。”
三、但搞“军屯”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军队，二是荒地，这两条件南方都没有，而江北却有，高杰、黄得功等有军队，河南、山东有大量“荒地”，不但适合开展“军屯”工作，而且还能北伐中原，光复大明！
史首辅决定了，绝地突围，到江北去。那里，广阔天地，大有所为；那里，金戈铁马，气吞万里。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两件事，更加坚定了史首辅督师江北的决心。
第一件事是勋贵团骨干徐弘基（徐达之后），曾上本弹劾，说史可法勤王无功，没有及时救援崇祯帝，属于典型行政不作为，建议判处死刑，并立刻执行。
第二件事是江北驻扎的高杰、刘泽清两总兵上书中央政府，请派重臣督师江北，以保卫大明神圣领土不受侵犯。
眺望长江，史可法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他认为自己必须离开朝堂，立功域外。这对其个人而言，是想在江北，为新的国家拼杀出一条血路来；对其形势而言，也是人心所向，大事所趋。
再说了，首辅出任督师也是有先例的，比如地主阶级的先进分子、大明官员的学习谐楷模——杨嗣昌同志就曾以首辅身份出任督师，并在督师的工作岗位上光荣地以身殉职。
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心灵纯洁、心底纯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人皆乐其逸，我独服其劳，史可法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五月十二日，在福王监国的十天后，史可法自请督师江北。
在督师江北出发前，史可法加班加点，为朱监国、为自己做一些扫尾工作。
十五日，在史可法、马士英领衔下，百官齐上表劝进。福监国在“谦让再三”后，登基即位，成为南明第一任皇帝，大明第十七任皇帝。年号弘光，弘光，取继承光大祖宗伟大的事业的之意。
十六日，史可法辞去兵部尚书一职，并推荐次辅马士英兼任，弘光帝许之，但保留其首辅的名义及待遇，并请史可法兼任礼部尚书。
十七日，史可法陛辞出京，开始了他艰辛、坎坷的督师路！
被迫“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