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是因为，多尔衮把多铎、阿济格统领的大部分满蒙汉八旗军都调回北方“避暑”去了，南京只留了不到一万人的满八旗部队。
而大量的南明降兵，还要去南方各地镇压此伏此起的群众性“护发”暴动。
这种“到处有反抗，到处有镇压”的局面，对多尔衮来说，既无所谓，也不想改变。
因为他觉得：打死降兵除内患，打死义军除外患，反正自己两不吃亏。
但他打的“小算盘”却为隆武朝及鲁监国的创建提供了机会。
而现在明军面临的局面是：地盘还不算小、民众也比较配合、兵也不少。
南明仍还有南方大约200多万平万公里的土地，而全国汉族民众对剃发令的不满和反抗，无形之中提升了南明的人气指数。
同时，军队数量上，弘光朝不愿作降军的溃兵、南方各省的驻军、各地的“义军”，加起来也大约有七八十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抗清前线的鲁监国，就跃跃欲试地筹备来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645年8月，鲁监国在没有做多少准备的情况下，就指挥近二十万军队，急匆匆地渡过钱塘江，向杭州城发动试探性地进攻。
鲁监国这样做，的确有其难言的苦衷。
因为自已落后半拍，搞得除了浙东，南明其它的地方，都把他当成了一个争权夺利的“小三”。
为了能及时让自已“扶正”，鲁监国决定仗着自已的地利优势，先就近拿下杭州，然后直捣故都南京，跑到老祖宗朱元璋的墓前嚎几嗓子，在政治上渡渡金后，再和隆武朝的“朱大叔”叫板！
但真是打无准备之仗就等于送死，这次进攻中，明军只模了模杭州城的砖头，便被清军狠“扁”了一顿后赶了回来。
“失败是成功之母”，进攻失利的鲁监国跑回绍兴后，又攒钱又筹粮又招兵地猛干了三个月，准备再接再利地渡过钱塘江，二攻杭州城。
为保证群龙有首，鲁监国拷贝了汉高祖刘邦筑坛拜将的模式，也用石头搭了一个台子，煞有其事地拜方国安为三军总司令。
在进攻前夕的12月19日，鲁监国还亲临前线犒赏三军，一阵“同志们辛苦了”的口号喊过后，还给每个参战士兵发了两钱的“买命银”。
12月24日，战斗在杭州城下打响，但此时的杭州城，已经比八月份更坚固、更严密，明军打了几次，都劳而无功。
见明军表现如此“疲软”，守城的清军兵分三路，主动出城迎战，结果明军残败，被俘的副将有十一人，参将、游击、守备更多，有四十八人。
这次失败让鲁监国由战略进攻转入了战略防御，只能隔“江”兴叹！
但历史是不会慷慨地腾出大把时间让“弱者慢慢变强”的。
1646年2月19日，在湖广战场收拾了忠贞营及何腾蛟的杂牌军后，多尔衮已自信——“西线无战事”，就又把阴郁的目光投向了东线的浙闽战场上。
多尔衮对东线战场如此情有独钟，不仅是因为需要拔掉浙闽鲁监国、隆武两面抗清大旗，而且还因为浙闽是重要的产粮省份，打下这两个省就意味着不尽粮食滚滚来。
多尔衮决定实施自消灭弘光朝以来的最大一次军事行动，以求毕其功于一役。
他再次大胆启用了“皇三代（努尔哈赤之孙、多尔衮之侄）”中的一个杰出将领——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固山额真图赖为副手，让他们领着己休整过半年的满汉八旗，沿运河南下，直抵南京。
到达南京后，博洛与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做了职务交接，勒克德浑同志带本部人马回京“度假”，博洛开始继续与南明对阵干仗。
为确保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的“人多力量大”，博洛连连签发调兵令，征调李成栋、曹存性、范绍祖等南明降将降兵中的“精英人士”约二万多人，陪同他一块儿南征。
这次军事行动中，博洛负责进攻的目标是浙闽。同时，他还命南明降将，现江西军区司令（提督）金声恒负责进攻江西，以作牵制。
5月15日，博洛统率的军队经苏州进抵杭州，开始为武装泅渡钱塘江作物质准备。
这时，老天爷又跑过来“助纣为虐”了。
因为这年浙江久旱无雨，钱塘江水量比往年同期下降了二分之一，以致于清军在江边训练时，发现当地人在江中心冼澡，水的深度也仅能没过人的胸部。
清军迅速将这一“水文信息”层层上报，博洛马上在夜间组织人员进行了“试渡”，结果发现人借助战马就可顺利过江。
博洛偷偷乐了一阵后，出台新的军事进攻计划如下：
5月25日，大清兵将兵分两路，一路由精锐的马步兵组成，充当主力，自杭州六和塔、富阳、严州一线涉水过江；另一路由“半吊子的水军陆战队”组成，充当副手，自鳖子门沿海而进，从侧翼打击部署在钱塘江的明军。
熟视无睹、司空见惯了的现象，往往就会造成人认识上的“盲区”。
明军总司令方国安，就存在这样的“盲区”。
在他的习惯性思维中，“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为摧。”的钱塘江是清军一道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
但在5月25日夜，这让他付出了足以悔恨终生的代价！
清军主力在一夜之间，于几十公里的范围内，“走”过了钱塘江，直扑明军的南岸阵地。
配合主力作战的“水军陆战队”也从侧翼对明军发动了攻击。
明军的钱塘江防线瞬间土崩瓦解，各路明军纷纷放弃阵地，向绍兴方向紧急撤退。
此防线一失，杭州到绍兴已经无险可守，清军亮闪闪的马刀，已经冷嗖嗖地向鲁监国的国都劈来。
鲁监国既不学崇祯，做“国君死社稷”那种呆头呆脑的事；也不学弘光，做“孤身出逃”那种傻头傻脑的事。
非常时刻，他先派靖夷将军毛有伦保护老婆、孩子及保姆退往台州入海，然后请忠心耿耿的“水军总司令”张名振组织水军，护送自已离开绍兴，经台州乘船逃向了大海妈妈的怀抱。
但百密一疏，毛有伦为图方便，擅自改道由蛟关入海，在这里遭到叛将张国柱的偷袭，结果弄得鲁监国的老婆孩子全都被“请”到杭州做了特殊的政治“VIP”。
5月30日，博洛开始抵达绍兴城下，结果不到24小时，绍兴就被攻破。
一年前还在杭州城下铁骨铮铮的方国安，现在却严重缺钙，在绍兴城破之时，和大学士方逢年、谢三宾、宋之普及阮大铖等人一同降清。
但南明历史如此怪诞，在出现“思想严重堕落”败类的同时，又产生了两个“灵魂高度升华”的榜样——王之仁与朱大典。
王之仁，直隶保定人，明朝崇祯大太监王之心的弟弟。
靠着哥哥这位“特殊成功人士”的帮助，出身低微的王之仁步入官场，并一步步做到了“定海军分区司令（定海总兵）”的职位。
在潞王杭州降清时，深感富贵不易的他在几度徘徊后，决定随大流一起降清。
降清后他仍任原职，但却没有延续幸福快乐的日子，无数汉族同胞的头颅和鲜血让他内心波澜起伏，思考当时降清的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
这时，宁波府爆发了以董志宁为首的“六狂生”起义，起义爆发后，手中有枪杆子的他他立刻成为“拥清派”和“反清派”都竞相争取的对象。
“拥清派”以大财主兼大官僚谢三宾为代表，这个“既得利益者”怕起义使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于是派人携亲笔信前往定海，请他速发兵镇压民众起义，承诺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反清派”以起义后新当选的“宁波民众自冶委员会主席”钱肃乐为代表，他也派出倪懋熹为使者来策反王之仁，请他看在民族大义上重新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
两边的使者几乎同时到来，这让王之仁何去何从？
他给两派都回了一封信，说自己将在十五日统兵前去，请各位届时到演武场迎接。
当十五日他率兵赶到两派齐聚演武场时，戏曲性的一幕出现了。
洋洋自得的谢三宾认为钱肃乐等人必将血染演武场，但其看到的，却是王之仁掏出自己那封请求镇压民众起义的信，当众宣读。
听到信的民众自然义愤填膺，纷纷请求将三宾同志现场放血，以祭大旗。
三宾同志顿时晕了三次，醒了三次。
但这家伙脑袋就是反应敏捷，一阵痛哭流涕的悔过之后，表示自己将出“万金以充军饷”，请大家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正在为缺饷犯愁的王之仁与钱肃乐商量后，同意三宾同志“以钱赎命”。
反正后的王之仁进驻宁波，稳定了浙东局势，成为了鲁监国重要的军事力量。
后来他参加了对杭州城的进攻，虽没功劳，却有疲劳，所以被鲁监国先封公、后拜侯。
看到鲁监国的军队凄惨惨如高山倒、政权忽剌剌似大厦倾，而三军总司令方国安却不战而降，王之仁心如刀绞，心中涌起对方国安难以名状的怨恨。
但他不淮备“梅开二度”，再次跑到清朝那里乞食求生！
他召集了手下不愿做“亡国奴”的兵将，乘海船数百艘，携带大批辎重，由蛟门航海到舟山群岛，打算去找那里“岛军区司令”黄斌卿同志会师。
王之仁想：“黄斌卿同志现在虽然打着隆武帝的旗号，被隆武朝封为肃虏伯，但好歹大家都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估计这位兄弟，对自己也会双手欢迎的。”
临近舟山群岛时，王之仁先派人去见黄司令，请求与其“会师共举”。
黄司令从来人口中，知道王之仁手中有大量辎重，就表示热烈欢迎之仁兄及手下各位莅临本岛，共图大业。
他先接收了王之仁的大量辎重，但当随后王的部队准备登岛时，迎接他们的，却是一阵又一阵猛烈的炮击。
炮击之后黄司令又指挥他的水师，从四周靠拢，准备将王的部队歼灭或收编。
猝不及防的王之仁兵船损失惨重，他对黄司令的“小人作风”痛恨不已，但却无能为力。
他下令部下放弃抵抗，归附黄司令。
但他自己却不准备归附，他将自己家属九十三人乘坐的海船凿沉，让家属先其一步，为国殉难。
随后，王之仁将鲁监国颁发的敕印也投入大海，自已则带着一条大船，大船上让大明的旗帜高高飘扬，并鼓乐齐鸣，大造声势地向已被清军占领的吴凇口驶来。
吴凇口的清兵见过投降的，却没见过如此“大张旗鼓”来投降的，但也不敢怠慢，赶忙向吴淞总兵李成栋禀报，李总兵立即将王之仁这一行人“迎接”后，转送到南京的洪承畴处。
洪承畴也认为王之仁是在玩“投降行为艺术”，于是就亲自在官邸会见了这位“表演艺术家”，看他如何步己后尘，成为一位著名的汉奸。
但这次会见却是从友好的氛围中开始，在敌对的氛围中结束。
会面后，王之仁态度忽然大变，慷慨陈词地说自已这样做，是因为不想因葬身大海，死得不明不白，让后人有所误解，所以不得已搞此表演，意在告诉这个世界——我，大明的王之仁，为大明而生，为大明而死！
当然，他内心深处，还有一个不能对外言传的理由。
这就是：我，曾失足做过一时汉奸，但我，决不会做一世的汉奸。
接下来，王之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洪承畴，指责其忘先帝之恩，负国家之义，引虏入室，卖国求荣，比当年的卫律、李陵还要罪孽深重，还要遗臭万年。
洪承畴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