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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等国家则曲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以僵化的体制限制了人民的自由，以长官意志来运营国家。空耗了资源，弱化了社会的多样性。然后又以人为创造的愚蠢标准来割裂社会。
只有中国，才本着自由平等的态度来运营国家机制。在中国，所有人一律平等。社会各个阶层都可以在共和国找到自己的立场和地位。中国共产党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会人为割裂社会，制造人民之间的差异，以推卸责任。也不会以超阶级来蒙蔽视听，创造出“虚拟的敌人”来转移矛盾、混淆视听。在中国，人民都是自由的人民，在中国，人民都是平等的人民。
中国共产党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来执政，人民可以在宪法的框架下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平等、解放。执政并且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权力和义务，共产党绝对不会抛弃自己的权力和义务。所有中国人民都将一视同仁的享受自己的权力，承担自己的义务。
这样态度鲜明的发言秉承了共产党的一贯态度。在中国，强势政府，更加和谐的权力与义务的统一，一个执政党是否独裁并不是问题，只要这个政党是一视同仁的服务或者欺压人民，那么这个政党的道德水准就会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
共和国的经济终于放开了，这是一次全面的放开。也有另一个更加官方的说法，就是“抓大放小”。共产党集中力量抓大型企业，而大型企业本身就是“标准”的制定者，具体的生产，或者说“中小企业”都交由“自由”的人民来靠自己的力量经营。共和国国家体制通过“为人民服务”来行使统治。
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运动，不仅仅是在中国反响巨大，在全世界都引发了共鸣。中国还算好些，工业化的时间还短，社会上的资本运营还没有深化到足够深度，在进入后工业时代的欧美，高度精密的工业化运营，让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机器。这个社会机器甚至已经超出了资本家的控制。以“资本运营”为核心的欧美，人民觉得已经失去了“自由”，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欧洲福利化社会的进程越来越快，福利化社会又不断地扼杀社会前进的动力。
美国的体制从一开始就反对民粹，反对福利体制，但是他们也不可避免的陷入了另一个社会体制僵化，社会各阶层矛盾激化的趋势。
苏联则因为自己的工人福利过高，让苏联的工业毫无竞争力可言。
与他们相比，共和国在60年代形成了三低两高，也就是“生活水平起点低、劳动力成本低、社会福利低。经济运营水平高、人民受教育水平高”的特点。
在1965…1967年，共和国以很多产业为信用抵押，向全世界筹集资金，最终发行了接近1000亿美元的长期债券。贷款协议当中商定可以用人民币偿还。这年头全世界资金充裕，利率接近零利率。借债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风气，共和国的巨额借款也谈不上有太多了不起。
1970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和美元危机，到了1974年，美元和黄金脱离挂钩，加上期间人民币的升值，让共和国轻而易举的实质性赖掉了400亿美元以上的借款。
1975年1月，共和国财政部发布了内部紧急通告，要密切注意人民币回收问题，防止外国资金在中国的经济破坏行动。到了年底，这个严防死守的行动最终被证明，这是虚惊一场。由于经济危机，共和国商品成了绝大多数国家唯一能够买得起的商品，人民币回流速度超过官方的预期。一方面是共和国的人民币大量回流，另一方面，在人民币圈，对于人民币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两相相加，外国人持有的人民币不仅仅没有冲进共和国金融体系兴风作浪，相反，各国央行都提高了人民币储备数量，人民币在全世界货币储备当中的比例提升到了8％这样的一个水平。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达到了10：1。
中国的好日子终于开始降临了。
中国的夏天开始了，陕西众的黄昏也降临了。到了1975年，陕西众在世的人数不到1939年的85％。很多人要么退居二线，要么干脆就在疗养院面对人生的终点。与之相比的，倒是主席和总理为代表的老革命们身体更加健康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主席他们也承认，但以工作辛苦程度而言，陕西出身的同志们工作强度是南方同志们比拟不了的。
在1975年，沈茂意料之外的成为了共和国第三任国家主席，这个选择与其说是沈茂努力上进，倒不如说是老家伙们逐渐失去了政治热情。共和国的权力向着第二代转交的速度越来越快，1890…1910年出生的同志们不断的淡出政治领域，1910…1920年间出生，赶上了陕西众第一批大规模教育普及的青年一代成长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党、政、军、企业部门之间都有过丰富经验，人脉颇广的沈茂，倒成了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对象。沈茂这年75岁，早已经过了古稀之年。在这个年纪爬上共和国权力顶峰，并没有让沈茂产生什么天真的愉悦。他的母亲今年已经101岁了，老夫人对儿子最终达成了她的理想，也没有过于激动。在沈茂成为国家主席的一个月后，老夫人静静的在儿子的陪伴下，面对着已经近在咫尺的死亡。
能够采用的医疗都已经采用了，最后一次吸完了痰液，老夫人的呼吸突然变得轻松顺畅起来，沈茂并没有感觉轻松，他虽然还强打笑意，可眼角已经有了泪光。
医生们虽然还想继续治疗，老夫人轻轻抬起手阻止了他们。“你们都尽了，谢谢各位。我不是在说你们坏话，不过呢，要是医生管用的话，世上就没有死人这回事。这最后的时候，让我和家里一起多说会儿话，就别往我身上插管子，也别给我喂那些药了。”
沈茂破涕为笑，或者说是笑着哭起来。医生看着沈茂，沈茂抹了抹眼泪，然后向医生挥挥手，“请诸位出去吧，感谢你们对我母亲的照顾，我一会儿再正式道谢。现在已经不需要医生了。”
对于这样坦荡的态度，医生们自然是非常欣赏的。给老太太做了最后的医疗上的整理，医生们鱼贯走出了病房。
沈茂的孩子们和孙子们围绕着家族当中的最年长者，老夫人一个一个把他们叫上前来，带着慈爱和他们一一说话，并且赠送给他们最后的礼物，然后老夫人打起最后的精神，“我想睡了，大家都出去吧。”孩子虽然也想留下，但是却拧不过老夫人的意愿，他们只能出门去。把母子俩人留在病房里。
“没想到我能死的这么安静。老天对我不薄啊。”老夫人说道，“我活了这么久，你爹，还有你的哥哥姐姐都比我死得早，我最怕的就是你也死在我前头。儿啊，那怕你只给我送终，就是你对我最大的孝顺了。到今天之前，我怕啊！”
说到这里，老夫人突然泣不成声。
沈茂只是握住母亲干瘦的手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等到母亲的情绪稍有平复，沈茂采用毛巾帮母亲擦去了脸上的泪水。
老夫人的脸上一度红润，但是这红润开始迅速褪去，老夫人突然微笑起来，“我感觉到了，我很快就要死了，不过我这辈子有父母，结了婚，有了儿子，女儿。我该有的都有了，没什么遗憾了。儿啊，我现在不想睁眼了，你抓住我的手……”老夫人的声音逐渐弱了下去，沈茂紧紧地握住老夫人的手。
老妇人的嘴唇还在轻轻的动着，沈茂连忙凑上去，他听到老夫人低低的声音在缓缓的陈述着最后的心愿，“把我埋在你爹身边，他对我不错，我死了也能跟着他。而且，儿啊，以后你就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我已经帮不上你了。我以前总想让你当上国家主席，这就跟我儿子当上皇帝一样，不过你真的当上了，我又觉得，你这么大年纪了，还得给国家卖命，你们这些人就是劳碌命，当官能弄到的那点地位，和你的付出，根本不成比例，不公平啊，有我在，你还有娘，还有家，我不在了，……”
声音越来越弱，最后终于听不到。沈茂手中母亲的手掌越来越凉，沈茂知道，自己永远失去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长辈。
沈茂请了一个礼拜的假，对他来说，这是他到现在为止因为个人原因申请过的最长时间的假期。四十几年来，包括沈茂在内的陕西众，无一不是在兢兢业业地工作。和大家的付出相比，所谓的权力、地位、或者金钱上的回报，都可以说微乎其微。沈茂突然间有种疑惑，自己和同志们这样的奋斗，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过他很快就释然了，这样的疑问并无意义，因为这个疑问本身就没有什么合理性。现在的中国，就是一本故事书，陕西众作为故事之外的人，书写了这个故事。看上去这是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但是如果把“故事作者”的这个身份抛弃掉，那么沈茂，陕西众的意义又何在。故事的作者创造了故事，而这个故事又证明了作者的存在和意义。这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
1976年，司法界闹出了“嫖宿幼女案”，这件案子让司法界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全国人民一起开始反对司法界的“自由主义”倾向。
1977年，南方上万个体户集体游行，声讨“乱收费”，个体户们与政府的协商并没有让个体户满意，于是南方个体户开始自发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在竞选中惨败。作为对应，国家开始大力扶植连锁超市业。
1979年，大学生状告教授“在课堂上宣讲反党反政府言论”，法院拒绝受理。学生们上街游行，TG开始对司法界进行大清洗。
1980年，共和国标准商用快速反应堆投入使用。
198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
1982年，共和国发电量首次超过美国。
1985年，共和国首次登月成功。
1988年，共和国引海水入干旱地区的计划提通过人大决议。
1989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国后工业化调查报告。报告中提出了后工业化的中国需要面临的四大挑战。生活质量、城市建设、公民教育、养老保险。
1990年，苏联经济改革失败。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独立。
1990年8月，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前往北京，接待他的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太宗，亚纳耶夫这次的官方任务是和中国方面商讨苏联欠共和国80亿美元的债务问题。但是他本人早已经通过秘密渠道向共和国发出了申请，希望共和国能够支持苏共当中依然坚持共产党执政的忠贞党员，推翻戈尔巴乔夫的统治，挽救苏联。
所以亚纳耶夫在太宗的引荐下，拜会了前中国国家主席太祖。此时，二战四巨头，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早已经作古，仅有太祖一人在世。四巨头时代的小兄弟，现在已经是世界上辈分最高的政治家。
主席现在早不执掌具体工作，亚纳耶夫之所以拜会主席，是因为主席的声望。资历这种东西，看不到摸不着。如果是太宗公开的支持，那就极有可能导致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的巨大反感。而主席一旦出面，这种反感就会烟消云散。毕竟主席和斯大林算是同一时代的领袖，无论对老一辈如何的看法，但是盛名之下，敬畏之心是无法消除的。所有共产党的领袖，其实都承认主席的辈分，前辈的言语总有着一种无可抗拒的号召。
美国和欧洲就非常痛恨中国领导者的长寿，让他们不得不长年累月的报道着那些熟悉的名字。反复的报道，让欧美的群众们都对这些异常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