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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秋知在那边说：“好的，好的，我在哪里等着？”
王步凡说：“你就在镇政府门口等着，我让思蜀去接你。”说罢来不及多说什么挂了电话又给任可打电话，说自己回老家有点急事用一下车，任可问了他的位置，说马上让车过来。
王步凡站在孔庙初中门口等着。夜正黑，东方还没有呈现出鱼肚白，西风也有些凉，吹得他直打寒颤。过了二十分钟，乐思蜀先到，王步凡交待了一下让他去拉上叶知秋到芙蓉镇去。乐思蜀开着车走了。又过了一会儿计生办的车也来了，王步凡回老家去接父亲。
王步凡把父亲接到孔庙初中门口，乐思蜀去芙蓉镇还没有回来，他让计生办的车回去了。这时天已经大亮，原来是个阴天，又下起了小雨，天地都是灰蒙蒙的。王步凡拿不准此行是否顺利，心情就像这天气一样有些灰暗。不过他宁愿相信自己会走运，也不愿去多想不吉利的事。天不会总阴着，人也不会总背运，说不定他这一次真的该转运了。想到这一层，他的心情却晴朗多了。站在大街上他想抽烟，一摸口袋里没有烟。现在他的兜里一分钱也没有，只 好又去那个小商店里赊了两盒烟。店主嘴张了张想说些啥却忍住没说。王步凡知道他想讨账，只好装作不知，仍让他先记下。拿到烟后，他心里一阵难过，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悲哀。 本想和店主拉一会儿闲话消磨消磨时间，现在也没有这种心情了，就很窘迫地走出小商店 ，站在路边和父亲抽着烟等人。扭回头看一眼店主，店主脸上挂着阴沉，好像遇到了欠债不还的赖皮。
过了十分钟，张问天和叶知秋来了，王步凡说先吃点饭，张问天却说先赶路，时间必须抓紧。于是四个人坐上车向天野市方向驶去。在车上，张问天说要赶在八点钟以前见到米良川，怕他白天有事，一旦出去就找不到了。他还说来之前已与赵云天通了电话，赵云天在市新华书店门口等着。乐思蜀加快了车速。
路上，王步凡有意无意地向张问天打听李二川他们天南之行的有关情况，张问天笑着说：“李二川他们那天来了七个人，到天南县之后正好门岗上没人，就直接到县委办公室找米良川，办公室的秘书还以为他们是上访告状的群众，推说米书记不在家，去天野市开会了，有事让他们到信访办去。当李二川说明他们是米良川的老师，从东南县芙蓉镇来，那个秘书才红着脸又倒茶又递烟，很是热情，然后说米书记正在开常委会，让他们等着。他们一直等到 十一点半钟，常委会才散会。秘书去向米良川通报之后他并没有出来接见，说是有点事情 要办，让秘书把他们直接带到县委招待所去先安排饭。他们坐着车出县委大门时正有一 农民要进去，门卫不让进，农民们就嚷着说，为什么刚才人家告状米书记接见，而我们上 访就不接待？县委书记也看人下菜？老百姓竟把李二川他们也当成了上访告状的农民了。”
王步凡接话说：“这年头上访告状的人特别多，平均每星期县委县政府门口都有告状的，已成家常便饭了，就连孔庙这个地方也不安宁。”说罢看着叶知秋笑了笑，叶知秋也报以微笑 。
张问天笑了笑并没有就这个话题深说，继续介绍李二川去天南的情况。“李二川他们在招待所一直 等到十二点多，米良川才坐着车来到招待所。吃饭时米良川很热情，说老师们难得来一次天 南一顿饭就花了两千多块钱，光茅台酒喝了五瓶。当李二川他们说明来意后，米良川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也许人当了官就得有点官架子吧，在办公室那阵子他就应该出来见个面，可是他没有出来。他再忙也不会比毛泽东还忙吧，毛泽东还接见韶山老乡呢。他也许当着下属的面是故意摆谱的，年初我去找米良川说马风那个事时，他在组织部长面前就故意显得居高临下，很有官架子，似乎只有这样才显得他深沉，显得他像个书记。你说人这东西就是怪，当了官没有官架子，人们反而说你不像个当官的样子。中国几千年的官场文化是很微妙的，人们不也常说当官就得有个当官的样子嘛，这样子咋解释？大概就是官架子吧，人们已经习惯了。其实前些年米良川求我去找边际办事时一点架子也没有，叔长叔短地叫。在我看来米良川并不像我们这些人诚实直爽。”
张问天停了停又说：“李二川他们刚吃过饭，天南葡萄酒厂的下岗职工不知咋知道米良川在招待所吃饭，来了四五百人把大门堵住了，有人还在那里骂娘，说当官的一桌酒席花几千，下岗职工没人管，毛主席你快睁睁眼。真有意思。李二川他们都为米良川感到羞愧，而他却像没事人一样。分别时米良川不敢从正门走像贼一样从后门溜了，临走时丢下一句话，说能帮忙就尽量帮忙，可惜连你的名字也没有记一下。他的秘书坐车从正门走，走到门口就被告状的群众拦住车，从车上拽下来和他论理，他急忙亮明了身份。群众知道秘书不当家就放秘书走了，还傻乎乎地在等米良川，他们真是对当官的抱希望太大了。”
王步凡听了张问天的话心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希望也大打折扣，他觉得米良川的话等于和没说差不多，这一次去找他也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心情一变，车窗外的景物也都阴暗起来，雨雾中的白杨和垂柳也是死气沉沉的样子，就像一个刚死了丈夫的女人那样憔悴哀伤。
王之道却满有信心，他知道当官的说话总是留有余地的，哪会像老百姓那样一拍胸脯说这事包在我身上啦！他认为米良川说出这样的话很正常，对这次天野之行仍充满信心。
王步凡从接触的那天起就觉得张问天的感情一直是压抑的，觉得他这一辈子肯定过得也不顺利，就岔开话题与张问天拉些家常。他问张问天这些年的经历，张问天就打开了话匣子，但话是对着王步凡的父亲王之道说的。“那天见王老师时，因为有正事我也没细说，我是四五 年日本投降后考上西南军政大学的，毕业时国民党已经被共产党打败逃到了台湾，共产党收容了我们那些学生，经过审查也都没啥历史问题，就分配到各条战线上参加了工作，其实许多学生在学校时已经加入了共产党，是党员的都得到了重用。我不是党员，被分配到水利部门去工作。五？年冬天傅作义来咱河东省考察水利工作，我就是五人考察小组成员之一，傅作义曾对我 说将来河东省的水利工作就交给我去办，言外之意咱省的水利工作准备让我负责。后来一念之差误了终生。我在外学习工作四年了，加上解放战争期间形势多变，与家中音讯隔断，既然到了家乡，一心想着回家看看父母，结果一回家就坏事了。日本投降后我二叔当了国民党的区长，四七年他杀害过三名地下共产党员，解放后我二叔被镇压了。我回家之后，当晚就被那时的村干部抓起来了，说我是反革命分子家属，要向我讨还血债，决不能让我混进革命队伍中去。第二天就把我送到县里审问。其实县里根本不问青红皂白，就给我戴了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一戴就是几十年。在那几十年里，每次运动都挨批斗，六？年生活紧张时差点把我饿死。七九年开始落实政策时天野还是地委，我找到天野地委书记边际求他帮忙，他说我的事不归地区管，我的同学井然是省人事厅厅长，让我去找井然。边际赠给我一些路费，我就到了省城。找到井然后，井然说这事比较难办，因为我那时的工作单位不在省里在水利部，应该到中央去找人。落实政策必须由原单位落实，其他地方没法落实。我说要是傅作义活着还好说，他已经死了让我找谁去？井然告诉我，我们的同学已经当了副总理，对老同学老同事很关照。他给副总理写了一封信说明我的情况，让我直接去北京找副总理，让副总理与水利部联系落实我的工作问题。我就怀揣着井然的信进京了，又通过工作人员把信递到副总理办公室，之后秘书安排我在招待所里等候。他说副总理很忙，一有空就会来接见我。我只好住下耐心地等待。我等了一星期，星期天晚上刚睡下，服务员来敲门通知我，说十点钟首长来见我。我急忙穿好衣服心情很紧张地等着。十点钟副总理来了，几十年不见彼此都不认识了，我一说名字副总理还有印象。因事先 井然在信中已经说明我蒙冤几十年的情况，副总理首先表示同情，然后问我是想在北京工作还是想回老家工作。我说老婆死了，儿子一个人在老家，还是回老家吧。他说他已经让秘书到水利部落实了我的情况，那里只有我的名字没有联系地址，因此水利部在 落实政策时一直没法和我联系。副总理让水利部已经出具了落实政策的证明材料，他又给我写了封信，让河东省统战部安排我的工作。临走时他说材料邮寄太慢，也容易丢失，让我还是自己带上为好，不过路上要小心，别丢了。副总理很忙，他的接见前后只有十几分钟时间，却让我一夜没有合眼，想了很多很多。我的冤案如果不是副总理关照，很可能就没有平反的希望。第二天我坐火车回到省城去见井然，井然建议我留在水利厅工作，将来把儿子也安排在水利厅。我当时对前途已心灰意冷，省城又人生地不熟的就执意要回地方上工作。结 果一级一级往下安排，就把我安排在芙蓉镇水利站当了站长。人生也真短暂，耽误了那么多年，重新工作后只干了五年就该退休了，退休就退休罢，老伴因娘家是地主成份在‘ 文革’期间被批斗死了，儿子老大不小了还没有成家，就让儿子接了班，接班后才找了个媳妇成了家，也算了却了我作父亲的一桩心愿。”
王步凡听了张问天的经历，很有感慨地对张问天说：“你当年要是不回家恐怕最低也是水利厅的厅长，你的同学都当副总理了。”
张问天叹道说：“也许吧，可惜一步走错误了终生。不过还好，这条老命总算没被‘文 化大革命’夺去，在那种全国只有一种声音的年代，人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思想，你整我， 我整你，整来整去，说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早上还在革别人的命，晚上就被别人革自己 的命……，十年动乱那么多蒙冤而死的人结局还不如我，想到这些心理也就平衡了……”
这时小车进入市区，路上车水马龙，骑自行车的人特别多，为了不影响乐思蜀开车，大家都不再说话。到了市新华书店门口，张问天指着路边站着的一个人说：“赵云天已经在等咱们了。”
乐思蜀把车停住，大家下来与赵云天见面交谈，乐思蜀开车去买礼品。赵云天是个很精神的小老头儿，与王之道见面的情景与那天在芙蓉镇的情况一样，无非说些身体好，几十年没见面很想念的话。王之道问赵云天的情况，他习惯性地理一下大背头说过去一直在东南县剧团当团长，七九年调到市新华书店任副经理、经理，现在退休已经整整十年了，三个孩子两个已上班，一个上大学都不在家，没事就和老伴在家照看小孙子。闲扯了一会儿，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