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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卫希颜拒绝对她的提名，理由是名可秀当选党首已是确然，她身为党首的配偶便不能提名副党首，以免党内权力集于一家。名可秀只笑不语。丁起、赵鼎、宋藻暗翻白眼，心道：分明是想躲闲。这三人与卫希颜共事久，知道这位国师枢密使不耐琐务，在枢府任事都是抓大放小。丁起便说：“卫国师不任党贰，某等孰人贤能威望可逾之而任？”意思是，没有人敢认为自己的能力和功绩可越过卫希颜而任副党首。
卫希颜却坚持道：“先例不可启。”
这个理由很正大。
众人一时相顾无语。
丁起、赵鼎、宋藻都觉得牙痛，卫希颜若不任副党首，肯定更不愿意做执事，难道只做党议员？——那谁又敢做执事？
作者有话要说：大公党，某真心觉得这个名不错~~~~~
☆、奠基之年
最后还是名可秀解决了这个难题，在理事会中设“资政理事”一职。
“资政”原意是帮助治理国政；朝廷设有资政殿大学士一职；专授罢职的宰辅；无吏守、无职掌；仅备皇帝谘问国事。用于理事之衔，也是取用顾问之义。资政理事作为党内常议会——理事会的成员，与执事拥有同等的议事、决事权；但不得担任党内任何职务；即不具有领导权。
这个职务并不仅仅是为了卫希颜而设立；在座的诸人都已经想到了，这个职名对于安置个别德高望重或功勋卓著但却不便于在党内任实职的成员而言是极为合适的。
接着是选司察。
司察是理事会下的职务；按理应在理事会成立后由理事会选出。但司察一职有特殊性，职司党内纪律和监督；是党内司法者，故决议由国家党议会公选，以保持司察的独立性。
至于理事会之下的掌书记、司计、司闻、司宣、司靖等职位人选，则在理事会成立后，由党首提名、理事会选举确定，不需经由国家党议会公选。
在这次会议结束后，至四月底，因各种原因缺席第一次国家党议会的大公党重要成员的选票陆续到齐。
至此，第一次国家党议会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结束了。
所有参与投票的振道社成员都是“名党”的骨干，毫无异议地都当选为国家党议会的议员；“名党”的骨干中，还有非振道社的成员，如莫秋情、孟曙等人，由名可秀推荐，也成为大公党的创始党员之一，并被选为党议员。党首是名可秀，卫希颜为资政理事，丁起、赵鼎、宋藻、郑彀四人为执事，他们六人共同组成党内常议会，即理事会，处置党内常务。
五月初六，名可秀召开大公党第一次理事会，选举并任命理事会下诸职务。
至此，史上第一个政党才算真正建立起来了。
大公党的成立对于“名党”的影响是深刻的——
最大的影响来自于权力的分配方式。以前的“名党”，权力集中于名可秀一人，名可秀是的“君”，他们是“臣”，名可秀是主，他们是从——他们的权力来自于名可秀的给予，权力的分配是上对下。成立政党后，权力则于集中于名可秀一人分散到理事会和理事会下诸职，而最高的决策权是在党议会。虽然因为名可秀无与伦比的威望，她的意志仍然是大公党的意志，但是，权力的分配方式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上对下，而是平行的——大公党党员拥有的“议”和“决”的权力，来自于党章的规定，而不是名可秀的给予。
“……这个重要的变化用一句话概论，即党内人人平等之思想。党章之下，同党者同志，同志者同行，区别只在于职位的高低，权力的多少，而不是主与从。这是一种权力地位上的平等。初始，这种平等思想只是一种不明确的意识，但当它从萌芽到渐渐明确，并最终成为党员成员的信仰时，便随着党员的政治活动而影响到整个国家权力阶层，这就必然而然地推动士大夫阶层的权力思想嬗变，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到“与士大夫共有天下”……。这种思想嬗变是对国家权力的‘共有’要求，它从权力形式上要求改变权力来自君主赐予的这种‘不平等’，于是，国家立宪产生了。”
——摘自《论大公党对华夏政治体制的影响》，著者文天祥（大公党第十二任司宣，帝国内阁文化及教育大臣），华夏纪年3998年、宋历340年7月出版。
这一年，是建炎十三年。
大公党的成立对于此时的大宋帝国而言是默默无闻的，尽管它在后世被史书称为“国家立宪的奠基”，但是，这一年对于大宋臣民来说，唯一不寻常的是皇帝的驾崩和新君的继立。
这一年九月十七，在经过两府全方面的考察后，皇长子赵瑗被立为储君。
按储君易名之制，由皇太后代大行皇帝赐名为昚（射n）。
九月十八，新帝登基。
次年，改元大宪。
《诗》曰“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宪为喜乐之意；谥法曰“宪”为“圣善周达、创制垂法、表正万邦、仪范永昭”——新的年号表征了这些美好的意义。
但在大公党内部，这个年号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
在后世的史书中，赵昚被称为“元宪皇帝”，相比雄心勃勃的“中兴皇帝”赵构，赵昚留名于青史的却恰恰是他的“无为”。而在历史功绩上，这位“无为”的元宪皇帝，也比称为中兴之主的高宗皇帝有着更高的地位，最重要的功绩即在于“宪”。
大宪年号持续了六十二年，这六十二年，史称“大宪盛治”。
那是一个真正的盛世。
那不仅仅是一个帝国的盛世，更是一个文明的盛世。
而大宪盛世的意义，远远不止如此。
或许可以用大宪五十年，在帝国第一届国家议会上，首任议长名可秀的致词以概言——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吾等开创了历史！”
第六卷国疆完。
***
第七卷盛世
第一章南域华章（一）
大宪二年，才刚进入六月，大宋京城已暑热如火。
六月初二，一份来自广西经略司的急报，让这暑热如火的天，仿佛泼了油般，“腾”的一下窜烧起来。
就在五月十七，广西路的邕州（广西南宁）与交趾毗邻的永平寨博易场，也就是大宋与交趾边境的互市榷场，被一股交趾军偷袭，死伤大宋商民数十人，掳去财货无数。这一事件是自侬智高叛乱平息后，广西承平百余来的首次边乱，震惊无数军民。
邕州守臣李易上报广西经略司，请求出兵，严惩交趾，以平边患，以安民心。广西经略司接报后立即派遣桂州武安军增兵邕州，加强边防；同时急报朝廷，附李易奏折，请求朝廷出兵讨伐交趾。
朝堂接报后震动。消息传出，朝野议论沸然。
交趾在秦、汉、东吴、曹魏、晋朝、刘宋、南齐、南梁、隋、唐时代曾为华夏统治属地，唐末交趾李朝脱离华夏王朝独立，宋初又接受宋太祖册封的“交趾郡王”，与宋朝算是半藩属的关系，但实际上是不朝贡的独立王国。大宋对屡屡挑动蛮峒祸乱广西的交趾向有用兵之心，而交趾也向来觊觎广西的地盘和资源，两国在宋神宗时期终于爆发战争，但双方均未得利，之后交趾不敢再挑战事，而宋朝也因辽国和西夏之患不便南面用兵，遂百余年无战事。而今邕州又起边衅，对于军事强盛不同于往昔的大宋帝国而言，是绝不能容忍的挑衅。
六月初三，崇政殿朝议交趾事件。
年方十五的大宋皇帝赵昚表情肃然、实际懵懂地听着下面大臣们的争论。他心里谨记着前礼部参政、现任太傅兼学士院承旨胡安国的嘱咐“少动口，多动耳”，拱袖端然不发一辞。
虽然年少的皇帝对殿上大臣们的争论多半没有听懂，但从一些关键语中也弄明白了不同大臣的立场：以卫国师为首的枢密院赞同出兵；以太傅胡安国为首的学士院认为应以调解为上、不可轻启战事；以丁相公为首的政事堂则认为应先礼后兵，视交趾的态度再定出兵与否。赵昚无法判断谁对谁错，而朝议也并不需要他这个皇帝来做判断。
根据以前的经验，年少的皇帝知道：最终的决策必出自于二府，端看哪方的相公占上风罢了。
此次朝议最终是政事堂的相公们暂时占了上风，决议：先派使臣谴责交趾，要求交趾交出偷袭永平寨的所有官兵，交趾国主向伤亡的大宋商民道歉，并十倍赔偿损失，保证今后永不侵犯；若交趾拒绝上述条款，则遣王师讨伐。
次日，枢密院和鸿胪寺的使臣出使交趾。
六月二十日，交趾国派出使臣，押送偷袭永平寨的四十七名谅州巴外城驻兵交赴邕州宋军，并言道，这些驻守巴外城的交趾兵是受了宋朝禄州蛮峒的蛊惑，里应外合袭扰了永平寨博易场，言下之意是罪魁祸首不在交趾，而是不服王化的禄州蛮峒。
禄州是邕州的羁縻州，永平寨即在禄州境内，与交趾谅州辖地仅一涧之隔。整个邕州地域辽阔，不止禄州一个羁縻州，其地南接交趾，西接大理，共设有四十七个羁縻州，其中与交趾、大理接壤之地均为羁縻州，交趾边兵多与邕州羁縻州溪峒勾连为匪，打劫商旅——交趾使臣的上述说辞不算错。但是，说交趾兵是受了蛮峒蛊惑却是卸责之词，确切地说，是双方勾结，狼狈为奸。
而此次袭掠博易场事件，邕州调查的证据显示罪责在交趾，是谅山府驻兵胁迫禄州溪峒为内应，其主谋即谅州兵马总管——而交趾交送邕州的贼兵首领却只是驻守谅州辖下巴外城的兵马指挥使。
交趾使臣否认谅州兵马总管黎青参与此事。
然而，宋方并非空口白牙地指控——被交赴宋方的交趾巴外城驻军指挥使供认，他是受黎青指令行事，并有谅州兵马总管亲书的手令。
人证物证俱全，交趾使臣难以抵赖，却不甘愿、也不敢就此将黎青交予宋方处置。除了顾及交趾颜面外，还因黎青此人在交趾国颇有些背景——是当朝黎太后所属的黎氏家族的子弟，虽然只是旁支，地位不重要，但黎青的同胞妹妹却是当朝辅政大臣杜英武的宠妾，因了裙带关系才得了毗邻富庶宋朝的谅州兵马长官的差使。
交趾使臣不敢擅断，只好飞报升龙府，请朝廷决断。
此时交趾李朝的国主是位小皇帝，即位三年，年仅六岁，由黎太后垂帘听政，但实权掌握在辅政大臣、平章军国重事（宰相）杜英武手中。杜英武性格强硬，不甘心受宋朝逼迫交出边州帅臣抵罪，若真如此，他在朝中的威望也会受到反对派辅臣的攻讦而被削弱，于是力言抗宋。最终交趾朝廷遣出兵部侍郎为首的使臣团出使邕州，指责宋方收买人证诬陷黎青，目的是谋取谅山府。
宋方当然不肯承认，使臣斥责交趾颠倒黑白，推卸罪责。
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口头官司打得热闹。
而宋使已经将情况奏报到朝廷，两府决议出兵。
为打交趾一个出其不备，宋使接到朝廷秘令继续与交趾使臣在邕州打口水官司，迷惑对方；而驻守江北的国防军第七军、第九军则分别接到了枢密院秘密下达的出兵诏令——授任第七军都统制吴安国、第九军都统制吴玠为安南经略招讨司行营马步军副总管，各率两个师南下广西。
吴安国和吴玠二人早就等着这一天——就在建炎十三年冬，新帝登基之后的两个月里，他们先后接到了调令，分别从第五军、第二军调任第七军、第九军，赴京接受任命时，卫希颜在枢密院接见二人，要求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