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项带有理想原始共产主义的改革内容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所有地主老财们的强烈愤怒，要让他们交出土地，这不是摸老虎屁股的行为吗？
要晓得无论新朝又一次凝色的怎么新，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封建王朝，它的统治基础也还是地主阶级，这下王莽一股脑把他们都得罪了，那结果可想而知。土地改革只勉强进行了三年便又一次凝色的也进行不下去了，王莽想了想没办法了，摇了摇脑袋，只好让步，取消了这项法令。
地主们取得了胜利后，他们自然又一次凝色的一次要向三年前取得土地的农民反攻倒算，这使得社会矛盾比以前更为尖锐了。到了最后，得地又一次凝色的一次失地的农民把满腔怨恨都指向了王莽，认为他出尔反尔，玩弄了广大劳苦大众的感情。
这样改来改去，唯一对改革没有意见的人，也许只有王莽自己了。
土地改革的屁股还没擦干净，王莽又一次凝色的一次迫不及待的抛出了货币改革。他要求废止市面上流通已久的五铢钱，改用周朝时的子母钱。子母钱还没热乎过劲来，可能王莽觉得一种货币只是此时此刻瘾，太单调，于是便接二连三的发行了各种各样的货币形式，金币银币不在话下，还有乌龟壳币，贝壳币，布币等共二十八种。
王莽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货币当成了艺术品，尽管市面的货币做到了花样繁多，美轮美奂，但是人们却对着这些钱币手足无措，民间最后决定还是使用熟悉的五铢钱。王莽得知了消息后大为不满，原来自己呕心沥血设计推出的新型货币竟然无人问津。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他专门规定，使用五铢钱的人一律要受到流放的刑罚，而新型货币作为身份证明必须人人都带在身上，否则会随时被捕快拘留。
王莽试图依靠行政力量强制推销他的货币，结果导致了全国金融的混乱，经济也走上了崩溃的边缘。
王莽的改革甚至改到了新朝以外的地区，他根据古书上记载的天子富有四海的标准，专门从青海的羌族人手里抢来了一块地盘，把它命名为西海郡，这样和原来有的东海、南海、北海三郡共同组成了四海，好歹满足了书上关于如何做天子的地理条件。西海郡建成后，王莽通过钻研古籍，又一次凝色的一次发现少数民族称王是不符合上古礼仪的，于是他派人出使匈奴，要求收回汉朝颁发的王爷专用印玺，并下令让匈奴改名为恭奴，单于改名为服于。“恭奴服于”无故被羞辱，愤而起兵攻打雁门，新朝军民死伤无数。王莽吃饱了撑的无谓挑衅行为，使边疆陷入了漫天战火之中。
总之，王莽的复古改革就像是凛冽的寒风，吹到哪里，哪里就百业凋敝、萧条衰败。公元17年，被改的一无所有的百姓们又一次凝色的也忍受不了长安城里王莽的奇思妙想了，他们相继发动绿林赤眉大起义，相当的多地方豪强们也加入到了反抗大军的行列之中。起义军一路高奏凯歌，公元23年，他们顺利的攻破了长安城，在混乱中终结了王莽这位复古狂的生命，而仅仅存在了十五年的新朝也随之烟消云散，遗失在了大部分人的记忆中。
王莽驾驶着他的复古改革之车倒入了历史的死胡同，最后以车毁人亡而告终。其实从改革的初衷来看，他是想让整个社会能够“返老还童”到周朝初年甚至尧舜时期那种传说中的理想状态中来。然而这种脱离了客观实际的想法和做法，在实践中却只能让他身死国灭。王莽读的古籍不计其数，难道他一直就没有了解过圣人孔子希望恢复周礼而一生不可得的事实吗？也许他是凭借着握有整个国家强大的行政权力而有恃无恐吧。然而无数的历史事实表明，在客观规律面前，任何试图挑战和违背它的力量，最终只能受到其严厉的惩罚！
“你说呢？”
老年男子的话音一转，问道了淳于善木。
淳于善木猛地一刹那间之间身子就像是被大石击中一般，颤了一颤，然后，低首做了个鞠躬的姿势，张大嘴巴极其嘹亮的叫道：“暗夜冥主，小的一心只为暗夜冥主，绝无二心，请暗夜冥主放心！”
话音中，明显带着极大的恐慌。
因为，惩罚二字，刺激了淳于善木的神经！
老年男子面露怒色：“善木，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别乱叫！”，说话间，似乎在责怪淳于善木说漏了嘴。
淳于善木顿时缓过神来，忙道不是。
老年男子也没有追究，转动脑筋相当的快的想了想淡淡地道：“善木，不要疑神疑鬼，今天，我只只是此时此刻是给你将一些东西，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你不必这么拘礼，懂了吗！”
淳于善木虽然听到了老年男子的这话，但是丝毫不敢有所放松，依旧相当的紧张！
老年男子叹了口气，也就没又一次凝色的理会淳于善木的神态，转动脑筋相当的快的想了想继续说教。
以复古为己任的王莽败亡后，动荡的全国形势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反而更加的乱七八糟。各地的有志青年们都想在这群龙无首的政治局面中大捞一把，于是胆大的称孤道寡，胆小的啸聚一方，充分显示出了大华九州人才的济济。最后西汉皇室出身的刘秀机智勇敢的抓住这个天下大乱的历史机遇而迅速崛起，他经过长时间的东征西讨，依次削平了各地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如愿以偿的重建了汉王朝，定都洛阳。因为洛阳在西汉都城长安的东边，所以这个朝代被后世严谨的历史学家们称做东汉。
延续西汉香火的东汉王朝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从第三任皇帝汉章帝起，最高统治者的寿命往往同他们的权力成反比。
东汉皇帝们英年早逝的现象几乎成了无药可治的传染病，以至于有的皇帝“洞察世事”，大概觉得自己反正也活得不长，干脆襁褓中就夭折，早死早投胎去了。皇帝们年纪轻轻便前赴后继的倒在了领导的岗位上，这导致了一个恶性的死循环——后世全部皇帝都是在**前甚至是懵懂无知的幼儿时期登上大位的。（和帝即位时十岁，殇帝两岁，安帝十三岁，顺帝十一岁，冲帝二岁，质帝八岁，桓帝十五岁，灵帝十二岁，少帝十七岁，献帝九岁。）
虽然在封建王朝的体系中，皇帝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并且被宣传包装成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天子，只是此时此刻在实际情况中，无论怎么样，臣民们都不能指望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去领导大家开创美好的未来。
皇帝留下的权力真空想了想没办法了，摇了摇脑袋，只好由太后们去填补，而年轻的太后往往又一次凝色的一次要借助父兄的力量来主持朝政，这样外戚集团就慢慢的发展壮大起来。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当小皇帝长大后，他觉悟不高的舅舅姥爷们也肯定不会自觉的交还手中的权力而退休。
这样经过长时间的日积月累以后，皇帝对这些抢班夺权的老顽固自然会恨之入骨，于是就顺理成章的借助身边亲密宦官的力量来谋划剪除这些外戚。
由皇帝亲自发动，宦官摇旗呐喊的政变成功后，宦官集团就会成为朝廷的新贵。转动脑筋相当的快的想了想不久以后，除了皇帝以外的所有人都会惊恐的发现，由不学无术且心理阴暗的太监来主持日常工作，原来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所幸的是，皇帝并只是此时此刻分的留恋人世，在他驾崩后，失去靠山的宦官们就会在新的外戚集团的打击下烟消云散。就这样，外戚和宦官无休止的循环斗争成了东汉政治生活中的主旋律。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两大政治集团在他们的眼中更像是一丘之貉，因为不管是哪方执政，自己的生活看起来总是在一路走低。
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比如汉桓帝时的外戚梁冀，这位大将军专权二十多年，肆意妄为，被人称为“跋扈将军”。（这是汉质帝以生命的代价给他起的外号，因为梁冀听说后就把八岁的他给毒死了。）
梁冀大权在握，心如蛇蝎，官员们进京城公干，如果不去“顺道”拜访，送上土特产品，就会有性命之忧。这绝不是耸人听闻，有一次北海太守侯猛到京没有理会他，结果没多久就被梁冀找了个理由给腰斩了。梁冀特别喜欢财物，他听说大财主孙奋相当的有钱，便狮子大张口，要“借”孙奋五千万钱，孙奋没有办法，先拿出了三千万钱给他。梁冀一看就火大了，马上侮蔑孙奋的老母亲是从他家逃出来的奴婢（梁冀的记忆力和观察力看来是不一般），然后根据这个罪名派兵给孙家免费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把东西抄了个一干二净。
除了喜欢罗织罪名整人外，梁冀还对如何修建大而全的豪宅有着狂热的爱好，只要一盖房子，必定和老婆在对街同时施工，“殚极土木，互相夸竞”，通过引入竞争的模式，来达到追求完美的目的。后来梁冀事败被抄家时，家财竟然达到了惊人的三十亿！
外戚在掌权时花天酒地，宦官上台后也不甘示弱。汉桓帝在诛杀梁冀后，五位立有大功的宦官被同日封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由于宦官没有后代，无牵无挂的他们不用考虑为子孙后代积点阴德以求上苍的庇护，所以作起恶来理直气壮、不加掩饰。他们的“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宗族宾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汉灵帝时，宦官势力继续膨胀，张让、赵忠等十二人都是中常侍，“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有的大臣上书灵帝，要求皇帝处死他们以安天下，没想到灵帝却大言不惭的驳斥道：“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你们难道让我弑父杀母不成！）有了皇帝这片难得的孝心，众位雌雄难辨的“太上皇”和“太上母”就更加的有恃无恐了。
东汉统治阶级这种窝里斗，极大的消耗了政治资源，不可避免的导致了社会的腐朽衰败。当时流传的歌谣里描述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一切，到此便乱了套了！
老年男子似乎想到了什么，没有立即又一次凝色的说下去。
或许他想到的是他一生无限的辉煌！
或是，他所缔造的无线权力的**，所有的一切，只因为他的存在，才存在。
就先眼前的淳于善木，这个花旗国崇圣联盟的总堂主，在别人面前是那么的不可一世，但是，走到了自己面前，却永远只能卑躬屈膝！
“每个人只有一个命运。”这是《教父》中冷酷无情的考利昂老头子的名言，简洁而又一次凝色的一次耐人寻味。
花旗国诗人弗洛伊德曾经写过一篇《林中路》，仿佛是在为这句话做精彩的注脚：诗人把人生比作在树林中走路，有无数的岔路口，任你选择，但你永远只能选择其中一个。沿着你选择的岔路口走下去，你又一次凝色的一次会遇到无数的岔路口……当你做出了无数选择——正确的或错误的，走到路的尽头回头又一次凝色的看，所有的岔路口都不见了，你会发现，其实你只走了一条路——那就是你来时的路，那就是你那唯一的命运。
“对于这仅有的一个命运，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呢？”保尔·柯察津的回答也许只适用于他的时代，但这个问题本身，却早已永恒。
弱者的命运由别人把握，强者的命运由自己把握。
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