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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于丹鼎教派，全真教的修行方式则重在修心，重在控制令人沉沦的世俗。修行方式的简化，使全真教能走向平民，并在大众中产生轰动效应的前提条件。
3、成仙证真的简单化
全真道教不尚符箓，不事黄白，也不信白日飞升之说。只要修心养性即可。按照道教的说法，就是修炼内丹。所谓内丹，是指修炼内丹者，以身为丹鼎，以身中之精气为药，以神为运用，在自己身中烧炼结“丹”。道教修炼内丹。在隋唐以来就有之，但是把修炼“内丹”做为最主要的修炼方式。则是全真教的首倡。道教的内丹修炼之法，由于师承和教派的差异，说法也不完全一致。
全真道以修习内丹为成仙证真的基本法门，为“天上大道”。以性命双修为基本内容，先性后命，以修性为主。王重阳云：“宾者是命，主者是性”。《丹阳真人语录》云，“屏绝万缘，表里清净，久久精专神凝气充，三年不漏下丹结，六年不漏中丹结，九年不漏上丹结，是名三丹圆备，九转功成”。就简要地说明了全真道派修习内丹基本要诀。
对于成仙证道，传统的道教教派认为经过修炼，形、神皆可不死，与精神一起长存，王重阳则认为“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大愚不达道理也”。指出“气神结合，谓之神仙”的修行方式，孝养师长父母，救一切众生，意同天心，正直无私者为天仙；打坐修行者为神仙；养真气长命者为地仙。只要体内“丹”成，就能身在人间，神游天下。认为要死是自然正常的，活着的时候只要修炼，死后“真性”、“阳神”就能得到解脱后，长存于天，是种“阳神”不灭的成仙证真方式。这种成仙证真的方式只要遐想，不需求证；既简单化，也避免“长生不死、霞举飞升”无法兑现的尴尬。
对于成仙证真的修行方法，全真教也因人而异。对于文化修养高的，王重阳就教其修炼*，对于平民百姓，修炼方式则更简单。在《重阳全真集》里，对于平民的修行，王重阳就指出“诸公如好真修行，饥来吃饭，睡来合眼，也莫打坐，也莫学道，只要尘冗事屏除，只要心中清净两个字，其余都不是修行。诸公各怀聪慧，每日斋场中细细省悟，庶几不流落于他门。行功乃别有真功真行”。这种修行方式连打坐都不用了，只要消除杂念，心中清静即可。
4、超凡脱俗的人生理念
人活在世上，人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烦恼和困惑。而在战乱的年代那烦恼就不是一般的烦恼，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痛苦和磨难。所以全真教的一些人生理念就为人们解脱烦恼带来了心理指向。
全真教认为，人的为“真性”、“阳神”桎梏，所以破斥、否定人生，斥人生为“苦海”、“火宅”，视父子、夫妻亲情为“冤业”等等，是全真教的一个重要的人生理念。在王重阳及其弟子们的诗文集中，这种言论比比皆是。如王重阳的诗：“修行须借色身修，莫滞凡躯做本求。假合四般终是坏，真灵一性要开收”。称“唯一灵是真，肉身四大是假”。再如丘处机的词，把人形容为“一团臭肉。千古迷人看不足。万种狂心。六道奔波浮更沉”。谭处端则把人体贬斥为“本是一团腥秽物，涂搽模样巧成魔”。像这类诗词，让现代一些生活热情很高，喜欢追星自恋的人看了心里绝对不舒坦。但是这样的人生理念，给艰于生活，心灵苦闷的人们则指出了一条心灵解脱的出路。
全真道认为只要做好内省功夫，便能顿见真性，超出生死，得到阳神解脱。王重阳认为“心忘念虑即超欲界，心忘诸境即超色界，不着空见即超无色界”这种精神上超出“三界”的人，就像莲根在淤泥而花在虚空，“身在凡而心在圣境”，谭处端宣称的“一念不生，则脱生死”和邱处机称的“一念无生即自由”，都是在阐述这样的理论。
透过全真派祖师王重阳和他的七大弟子的身世，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王重阳和他的七大弟子大部分都是出身于望族豪富之家（丘处机是否出身于望族豪富之家尚有争议），而且都是文化修养很高的人士，但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却都抛弃了财富，“乞食度日，垢面蓬头”，以生活的苦行来追求精神上的超脱。在“金钱至上”的今天，我们仍然能从中得到启迪和思考。
丘处机和全真道的大盛于天下
丘处机（1148—1127年），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人，《金莲正宗记》记载其“家世栖霞，最为名族”；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称其“祖业父农，世称善门”；说法不一。
丘处机少年父母早丧，靠兄嫂拉扯成人，少时即“敏而强记，博而高才，眉宇闲旷，举措详雅”，虽喜读书，但无心功名，兄嫂与之议婚，坚辞不受，遂去宁海昆嵛山（今山东牟平东南）隐居修行。后闻王重阳于宁海设全真道，即前往拜于师门。成为王重阳著名的七大弟子之一。金大定九年十月，丘处机和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等人随师父王重阳率弟子西归，次年一月王重阳在途经大梁时登真（今河南开封）。丘处机和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等人将王重阳遗蜕归葬于终南刘蒋村故庵（今陕西户县祖庵镇）。几人守墓三年，然后分头去各地传道。丘处机没有回山东，而是西入磻溪（今宝鸡市东南）穴居苦修，日乞一食，行则一蓑，人称“蓑衣先生”。赋诗曰：“十年苦志忘高卧，万里甘心做远游；特纵孤云来此地，烟霞洞府习真修”。
丘处机在磻溪穴居苦修，引得许多信徒前来拜访求道。六年后，丘处机离开磻溪，率弟子仙迁至陇州龙门山修行。后人所称的全真教龙门派之名由此而来。
全真教“始于王重阳，盛于丘处机”。可以说全真教的兴盛，正是得益于丘处机独有的政治智慧和前瞻性眼光。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金世宗召丘处机进京，请教“至道”，并特地在自己居住的万宁宫侧一道观，御书“全真堂”供丘处机居住。在主持万寿节（皇帝寿辰）的醮事后，即请辞回到山东老家建太虚观并居此传道多年。贞佑二年（1214年）应山东驸马都问之请，以“不杀不争”、“整心纯一”的理念，招安了杨安儿、耿京起义军的残部，而名满天下。金宣宗特封赐为“自然应化弘教大师”，派钦差大臣邀他赴京议事，被丘处机婉拒。南宋朝廷也慕名派使请其南下临安也被婉辞。但是，不久后，丘处机却欣然接受了远在西域的成吉思汗的邀请。
现在来看历史，我们知道，随着元代蒙古政权的崛起，当时金朝和南宋政权已处在苟延残喘的历史阶段。但是，处在当时三权鼎立的乱局之中的丘处机要认识到我们后人知道的这种历史局面，则是需要相应的政治智慧和前瞻性眼光的。当丘处机决定西域谒见成吉思汗时，面对弟子们的疑惑，丘处机就说道：“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丘处机说的循天理而行，可以说是在蒙、金、宋三权鼎立，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已经预见到蒙古政权要一统天下的结果。因而率领弟子18人，不顾天寒地冻，行程数万里，历时三年，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在大雪山（今阿富汗东北巴达克山西南）谒见了成吉思汗。
关于这次谒见的成吉思汗动机，就是“救万灵苦”。在去西域途中，赋诗言志道：
十年兵灾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
去年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
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
穷极漏诸残喘在，早教生民得消忧。
见到成吉思汗，在和成吉思汗探讨有关“长生”之类的问题时，不失时机地宣扬自己“敬天爱民”的思想，以戒杀、清心寡欲等养生之理力劝成吉思汗。在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后，于1223年请准东归。成吉思汗赐金虎牌、玺书，赋予其“掌管天下出家人”的特权，赦免全真道的差役、赋税等等。丘处机则充分利用这种特权，实施其“早教生民得消忧”的政治抱负。在东归途中夜宿盖里泊时，丘处机嘱告随行的弟子：“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1224年丘处机回到燕京住天长观（今白云观）。即四处大建宫观，广收门徒，利用入全真教可豁免以及其它特权，“使其徒持牒召求于战伐之余”，让在战场上大量被俘虏的民众得以复生，解救了大量汉族和女真族民众。清朝乾隆皇帝为白云观的丘祖殿，题了一幅著名的对联，称颂丘处机救民于水火的奇功，曰：“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丘处机做为一代名士，以其“救万灵苦”的心愿，用自己独到的方式；在烽火连天的战乱年代，尽最大可能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使其得到世人及后人敬仰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为全真教在元代大盛于天下提供了历史契机。在丘处机“立观度人”的号召下，经过约三十余年的大发展，全真道的宫观、弟子遍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全真道也几乎成为了元朝初期的全民信仰，举国信奉。成吉思汗还曾多次钦赐圣旨碑，记录道教的事迹。1227年丘处机登真于天长观，被追封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1228年安葬丘处机时，“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至有司卫之以甲兵”。丘处机时代，也是全真教派的巅峰时期。
丘处机在世时即被人们敬称之为“神仙”，登真后被人们敬之为“丘祖”，其受民众敬仰之深，与其“敬天爱民”的济世奇功是密不可分的。
在丘处机羽化登真后，全真教的影响和势力依然越来越庞大，从而已经引起了元朝统治者的忌惮，宪宗年间，随着《老子化胡经》被焚事件列为禁书，宪宗诏令全真道归还侵占佛教的200余处寺院等事件（请参阅本人的另一篇作品相关文章《老子过函关化胡》），全真教的发展就进入了高台跳水后，低位发展的阶段。尽管是低位发展，但是这个低位发展是相对于丘处机时代而言，全真教派仍然为道教的两大宗派（另一大宗派为“正一教”）之冠。其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是绵延不绝。以致后来很多道教的其他的宗派，本属南宗或其他宗派的道士都以忝列全真教自倨。例如张三丰创立的武当派，后来的弟子们就自动归属全真教；本属南宗的元代著名道士陈致虚后来也自皈于全真教等等。在一些明清小说里，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全真教对后世的影响。这里最有意思的当属《西游记》，这本书本身是“谤道敬佛”的，但对全真教的贬损并不激烈，如在《西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