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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厅里，她凝视那火炬式的吊灯，细看那黄、黑、白三色大理石地面。由于在这里住过好多次，她很熟悉这个前厅。但她象是第一次见到似的看个不休，任何细节也不放过。
该不该去登记呢？她犹豫了。也许她该直接去1113室，反正她有钥匙。她跑步跨上十五级台阶，来到中央大厅。这是一个安全的迂回，否则前有服务台，后有电梯，实在是进退两难。
一扇四十英尺高的彩色玻璃窗俯视着大厅，十分美丽。底层和二楼之间的夹层楼面，就在那窗户下面。在大厅的金色顶篷上镂刻着箴言：“忠诚、正义、自负、友爱——他们的美德要铭记在爱情和回忆之碑。我们兄弟的过失，则写在沙地之上。”
西碧尔注视着顶篷。在短暂的几分钟内，她由于它的美丽而心旷神怡。但当她由中央大厅慢慢地折返前厅时，这种感觉便消失了。她又要寻找新异的东西来摆脱内心的困扰，于是发现了在上次住宿以来已出现了新的变化。旅馆侍者都换了人。原先在服务台的那个表情严肃、胸脯奇大的女人也不见了。西碧尔逗留在内部商店的橱窗前，强迫自己打定主义，是前去登记，还是直奔1113室。但还是拿不定主意，她就急步出门来到大街。
在饭店门前，她买了份《费城晚报》，报上的日期是1958年1月7日。她疑疑惑惑地又买了份《费城调查》，报上的日期仍是1月7日。
1月7日。她是在1月2日离开实验室的。这么说，整整丢了五天！本来害怕的是：一切都不知道，而现在更为可怕的是：知道了真相。
“请告诉我现在什么时间，”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去问那售报的人。
“现在九点，”他答道。
晚上九点。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等候电梯的时间是晚上八点三刻。中间隔了五天，没有错。
西碧尔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又一次推开饭店厚实的玻璃大门。丢失五天而引起的慌张和自责，使她不得不急急匆匆起来。她依稀看到有人在跟她打招呼。正是服务台的那位胸脯奇大、表情严肃的女人。“喂，这儿，”那女人招呼着，探出她的大脑袋。
“你忙吗？我想跟你说几句，”那女人继续招呼道。
西碧尔好似受到催眠，不由得止住脚步。
“听着，回到你房间以后，先洗个热水澡，喝些热茶，”那女人挺严肃。“外面刮着风雪，我真为你担心。我求你别出去，你就是不听。这可不是闲荡的天气呀。”
“我没事，谢谢你，”西碧尔的回答有些生硬。
当她朝电梯走去时，那女人还在向她微笑。
西碧尔可以发誓（在法庭上，她还可以宣誓），从上次住大森林饭店后迄今已有一年没来这里了。可是，服务台的女人（前一年没有在饭店工作）也可以在同一法庭上宣誓：西碧尔在1月7日以前几天就住在这家饭店了。
两部电梯，其中的一部忽地打开了门。西碧尔忧惧地走了进去。她是唯一的乘客。
“请开到十一层，”她说。
“外边暴风雪，您还出去？”电梯工问道。
她轻声回答：“是的。”
“十一层。”他按了机钮。
电梯门在西碧尔身后关上。金属的铿锵声，似乎敲击在她的脊梁上，如同化学实验室所有的视线朝她集中而使她刻骨难忘一样。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那部电梯，到眼前这部电梯，在两部电梯之间，时光不曾存在。想到这里，心中又懊恼起来。
难道真有1113号的房间？房门上都有房号。1105，1107，1109，1111，预示着下一个也许就是1113。房号似乎被霓虹灯照射着，忽闪忽闪地，果真是1113！
西碧尔打开手提包，取出钥匙，略略转了一转。难道真是这房门的钥匙么？
钥匙正适合。门开了。
没有人讲话，没有人被惊扰，没有人在屋里行动。房间里真没有人吧？
她把身子紧紧贴住门框，伸手在墙上摸索电灯开关，两脚没有踏进屋里一步。一盏泛光灯亮了。她走进去，关上房门，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她苦苦思索，想来想去，还是认定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来过这个房间。可是，如果这间屋子不是她的，那么，1月2日至1月7日，她又睡在哪里？她又怎会拿着钥匙来到这里？她总不能天天呆在街上吧。
她登记过了吗？从服务台女人的所作所为来看，她好象登记过了。
西碧尔脱去潮湿的外套，把它放在椅子上，踢掉湿鞋，颓然倒在窗前的绿色靠背椅上。
她不认为这房间是自己的，但从服务台女人讲的意思来看，她也不认为这房间是属于别人的。
一时间，她只是瞪着大眼，茫然望着窗外，看着那罗马天主教男子中学和《费城晨报》社占用的旧房。但总是坐在那里也没有意思，她便取出那两份报纸来。
费 城 调 查 城 市 版 适宜各阶层人的独立报纸
我眼皮累得要合上了。
星期二早晨，1958年1月7日
1月7日，这意味着我丢了五天。
◇ 人被射上186英里高空 共产党人如是说
◇ 加文谈导弹发射台价格问题
◇ 85界国会 今日召开第二次会议
我不在世上时发生了那么多事！
飞行员完成爬高壮举后完全降落
我的爬高也是壮举。那些街道。那些台阶。那么多街道。我丢失了时间，这就不仅仅是降落了。
费 城 晚 报 星期二，1958年1月7日
付帐。办完手续后离开旅馆。我没有登记住宿，又怎能付帐离去？我没有行李怎么住进来的？预报暴风雪持续整夜
整夜？
还是在这里呆下来吧。她把报纸扔进带花纹的金属废纸篓，然后到书桌那里打电话找服务员。她要了豌豆汤和一杯热奶。在等候食物送来的片刻，她要给威尔伯医生打电话。太拖拉了，真是拖拉，那么久才跟大夫联系。
西碧尔刚拿起受话器，要把威尔伯的电话号码告诉饭店接线员，但梳妆台上的什么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她无法相信地瞧着那件东西，不由得急急挂断了电话。放在梳妆台上的，赫然是那带拉锁的文件夹。
梳妆台上，还有一付露指的女用手套，还有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电梯旁还在使用的红围巾。
她心惊胆战地朝梳妆台走去，拿起文件夹，打开拉锁。里面正是她五天前在实验室一把抄起往里一扔的化学笔记。
梳妆台的一角，还有一样她原先没有注意的东西。这是在费城的一家百货商店买一套睡衣睡裤的收据。这家商店，她去过好几次，离大森林饭店不近，但坐上地铁，简直是门对门那么近。这套睡衣的价钱是6美元98美分。难道这钱是从她钱夹中支付的？
睡衣！在哪儿呢？抽屉里，壁橱里，都找不到。
她去浴室寻找。起先找不着，后来发现它挂在门后的衣钩上，象一付有罪的样子。
睡衣睡裤已经起皱，被人穿过了。是她穿着上床的？睡衣裤浅黄浅绿条纹相间，花哨而鲜艳。这不是她的风格。她总是选择单一的颜色，一般是由浅蓝到深蓝。而这套睡衣睡裤却是孩子们喜欢挑选的色调。
西碧尔回到卧室，感到双腿无力。发现梳妆台上的东西以后，她愈发懊恼。带拉锁的文件夹似乎在瞪着她，红围巾威胁着她，连那付露指的手套似乎也指点着她，仿佛它们都有自己活动、自己运行的能力。
床头小柜上还有一件没有见过的东西：一张黑白画，画着一个坐在悬崖上的孤独女子身影，面对着一座似乎要将她攫而啮之的森然大山。这幅画曾印在大森林饭店提供的信笺上。既然在这屋里，显然是作者留下的。这位作者究竟是谁呢？
门上敲了一声，服务员把西碧尔要的汤和奶用托盘放在桌上。“今天晚上你不太饿嘛，”瘦得皮包骨的服务员说道。他好象拿她这次要的食物与以前要的作比较。他的声调柔和，态度很体贴，似乎与她很熟。但西碧尔知道自己还是第一次见到此人。服务员离去了。
望着托盘上的食物，西碧尔又感到一阵惊慌，但这与她在货栈区看到那些丑陋建筑时有所不同。这个服务员、那位胸脯象座小山的服务台女人、那套睡衣、绘着悬崖上女性身影的黑白画，这些都有着某种涵义，可怕的涵义。她在货栈区感到惊慌是由于自己对发生的一切懵然无知。后来买了报纸，对发生的事有所了解，结果惊慌更甚。现在明确无误地知道了，惊慌更加大得不可比拟。那套睡衣、那张黑白画已经说明问题，无可置疑了。
西碧尔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把汤推到一旁，匆匆忙忙地穿上鞋子，穿好尚未干燥的外套，带上围巾，戴好手套。她把睡衣和收据塞进文件夹。她本来打算在这里过夜，可是，尽管她知道雪还在下着，火车也可能赶不上了，她还是必须赶回纽约。如果她呆在这里，可能要出大事。
西碧尔·伊莎贝尔·多塞特知道，必须在她还是她自己本人的时候赶回纽约去。
2。内心世界的战争
火车，眼前这些仿佛在夜间蜿蜒的龙，使她入迷，使她神魂颠倒。过去，火车一般意味着带她逃跑。而这辆火车却带着她向前。她知道自己必须返回纽约，不是为了上课或去做化学实验，而是为了去找威尔伯医生。
西碧尔努力想象在她离开纽约期间会发生什么事：与医生每天见面的固定约会完蛋了，医生可能在想方设法地寻找她，更主要的是医生会猜测到什么事而对她灰心失望。
西碧尔把这些烦人的想法统统撇到一边。自从上车以来，她心境就十分平静，再不能沉溺于空想、自责和懊恼的情绪之中了。
西碧尔·伊莎贝尔·多塞特回想她第一次见威尔伯医生时的有关情况，想得那么专注，一直想到火车抵达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
西碧尔，1945年夏天时，年纪二十二岁，情绪绝望地与她父母（威拉德和亨莉埃塔）同住。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对西碧尔来说，她的内心世界似乎也处于交战状态，不是普通说说的神经质问题，而是某种特殊意义的神经质问题，那些自幼就折磨她的神经症状已经愈来愈甚。她在中西部师范学院主攻艺术，而学院当局在去年六月竟把她送回家来，并交代说：除非精神病科大夫认可，否则就别回学院去念书。学院的护士，名叫格温·厄普代克，不敢让她单身上车，还陪着她一起回家。西碧尔原先从事学术事业就难以应付，回家以后，她的父母立刻变得冷漠无情，西碧尔在处理自己与双亲的关系方面更加束手无策，结果，她的症状只能愈来愈重。1945年8月，西碧尔开始认真地寻求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已经牵累她一生，但，包括她自己在内，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怀着这样的心情，西碧尔第一次去见林恩·汤普森·霍尔医师，这是她母亲的医生，而且去看病的是肚子发涨的母亲，西碧尔则以患者女儿的身份作陪。但在对霍尔医生谈及她母亲时，西碧尔在很短的一瞬间竟希望他能问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