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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7月的一个星期日，西碧尔和她的表妹卢鲁在安德森家的厨房里，帮她姨妈费洗盘子。费姨妈天天看见卢鲁，而只是夏天才能看见西碧尔两个星期，所以对西碧尔分外关照。费姨妈离开厨房给安德森外祖母送茶时，卢鲁和西碧尔仍在默默地干家务。西碧尔手里正在擦拭银汤匙，但她眼睛离不开卢鲁手里擦拭的那只盛腌菜用的水晶刻花盘子。它所发生的虹彩，五色缤纷，实在太美丽了。突然，那虹彩飞了起来。原来，卢鲁把那盘子朝那通往餐室的法国式门扔去。随着水晶玻璃的碎裂声，西碧尔脑袋里一阵阵抽痛起来，屋子似乎在旋转。
玻璃碎裂声招来了许多阿姨和舅舅。玻璃已经打碎的房门猛然打开。他们全都盯着地下那摔成八瓣的盘子。
成年人开始盯着两个孩子，孩子也瞅着他们。“谁干的？”他们脸上全都写着这三个字。一阵紧张的沉默。卢鲁声明：“西碧尔干的！”
“是你打碎的，”海蒂谴责的话声奔向西碧尔。
“喂，海蒂，”费告诫她，“她只是一个小女孩。她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看在大地份上，费，你瞧，她不是失手掉在地下。她是故意扔的。我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孩子？”
西碧尔一颗泪珠也没有地站在那里。而卢鲁却哭了起来。“西碧尔干的，”卢鲁边哭边说，“西碧尔干的。”
这时，海蒂的女儿走到餐室窗前，双拳击打窗玻璃，恳求道：“放我出去，噢，请放我出去。不是我。是她干的。她撒谎。让我出去。求求你们！”西碧尔已经变成佩吉·卢。
“回你屋去，”海蒂下令。“坐在墙角的椅子上，等我叫你时再说。”
西碧尔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但佩吉·卢不仅记得清清楚楚，而且重温和重演了许多次。1954年10月至1955年10月，在纽约进行心理分析的第一年，佩吉·卢不但打碎了威尔伯医生诊室的窗玻璃，还在第五号街的几家店铺里打碎了价值两千美元的老式水晶玻璃器皿。每次出事，西碧尔都得再次现身对店员说：“我实在对不起，我来赔。”
扰乱埃尔德维里的安德森家的另一件事，也发生在1927年7月。海蒂跑到庭院里，以她的特殊方式纵声大笑。一听到这熟悉的笑声，西碧尔就从厨房桌子旁站了起来，紧跨几步，通过厨房窗户向外窥看，看见她母亲一个人站在牛棚附近。那笑声又来了。
西碧尔看见她表哥乔耶和她舅舅杰里离她母亲五英尺远，抬着一个西碧尔原先曾在厨房桌子上看到的盒子。费姨妈这时来到窗前，站在西碧尔身旁。海蒂平时是尽量不让亲属听到她这种怪异的、无缘无故的笑声的。西碧尔为她母亲的失态（特别是当着亲戚的面）而感到羞耻，不由得战栗起来，便扭转了身子不再去看。
“我们到里边去，西碧尔，”费柔声说道，“我们在钢琴上来个四手联弹吧。”
“等一等。”西碧尔不能动身离开那扇窗户。
于是，西碧尔听见费姨妈隔着窗户叫乔耶和杰里。这两人正跟海蒂说什么话。乔耶的话声从庭院传来：“你别打扰她，费，”西碧尔知道海蒂是乔耶最喜欢的姨妈，而他正在设法保护她。
一口棺材，西碧尔看到乔耶和杰里两人抬着的盒子便这样想。它比她在威洛·科纳斯家后面的殡仪馆里常常见到的盒子和棺材要小一些还是马西娅把这没有句号的想法补充完毕：不过这盒子要装妈妈还绰绰有余。
马西娅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继续沉思冥想：盒子也跟树木和人那样不断在长大。这盒子会愈来愈大，会装得下妈妈。马西娅觉得自己应该出去止住乔耶和杰里，不让他们把那盒子放在运货马车上；又觉得自己应该为她母亲担忧；但又觉得自己并不担忧，因为她愿意她母亲死！
可是马西娅当时不可能知道：在小女孩中，希望母亲死掉的想法是屡见不鲜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小女孩们首先是爱父亲；而且这种想法在不断增长，因为她们发现自己的母亲在争夺自己父亲的爱。
但当平时在埃尔德维里表现良好的海蒂纵声大笑起来，一如她在威洛·科纳斯那样肆无忌惮时，她女儿不由得平添了几分怒气，使这种愿意母亲死掉的想法更为强化了。
马西娅为自己这种想法而感到十分内疚，便把这想法摒弃，并把躯壳还给了西碧尔。西碧尔并不知道马西娅有小盒会长大的胡思乱想。
17。威拉德
威尔伯医生独自一人反复思考多塞特这一病例时，一次又一次地回顾了一个孩子被虐待、被污辱、被剥夺了正常的童年生活，并为了生存下去这个最荒谬的原因而被赶入精神性神经病的境地的怪异家世。但所有的事实根据，都出自一个来源——西碧尔及其化身。威尔伯医生明白，必须有其他证据来证明其真实性。
那位母亲早已去世。除了患者本人以外，显然只有父亲是唯一的人证。将近三年的心理分析也只能靠他来核实。因此，在1957年4月，医生在仔细地探索了母女关系以后，决定把威拉德·多塞特引进病例调查。西碧尔写信要他来纽约。
如果这里是司法的法庭而不是人类感情的法庭，威尔伯医生和西碧尔对于把七十四岁的威拉德·多塞特从他居住的底特律（还在那里高兴地再次结婚并继续工作）请到纽约来这件事都会比较乐观。但威拉德同他女儿和医生的关系已经紧张，恐怕不会肯来。
威拉德早已讲清：西碧尔已经三十四岁，不应再由他来供养了。其实，在她来纽约快到两年把钱用完的当口，他曾同意替她支付生活费用，使她能继续治疗。这里要补充一句，她来纽约一年后把心理分析的事情告诉了他。
医生认为这种经济资助是还债，是父亲替他那奋力通过心理分析而恢复健康的女儿还债。他对她的资助是吝啬的，不定期的。但在她这个生活阶段，她没有存款，没有固定职业。她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偶尔卖几幅自己的画，做家庭教师，间断地在韦斯特恰斯特医院担任美术治疗学家的半日工作。医生还认为威拉德·多塞特之所以负有义务，是因为他花掉了女儿的钱。他卖掉了西碧尔的钢琴、卧室家具和几幅画而没有征得她的同意，也没有把售出的钱给她。他甚至要她支付她母亲葬礼费用的一半。有一次，威拉德没有寄来西碧尔一个月的生活费，这种情况在西碧尔读大学本科时也曾发生过，这使医生对威拉德愈发反感。她父亲没有寄来支票，又不许她借钱，迫使她每天吃两餐饼干和桔汁，这样一直延续了五个星期。
当今和过去的几次插曲，使西碧尔感到她父亲给她钱是迫于压力或出于一种责任感，而非出自对她的关怀。威尔伯注意到西碧尔的沮丧，便写信给威拉德·多塞特，告诉他这种拖欠使他女儿极度痛苦，很难再忍受了。他回信说他很忙，不可能时时记住细节。甚至付不出医生的治疗费也没有使他操心。维基曾讲他说过：“威尔伯医生有钱，让她承担吧。”
1957年的威拉德·多塞特，显然同那位在心理分析中早已出现的父亲是同一个人——全神贯注于绘图桌，被钻床的噪声所包围。
“维基，”医生问道，“难道多塞特先生从来没有看到多塞特夫人对西碧尔所施加的暴行么？”
“他会问西碧尔：‘你的胳膊怎么回事？’或‘你的腿是怎么回事？’”维基答道，“然后只是耸了耸肩膀就走出去了。”
西碧尔写给威拉德的信刚刚寄出不久，她就在邮箱中发现了他的来信。她害怕在自己一个人在家时读它，因为他有几封信曾使她变成另一个人（这是大夫的说法）或使她“晕了过去”（这是西碧尔自己的说法，沿用至今），她等到特迪·里夫斯回家后才拆开信封。
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西碧尔：
弗里达提醒我：该写信给西碧尔了。弗里达愈来愈象我们多塞特一家 的人啦。她告诉我好几次，说她的日子挺舒心。依我看，她多少是自得 其乐吧。看到她如此快乐，我很高兴。我们在昨天收到你表示欢迎我去 纽约的信。我们每次收到你的来信时总是十分高兴，希望你这个学期不 会太忙，不会在学习上过于困难。希望你在考试中一直顺利。哈哈！
我的工作进展得不错。天气很冷。每星期在家呆上两天①挺好。但 我为我仍能工作和赚钱而高兴。明年的工作看来还不少哩。弗里达仍喜 欢她的工作。社会安全费涨了7％，所以我现在拿到的社会安全费也多了。 我现在每月能得104美元，大有帮助啊。幸亏我加入了社会安全。这是多 年以前的事了。我老啦，我不再看电视上的“莱西②”，而且现在就得 上床睡觉。早睡早起嘛。没有什么新闻。那就再见吧。
写自你的爸爸 威拉德
西碧尔觉得其中没有什么令人烦恼的事。她只能咧嘴笑着接受她父亲眼下全神贯注于弗里达和他自己的现状。她只能茫然地觉察他之所以强调社会安全费是拐弯抹角地提醒她：他不是一个洛克菲勒③。他有自己的房子和另外三处房地产，有大量银行存款，目前还有很好的收入，加上弗里达的工资。但他居然要西碧尔相信他那社会安全费的微薄收入竟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对他第一次用“威拉德”来签名，她只能报以苦笑。他突然地如此不拘礼节，摆出了亲密友好的姿态。
此刻，西碧尔还能自持。心理分析才做了不到三年半时间，她就能做到这一点，表明她正逐渐成熟，能够承受现在这种处境。要是在过去，这种处境早就引起人格的分裂，某个化身早已出现了。
弗里达·多塞特翘着鼻子，如同食肉猛禽那角质的大喙，拍翅飞进她丈夫的店铺。这是在底特律近郊他们那座舒适的大房子的地下室。这位妻子一言不发地递给丈夫一封信。高跟鞋一阵克嗒声，她就走了。
十分钟后，高跟鞋又克嗒着回到这间房间。为要压倒钻床的噪音，弗里达尖声说起话来。一字一顿。“那封信，是她写的吗？”弗里达薄薄的嘴唇微微撇着，身躯也在微微颤抖，不过不易为人察觉。“它使你烦心，我看得出来。”
威拉德耸了耸肩说：“我们明天再谈吧。”
“她说些什么？”嗓音更尖了。
弗里达·多塞特不喜欢女人，对她丈夫的女儿也不例外，尤其因为西碧尔是一个威胁。嫁给威拉德以后，五十七岁的弗里达才初次体验到真正的欢乐。她不愿受到他女儿的干扰，无论是想象中的干扰还是现实的干扰都不行。
弗里达的父母过于热心，在她才十四岁的时候就把她嫁给一个三十一岁的男人。十六岁时，她生下一个儿子。他的前夫，卡尔·奥伯梅耶，是威拉德教堂的搬运工，但卡尔未曾感动④过她，而她对结婚和生育都感到手足无措。卡尔活到三十八岁上，死于心脏病发作。此后，她有过一连串风流韵事，并担任了簿记员的职务，自食其力地养活自己和孩子。她认为自己的聪明才智远胜于她的文化水平，并为之不胜恚恨。在丈夫死后，她开始不断自学。
靠个人奋斗起来的弗里达，还“赢得”⑤了威拉德，有人说是为了钱，有人说是为了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