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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茶时赏给她一块方糖。玛拉莎怯生地欢喜地从壁灶上瞧着将军们的面孔，制服和十字勋章，他们相继进屋，对直走向客位，在圣像下的宽凳上落座。老爷爷，玛拉莎心里这样称呼的库图佐夫，有意避开众人坐在壁灶后边不见亮光的角落里。他埋在折叠扶手椅里，不停地咳呛着清嗓子，不断拉抻礼服的衣领，虽然衣领是敞开的，仿佛仍卡着脖子。来人相继走到陆军元帅身旁，有的握手，有的鞠躬。副官凯萨罗夫想要拉开库图佐夫对面的窗帘，但是库图佐夫生气地朝他摆手，于是凯萨罗夫明白，勋座不愿让人看见他的脸。
农家的杉木桌上摆着地图、计划、铅笔，纸张，桌旁的人多得坐不下，勤务兵只得又抬来一张长凳放在桌边。在这条凳子上就座的是刚来的叶尔莫洛夫，凯萨罗夫和托尔。在圣像下边的首位上坐着挂圣乔治十字勋章的巴克莱—德—托利，他一副苍白的病容，高高的额头与秃项连成了一片。他患疟疾已有两天，此时正在发冷，快散架了。和他并排坐的是乌瓦罗夫，他低声地（大家说话都这样）告诉巴克莱什么事情，手势动作极快。矮胖的多赫图罗夫眉毛高挑，双手叠放在肚皮上，凝神谛听着。另一边坐的是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他把棱角英武双目有神的头颅托在宽大的手掌上，流露出一副沉思的样子。拉耶夫斯基不耐烦地像往常一样裹他的黑发卷儿，时而默瞅库图佐夫，时而瞧瞧进出的门。科诺夫尼岑刚毅优美、和善的脸上，闪烁着温和狡黠的微笑。他碰到玛拉莎的目光，对她挤挤眼，使小姑娘乐了。
大家在等贝尼格森，他藉口再次视察阵地，而其实还在享用美味的午餐。大家从四点等到六点，整个这段时间里没有正式开会，只是轻言细语谈题外的话。
库图佐夫在贝尼格森进屋时，方才从角落里起身，移近桌子，但只稍许移动，让桌上的烛光照不到他的脸。
贝尼格森率先发难：“是不战而丢掉俄罗斯神圣的古都呢？还是战而保卫之？”接着是长时间的普遍沉默。大家都阴沉着脸，寂静中只听到库图佐夫生气地在喉咙管里咳痰。所有的目光都看着他。玛拉莎也看着老爷爷。她离他最近，看见他愁眉不展，简直就要哭了。但这一时间却不长。
“·俄·罗·斯·神·圣·的·古·都！”他突然发言了，用愤怒的声音重复一遍贝尼格森的话，藉以指出这些言辞的虚伪。“请允许我告诉您，阁下，这个问题有位俄国人认为没有意义。（他向前探出他那沉重的身躯。）这样的问题不该提出来，这样的问题没有意义。我请这些先生们来讨论的是一个军事问题。问题如下：‘拯救俄国靠军队。牺牲军队和莫斯科冒险打仗值得吗，还是放弃莫斯科不打这一仗更有利呢？这就是我想知道你们怎么看的那个问题的所在。’”（他摇晃着身躯倒向椅背。）
辩论展开了。贝尼格森并不服输。尽管他同意巴克莱等人认为无法在菲利外围打一场防御战的意见，但毕竟满怀爱俄国的爱国精神和对莫斯科的深情，他建议夜间把军队从右翼调往左翼，第二天进攻法军右翼。赞成和反对该意见的引起争辩，莫衷一是。叶尔莫洛夫、多赫图罗夫和拉耶夫斯基赞成贝尼格森的意见。不知几位将军是觉得放弃古都前应该作出些牺牲呢，还是出于其它个人考虑，但他们似乎不懂得，此次会议已不能改变事情的进程，莫斯科现在已经放弃。其他将军倒懂得这点，已撇开莫斯科问题，谈起了部队撤离时应向何方转移。玛拉莎目不转睛地瞧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对会议的意义有不同的理解。她觉得，一切不过是发生在“老爷爷”和穿长袍者之间的个人争吵，她管贝尼格森叫穿长袍者。她看出他们俩对话时怒气冲冲，而她内心里向着老爷爷。在争论中间，她发觉老爷爷迅速向贝尼格森投去机敏的一瞥，接着她高兴地察觉老爷爷对穿长袍者说了句什么，使他偃旗息鼓：贝尼格森突然涨红了脸，愤愤地在屋里转来转去。给贝尼格森造成如此影响的话，是库图佐夫平静地低声地说出的，关于贝尼格森建议的利弊的意见，即关于夜间军队从右翼转移至左翼，好发起对法军侧翼的进攻。
“先生们，我”——库图佐夫说，“不能赞赏伯爵的计划。在离敌人的近距离内调动军队，总是危险的，军事历史也肯定这个看法。例如……，（库图佐夫仿佛在沉思，他搜索例子，用明亮而天真的目光看了贝尼格森一眼。）就拿弗里德兰战役①来说吧，这一战役，我想，伯爵是清楚记得的，进行得……不完全顺利，仅仅因为我军在距敌军太近的地方重新部署……”接着是一分钟的沉默，但大家觉得这时间长极了。
辩论又重新进行下去，但时时中断，都有一种无话可说了的感觉。
①弗里德兰在东普鲁士。一八○七年法俄两军在此对垒，贝尼格森指挥有误，导致俄军失败，法军得以攻入俄境。
在一次谈话的间隙，库图佐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好像要发言的样子。全体都望着他。
“Eh bien，messieurs！Je vois que c’est moi qui payerai les pots cassès．”①他说，然后慢慢起身，走向桌旁。“诸位，我听了你们的意见。有人是不赞成我的。但我（他停顿了一下）借助以陛下和祖国赐予的权力，我——命令撤退。”
①法语：诸位，看来得由我赔偿打破的罐子了。
将军们随即庄严肃穆地退场，像参加完了葬礼一样。
有几位将军用不大的嗓门向总司令谈了些情况，说话的口气与在会上的发言已迥然不同。
玛拉莎背向外小心地爬下高板床，光着一双脚，摸索着壁灶的梯坎，下地后站在将军们的腿缝中跑出屋子，家人早已在等待她吃晚饭。
打发了将军们之后，库图佐夫长久地用臂肘支撑着桌子坐着，老想着那个可怕的问题：“什么时候，究竟什么时候，终于决定了莫斯科要放弃？什么时候决定这个问题的，是谁的过错？”
“这一点，这一点我没料到，”他对前来的副官施奈德说，此时夜已深了，“这一点我没料到！这点我想都没想过！”
“您该休息一下了，勋座。”副官说。
“现在不！他们将会嚼马肉的，像土耳其人一样，”他没有理睬副官，咆哮着，用肌肉松弛的拳头敲桌子，“他们也会的，如果……
5
当时与库图佐夫意见相悖的拉斯托普钦，在比不战而退更重要的事件上，即是在放弃莫斯科与火烧莫斯科的问题上与库图佐夫对立的拉斯托普钦（他便是事件的领导者），采取了完全相反的行动。
这一事件——放弃和烧毁莫斯科——与波罗底诺战役后不战而撤离莫斯科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
每个俄国人，不是凭理智，而是凭祖先传下来的感情，便能预见到所发生后切。
从斯摩棱斯克起，这片俄国大地上的所有城市乡村，没有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参与和他的传单，也曾发生过在莫斯科所发生的同样事情。人民漠然地等待着敌人，没有惹事生非，没有骚动，没有把谁撕成碎片，而是平静地听天由命，感觉到自身有力量在艰难时刻到来时找到该做的事情。所以，在敌人快要抵达时，最殷实的居民才出走，撇下财产不顾；最贫穷的没有离开，却烧掉和摧毁了留下来的东西。
对将要发生、也的确总会发生的事的预感，在俄国人心灵里代代相传。这种预感，尤其是对莫斯科将被占领的预感，在一八一二年，即存在于俄国的、莫斯科的社交界。那些还在六月份和八月初就开始离开莫斯科的人，表明他们料到了这一步。那些驾车离开的人带着拿得走的财物，留下房屋和一半财产，他们这样做是由于隐而不显的（latent）爱国主义，它无须用言辞表达，不是用那献出子女以图救国等类似的违反自然的方式来表现，而是不知不觉地，简单地，有生机地表示出来的，所以，总是产生出最有力的效果。
“躲避危险可耻；从莫斯科逃跑的是懦夫。”他们被告知。拉斯托普钦在通告上向他们灌输，离开莫斯科是耻辱的。背懦夫之名于他们有愧，出走有愧，但他们仍然在走，知道就得这样。为什么他们走呢？切不可以为，是拉斯托普钦用拿破仑在被占领土制造的暴行吓坏了他们。他们都出走，首先走掉的是富有的受过教育的人们，他们很清楚，维也纳和柏林保存完整，在拿破仑占领期间，那里的居民与迷人的法国人度着好时光，当时的俄国爷们，尤其是女士们，是很爱法国人的。
他们走，是因为俄国人根本不会去想，莫斯科在法国人统治下是好呢还是坏。受法国人统治绝对不行：这是最坏不过的。他们在波罗底诺战役之前就在离开，其后走得更快，不顾守城的号召，无视莫斯科卫戍司令打算抬着伊韦尔圣母像去作战的声明，无视定能摧毁法军的空中气球的存在，并且，也无视拉斯托普钦在通告上写的昏话。他们知道：军队是应该作战的；如果军队不作战，带着太太小姐和家奴则更不能到三座山去抗击拿破仑；应该走，无论毁掉财产有多么痛心。他们走了，不去想富丽堂皇的大都的巨大价值，它已被弃置，被付之于大火（偌大的一撤而空的木头城，必然有人会纵火焚毁）；他们都走了，人人为自己，也正是因为他们走掉了，才造成一个伟大的事件，永远成为俄国人民的殊荣。那位在六月就带着黑奴和女伴从莫斯科登程去萨拉托夫乡下的贵妇人，模糊地意识到她不是侍候波拿巴的，而且害怕会按伯爵的命令被人留下，作的就是拯救俄国的大事，做得简单，真诚。拉斯托普钦伯爵呢，他时而羞辱逃跑的人，时而疏散政府机关，时而把那儿都不能用的武器发给一群醉鬼，时而抬圣像游行，时而禁止奥古斯丁大主数运走圣骸和圣像，时而扣押莫斯科全部私人车辆，时而用一百三十六辆车拉走列比赫正在制造的气球，时而暗示他将烧毁莫斯科，时而讲述他已烧毁了自己的房屋，并向法国人发了一篇宣言，庄严地谴责他们焚毁了他的孤儿院；时而认为火烧莫斯科的光荣归于他自己，又时而否认其光荣，时而命令民众捉住所有奸细并押去见他，时而又为此责备民众，时而遣散全部法国人，叫他们离开莫斯科，时而留下奥贝尔—夏尔姆夫人，使她成为所有法裔居民的核心，但又罚不当罪地下令把年高德劭的邮政局长克柳恰廖夫逮捕并送去流放；时而征召民众去三座山以便同法军打仗，时而为摆脱这些民众，吩咐他们去杀人，自己反而从后门溜走；时而说他忍受不了莫斯科的不幸，时而在纪念册上用法文题咏自己对这件大事的同情①，——此人并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只想干点什么，要一鸣惊人，完成某种爱国主义的英雄行为，面对伟大的不可避免的莫斯科撤退和大火事件，像孩子一样嬉戏，吃力地用他的小手时而推进，时而阻滞那股连他一起卷走的民众的洪流。
①大意是：我生而为鞑靼人，想做罗马人，法国人叫我野蛮人，俄国人叫我乔治·当丹，（当丹为莫里哀《乔治·当丹》中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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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随王室从维尔纳回到彼得堡后，陷入了困境。
在彼得堡时，海伦受到一位身居帝国高位的要员的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