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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他们到工作中学习，根据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注「这里所说的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自一九三八年六中全会以来，已经引起党内相当的注意，但忽视的现象还是存在着。同时，没有强调业务教育。政治教育虽一般地注意了，但或则不得其法，或则轻重不分，或则没有经常性。文化教育没有引起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充分注意。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或则至今没有引起注意，或则脱离实用，成了教条主义的东西；而理论教育的成败则是革命成败的第一个关键。所有这些，都是必须改革，或必须加强的。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业务教育，实行“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政治教育，包括时事教育和一般政策教育两项，对于一切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除业务教育和政治教育外，必须强调文化教育，反对轻视文化教育的错误观点。高级和中级干部具有学习理论资格（文化程度、理解力和学习兴趣等）者，于业务学习和政治学习之外均须学习理论。决定还指出，在鉴定干部的时候，学习的情况如何应作为鉴定标准之一。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应以极大的注意力放在干部教育（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上面。……第253页。」）去学习。
有些同志也感觉到了自己工作经验很少，需要到工作中学习，但又以为这次中央党校彻底改组（注「这里所说的中央党校彻底改组，指一九四二年二月的改组。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根据这个决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第253页。」），许多中央委员当教员，不进党校恐怕错过学习机会。因此，虽想参加工作，更想先进党校。我以为事实上中央委员会的许多同志不仅是党校的教员，而且是全体在职干部的教员。每一个中央的决议、指示，就是学习的最好的讲义。而且在职干部的教员，不止中央委员会的某几个人，是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党校规定学员最多只学三年（预料），而在工作中，则中央委员会是长期的教员。
缺少工作经验的老干部不应该满足于自己党龄长，应该看到自己工作经验的不足。革命队伍里不能卖老资格。革命工作能否做好，不决定于党龄长短，决定于是否有工作经验、组织能力、政治水平和高度的积极性。如果在“老资格”上心满意足，就会阻碍努力，阻碍进步。这非但对于革命没有丝毫益处，对于自己也是一种倒退。
“我是老干部，难道我的工作经验还不如新干部？”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我们承认所有奋斗了多年的老干部，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工作经验，但是，必须懂得今天工作的复杂程度，如果只靠我们过去的工作经验去应付，也是应付不了的。例如，我们在秘密党内从未动员过老百姓驮盐、没有征收过救国公粮，没有搞过春耕运动，没有干过政权工作、军队工作，没有干过管理吃饭穿衣的经济工作，没有做过现在这样繁重复杂的技术工作，等等。这些工作在秘密党内一概没有做过，件件没有经验，难道我们不要学习学习吗？不要赶上去补课吗？新干部没有这些工作经验是自然的，我们既称老干部又没有这些工作经验，就必须补课。过去没有这些工作经验是由于工作关系或其他原因，但现在不能安于现状，或者责备过去，抱怨别人，而应该踏踏实实去补课。这是革命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对革命的责任。
我对于缺乏工作经验的干部，丝毫没有轻视的意思，而且我自己也是缺少工作经验的一个。但是缺少工作经验的同志，需要经过哪条道路才能把自己充实起来的问题，是需要弄清楚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署名社论。」
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一九四二年十月七日）
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
（一九四二年十月七日）
许多干部现在只强调党要正确执行干部政策，而不注意用干部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干部本人理应多讲标准，多要求自己，但现在延安的一部分干部，一谈到干部政策，就意识到党应如何照顾他，了解他，爱护他。相反，作为一个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的四条干部标准（忠诚于党，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服从纪律）则漠然视之，把它放在次要地位，甚至根本忘掉了。很明显，这是不对的。一九三八年我在抗大（注「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前身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大学，到陕北后称为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改称抗日军政大学。……第112、123、252、255、271页。」）及其他学校学生中讲干部问题（注「参见本书《论干部政策》一文（第109一122页）。……第255页。」）时，只讲党对干部的政策，未讲或未强调干部本身品德的修养，这是有片面性的。
一、关于新知识分子干部。
新知识分子干部的好处，是对事物敏感，工作热情。也有缺点，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他们是愿意克服自己的缺点的，党组织也是可以把他们教育好的。
不少新知识分子干部现在感到工作“不合手”，在技术、经济和其他部门中工作的同志不安心。是组织上分配错了，还是自己想错了？我看，主要是自己想错了。
（一）自己理想中的革命家与现实需要的革命家不相符。
理想中的革命家：根据过去青年学生运动的经验，往往是高谈阔论的“政治家”，开会演说，游行示威，文艺活动，鼓吹革命。
现实需要的革命家：要会解决军事、政治、吃饭穿衣的问题。开会、游行、文艺、鼓吹革命虽然也要，但已经很不够。换句话说，这些不是基本的，因为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现实需要的工作，是党、政、军、民。这里又有许多部门，而且不可缺一。吃饭穿衣，就是一件大事，一件难事。作为一个革命家，不能只是高谈阔论，主要是工、农、兵、学、商，三百六十行，即做各种各样的实际工作。否则，就要打败仗，革命革不成，就不能生存。
理想中的革命家与现实需要的革命家之所以不相符，其原因就在根据地与非根据地的区别，旧观念与新事实的矛盾。
（二）想做政治工作，不想做技术、经济、事务工作。
技术、经济、事务工作有其政治意义，政治工作也会带有技术、经济、事务性。军事机关，不仅有政治部，而且有参谋部和后勤部。地方工作呢？有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各个部门。单纯的政治工作，是没有的。
可否改行？比如搞文艺，许多人想去，我看不行。文艺有用，但仅仅文艺不够用，不能人人去弄文艺。而且，从事革命文艺工作，也要了解技术、经济、事务。文人也要下乡，不经历一番，不能成“家”。
“事务主义危险！”有些人这样说。他们不了解，现在需要办事，事务是革命的事务，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办革命事务，不会成事务主义。
新党员新干部必须从下层实际工作锻炼开始。从中组部派给陕甘宁边区的几百个新的知识分子干部看，他们到了下层参加实际工作之后，确也能埋头苦干，不仅在工作中积极刻苦，而且在思想意识上也是有极大进步的。他们的吃苦精神并不下于边区老干部，能与老干部团结，能接近群众，在群众中可以取得很好的信仰。因此，我们深切地感到对于新干部的锻炼，必须从下层实际工作开始。
（三）所谓“大才小用”。
先说“大才”。现在中学生、大学生是可贵的，因为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知识分子就是有用之才。但这仅仅是“做人之才”，还不是革命的大才。中学、大学的程度在革命队伍里还不行吗？一部分行，一部分不行，而且不行的比较多。因为革命工作，不仅需要书本知识，还要社会知识和革命实践知识。现在有些研究工作者已经觉悟到这一点，叫苦连天。当然，新知识分子干部比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书本知识多，这是好的，但实践经验少。
新知识分子干部往往看不起农民出身的老干部，以为自己文化知识高，又很“大方”，老干部没有文化，又很“小气”。他们说：“农民干部是为土地、为自己的好处才来革命的，我呢？是思想自觉来干革命的。”其实，这种骄傲，这种想法，都是不对的。他们的书本知识、文化程度虽然比农民出身的老干部高，但是这些老干部的革命实践比他们多，新干部非但不应该骄傲，还应该向老干部学习。所谓“大方”、“小气”，我的看法倒是相反。我对农民有个估计：小事小气、大事大方。如果为了革命而拼命的时候，农民同志往往比知识分子勇敢，舍得牺牲。我不是说知识分子完全要不得，而只是说有些没有工农化的知识分子，在小事上大方，但是碰到了大事就有些小气。农民同志的缺点是有私有性、保守性，他们的好处是革命性强，这是主要方面。我们对农民同志应该有个比较正确的认识，看到他们的两方面。现在我们要记得，知识分子要工农化，革命主要依靠工农群众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革命性强。
再说“小用”。要适当估计自己，不要嫌事小。做大事都是从做小事开始的。
（四）所谓“没有前途”。
共产党员事业心很强，志气最大，都希望有光明前途。但是，他们把个人的前途，寄托于革命的前途。无整个革命的前途，即无个人的前途。没有人民，就没有英雄。现在有很多人闹名誉地位，都想在历史上提一笔。但是，人太多了，写在历史上的不能有几万个。这样讲，是泼冷水吗？不是的，行行出状元。办法是：各安其位，精通业务。
二、关于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
老干部经过长期奋斗，是我党我军之骨干。现在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不要卖老资格。老革命不必挂起招牌。要了解：德、才、资三个条件，不能专讲资格，需要重视才干。德、才不能分开。不能完成革命任务之德，是不完全的德。老革命是好，但不要成为包袱，使前进不轻快。
（二）要提高文化。这是前进的关键。学文化是学其他知识的基础，不学文化不得了，就会赶不上革命的需要。革命不等人，不学习如何为革命多做些事？有的同志怕学习赶不上别人，这不要急，后来可以居上。应该有信心，可以学好，而且可以成为全才。只要自己立志，党可以帮助，学习不是一朝一夕，要长期下苦功夫。主要不是进学校，而是靠自修。
（三）要主动团结新干部，在新老干部团结方面，要向老干部作负责的解释。老干部是老革命，处于领导地位，应负主要责任。当然，新知识分子干部也有责任。要了解新干部，不单指摘其缺点，应帮助、教育他们，要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