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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凤楼的凤头是个凌空茶园，晚上九点后不再营业。我沿石阶上了山顶，喘了一阵气，又登上了足有十层楼高的楼顶。我来到凌空伸出的凤头。我临窗扶栏，极目远眺。月光下，整座城市的上空被乌浊昏暗的空气所笼罩，零乱的街灯闪烁着鬼魅般的光茫。远方马尾山山头上高高耸立着火葬场的焚尸炉烟囱，阴森森地与雏凤亭遥相呼应，它几乎和凤凰亭一样高峻一样气势恢宏。蒙城人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当初要将焚尸炉修得如此居高临下，张着血盆大口，虎视眈眈地俯视着豪爽善良的蒙城人。在这希望和死亡的对峙中，蒙城人竟如此安稳而麻木地沉睡着。这座曾经商贾云集、富甲天下、英雄辈出的千年古城，现在已不可救药地黯淡下来了，落后到比谁的父母官大比谁的单位稳妥比谁占公家的便宜多，落后到以下海人为耻的地步了。而就是这样一座没有生气的地方，我又拥有你的什么呢？她和我的联系仅仅是户口簿和单位名册上的几个字，仅仅是一个银行上的帐号－－我的存折上还有两元钱的站岗费。噢，还有那个门牌号码！确切地说，是那个门牌号码的几十分之一！除此我已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了。我被这个城市接到世上又被她无情地抛弃－－我真正是一无所有了！我的灵魂自由了？可那分明只是一种感觉。确切地说，我是落草为寇了！
山脚下的江水涨潮了，湍急的江水哗哗流动如冤魂呜咽。一阵强劲的凉风袭来，我禁不住连打几个寒噤。月亮从黯淡的云中透下几缕清凉而冷淡的光束，急泻的江水就白花花地有些晃眼。我蓦地生出“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感，禁不住仰天长啸一声，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凄厉回荡在城市上空，瞬间就被无边的夜吞噬了。我声嘶力竭地嚎了两声：“为什么？为什么？”那焚尸炉好象晃了几晃，城市却依然一片死寂－－没有人理睬我！我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确无可奈何地沦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我连同自己的名字都成为一个被凌辱被践踏的标志。我想起了苏比、帅克、于连、维特、约塞连、格里高尔、红彼得、拉兹、阿Q、唐元豹、祥子、赫留金、切尔维亚科夫、波尔菲里、格里高列夫、哈克贝利·芬孙……亲爱的弟兄，你在他乡别来无恙？我又想起了糜局长、瑶姐、白成富、刁得花、蒋斗瘟和所有侮辱过我正在侮辱我并准备侮辱我的人，此刻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哪里知道此刻还有一个有为青年李亚非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呢？我越想越想不通，越想越气愤。哼，老子让你们睡得安稳！我几步站到亭子边缘，一下解开裤带，哗哗地就朝这个城市撒尿！那尿注晶莹剔透，散发着白色雾气，从高空中长长地划了一条优美的妙不可言的弧线，如一支离弦之箭向城里射去，微风中那声音美妙胜过一切乐器，渐渐地有劈劈啪啪的溅落声，微弱如木鱼叩击，似念球落盘，像铙钹轻拍……我惊呆了！就在这个城市还没有醒来的时候，我站在你的头上撒了泡尿！－－我窃自得意地阴险地笑了。
东方渐露微曦的时候，我下了山。我乘上第一班公共汽车向火车站驶去。火车站广场上躺着、站着、蹲着、坐着、蜷曲着黑压压的如同稻麦如同密林的人群，这里集中了大批外流民工。他们到广东打工，到新疆种棉花，到内蒙古放羊，到山西挖煤，到上海修房子，到北京干杂活，到一切可以将廉价的劳力和血汗换成金灿灿的钞票的地方去。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背着花里胡哨的被子，浑身上下散发着各种稀奇古怪的臭味，他们成群结队行色匆匆，谨小慎微忍气吞声地接受城里人的白眼甚至辱骂。但他们依然是一支庞大的农民起义军，确切地说，他们举行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起义。当我淹没其中的时候，俨然也成了中国浩浩荡荡剩余劳动力起义大军中微不足道的一员。
我在火车站邮局给成都挂了个电话，把仍在酣睡的叶冬江吵醒。他将到火车站接我。
十六
一出成都火车北站，叶冬江就在铁栅外大叫：“那个闲人，我在这里！”他已经自封为“中闲委”成都办事处主任了。我们从穿开裆裤时就一起玩耍，都是军人子弟，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同学，他比我还没出息，去学了中文，毕业后他留到了省城，现在他已经停职混了一年多了。也难为他，他机灵如周星驰，又是一个满腹经纶的大学生，却用去教小学体育课，谁受得了？
两个社会闲散人员胜利会师，热烈拥抱，大嚷大叫，引来了旁人的注目。那天也凑巧，我们都穿着大学时一齐买的那件白色T恤衫，胸前的一大团红象一滩炸裂开的鲜血，中间印着崔健的头像，背后是“一无所有”四个字。我用弯曲的手指在他鼻孔前探探道：“你他妈的还活着？”我捶他的脊背。我俩有一年没见面了。
“活着无罪。活着也是闲着，闲着也是活着。”他无所谓的样子。他总是这个样子，中学时，班主任就把他、王文革和我归了类，常做某种反面教材。
“现在干什么呢？”我问他。我俩有一年没有见面了。
“磨刀！”
“什么？”
“磨刀！哥儿准备逮谁砍谁！别惹我呀！”
“你到底干什么？笑话归笑话。”
“放浪形骸，笑傲江湖。”他笑。
“你还是该干点什么实事，空谈误国！”我们向市内公共汽车亭走去。
“我能干点什么？干得了的我不愿干，想干的我干不了。”他向一辆计程车一挥手，“我呀，社会闲散人员，严打嫌疑分子。”
“机票帮我订好了吗？”我们钻进红色夏利车。
“订了，后天下午四点十分双流国际机场。其他弟兄现在情况如何？”
“都落草为寇啦！”
我们在他家所在的东风大桥附近下了车，直接走向一家小酒馆。坐定之后，我们点了卤牛肉，干煸四季豆，虎皮海椒，青椒肉丝，凉拌肚条和炒土豆丝，我们要了四瓶亚太啤酒。这是以前我们每次上酒馆的保留菜谱。
“妈的，真他妈的烦！”呷了一大口啤酒，他狠狠地骂道。
“烦什么？”我笑眯眯地看着他。
“闲散太久，闷得慌。想砍人又怕挨枪子儿。唉，生不逢时呀！要是生在波黑，多刺激！”
“怎么，这么快就耐不住了？你不是口口声声地要和公家平起平坐，作职业闲人吗？现在夹尾巴作人还来得及。”我笑他。
“人是最暴戾又是他妈最下贱的，马克·吐温说人类是世界上最该死的最该诅咒的种类。人需要压力，要逼。人这种动物，一生下来就是邪恶的就是奔坏人长的，稍不留神就要干出奇％^书*（网！&*收集整理鸡鸣狗盗伤天害理之事，非逼他他才会干好事。我的问题是现在没有人逼我学好，满街都是想占你便宜的坏蛋！”他喟然叹道。
“我这次就是出去就是找压力的。”
“把我也捎上？”
“那边不是闲人呆的地方，中闲委在那边没有建立基层组织，据说那边没群众基础！”我调侃道，“你又没有什么特长。”
“我饭量酒量不错，饭局上用得着。”
“我都准备每天吃一顿饭呢！还好意思说出口？你那也叫特长？”
“我给你拎包吧。”他恬着脸说。
“我都还指望碰上个富有而寂寞的老太太哩！”我哈哈大笑，用启子打开啤酒。
“想谋财害命呀？”
“她用财产换童身，我用青春赌明天，等价交换，合情合理嘛。”
“天哪，你他妈的还在自摸－－还素着？”他猛地喷出一口酒，呛得直咳嗽。
“假老练！难道你解决了？”我反笑他。
“去年秋天就解决了－－确切地说正是九月十日教师节那天！空手套白狼！妈的，那娘们真浪，小弟弟差点伺候不了。”接着他不顾场合开始绘声绘色地讲他的艳遇。文化人的艳遇通常是以谈文学开始的，他们也难免落入俗套。他讲了他们如何在图书馆搭讪，他又如何巧妙地制造了两人心照不宣的邂逅，他如何欲遮还羞地提出了吃喝玩乐的邀请，那娘们又是如何假意地推辞又准时赴约，他们又是如何从王蒙谈到了王朔，从郁达夫谈到了菲茨杰拉德，从顾城谈到了杰克。伦敦，从小仲马谈到弗罗伊德，从地上谈到了床上，她如何引诱他，他如何“就范”，他如何失了身，他如何和她老公谈判，以后又如何一发而不可收……“怎么样？我用实际行动度过了自己的第一个教师节！”他说完得意地问。
看到我一串粘稠的唾液准确地掉进了茶杯，他大声地恶作剧般地嘲笑我：“看看你那馋样！唉，你真不容易呀，要不要今晚我把她叫来给你破处，反正是捡来的嘛！”
我羞愧难当，脸红到脖子梗，口里却振振有词：“你他妈的失身于一少妇，捡个烂蕃茄吃还自以为爽！”
“你看见你家的房子着火了，你他妈的连洗脚水都不嫌赃。”他诡辩。
“啃别人啃过的馒头，真恶心！”我皱起鼻子。
“啃过的馒头再啃一口没关系嘛。”他哈哈大笑。
“好了好了，别说那些乌七八糟的事了。”我把话题岔开，端起硕大的啤酒杯提议，“来来，还是为我们闲散阶层队伍的不断壮大而干杯！”
“还要为你这个全世界仅存的稀有动物－－童子娃干杯！”他放肆地说。
当我们酒足饭饱，叼着香烟，打着舒坦的嗝儿，偏偏倒倒地从酒店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夜幕低垂，一片灯火辉煌的海洋了。成都－－这个以烹调、悠闲和小家子气闻名于世，仍不失为中国西部最好的城市，由于长期观念陈旧裹足而行，有些落后了。据说新省长上任就雷厉风行，成都正扯下裹脚布，痛彻地反思并摒弃了从小家子气上升到理论的美其名曰的“盆地意识”，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拼命追逐现代化，雄心勃勃志在必得地成为国际大都会。
我们先到他家，放下行李，洗漱梳理之后又出了门，我们从他家所在的桥头，沿着成都的“长安街”自东向西而行。我们喝了不少的酒，醉哄哄地摇晃着身子，叶冬江以其特有的外八字步伐加剧了摇晃的弧度。一路上我们肆无忌惮地吼起了《解决》：“……眼前的问题很多无法解决，总是没什么机会是更大的问题，忽然发现你正看着我，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先把你解决……”吓得温文而雅的成都人赶紧给两个疯子让道。老实说，大学时我俩就是全校闻名的摇滚歌手兼走廊歌星。
路过东风电影院时，冬江非要去玩电子游戏机。我们走进偌大的游戏厅，几十台游戏机排成几溜。使我吃惊的是，那些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伏在这些儿童游戏机前厮杀鏖战，口中杀声不断的几乎都是成年人。这些人大都穿着T恤、背心、短裤、拖鞋，一副悠闲慵懒状，许多人都穿着文化衫子，其中有三句最赫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