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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外一家公司，有两个多月。”我说。
“你干些什么工作？”她问。
“经理助理，但具体工作较繁杂，老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老练地说。“怎么又不干了？经理助理是个很好的位子也。”她盯着我问，手中拿着我的资料轻轻掂晃。
“我和老板合作得不是很愉快，老板是个台湾人，我们一次有八九个人一齐离开了他。”我回答，“他的公司在关外，环境很差。”
“台湾人？是谁？可能我认识，我们也是台资企业，也许有来往的，”她问。
“怎么？林小姐也是台湾人？”我心里一惊，知道自己失言，后悔刚才怎么不胡诌一个香港工厂。
“是的，我们的总部在台湾，老板是我的父亲，这里是个分公司，我在这里管理。”她说完忽然又问，“噢，你还没有说那个人是谁？怎么会那么不愉快？”
我有些慌乱，顿了顿说：“这也不好说，挺复杂的，我有难言之隐。其实那个老板人倒是挺好的，只是我们在工作上合作不太愉快，观念上有些不一致，这也难怪，几十年没打过交道了嘛，误会是免不了的。这不怪他，也不怪我们自己，历史造成的。由此可见两岸实现直接三通有多紧迫！――锣不敲不鸣，人不走不亲嘛。”
“透露一点好吗？我可也是台湾人也。”她笑起来，眼睛直视我。
“我想以后我们可以避免这种不愉快的。”我想避开她的审视，岔开她的思路。
她不再追问我，又拿起我的资料看，然后又问我：“你调整工作的原因是‘没劲’？你以前是局长秘书，在大陆那是个好职位〖HT5，7”〗口〖KG－＊3〗〖HT5，6〗也〖HT〗。”
“好是好，不过我想年轻人还是出来闯闯好，以前整天呆在办公室闷得慌，薪水又低。”我说。
“你是中共党员吗？”忽然她问。
“不是，林小姐问这个干嘛？”我大吃一惊。
“真的不是？我不相信，局长秘书一定是中共党员。”她又审视我的眼睛。
“不是，真的不是。”我说，我简直没料到她会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是？在大陆，入党可以升官发财嘛，你又是大学生，谁不想升官发财呀，如果我是大陆人，也要加入中共的。”她又问我，眼里是狡黠的目光。
我心里有些警觉起来，这个咄咄逼人的台湾小姐莫非要……我平静地问：“小姐一定知道这个问题吗？我非回答不可吗？”
“那倒也不，只不过我们对公司的雇员要尽量多了解一些，这样工作起来会顺利得多。”她双手十指交叉压在资料上。
“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我说。
“这是什么意见？”她不解地问。
“小姐是否认为中共党员就会被你们拒之门外？”我又折回来问，这样可以扭转被动局面，把我置于进退自若的位置。
“不，不，共产党员也受欢迎，但不能对我们隐瞒身份。”她忙解释说。我想可能是他们对解放前中共的地下工作至今心有余悸吧。
“干什么职业没必要非得穿那种职业的制服，就象捉贼不一定非得是警察。我在组织上不是，但思想上却不一定不是，反过来，我在组织上是而在思想上行为上却不一定是，比如间谍奸细。”我又说：“身份和行为并没有逻辑上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比如资本家也行善事，牧师也有人面兽心的。”
她愣了一下，我又一语双关地说：“如果小姐非得认为我是中共党员的话，就把我看作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吧，我这人从来不喜欢和任何人发生组织上的关系，我是自由的。再说我暂时不想升官－－我还太年轻，升官不容易。发财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嘛。”
不知她是满意还是尴尬，她露出了迷人的微笑，她又问：“你要求的待遇是月薪一千元？”“这不算太高吧？深圳的物价是全国最高的。”我又说，“我的其他同学每月都不止这个数字，对你们而言也就一次宵夜费而已。”
“但是试用期不行，六百元吧，如果试用期满，我们会和你签订两年的合同期，加薪也是根据你的业绩逐步来的。”她说。
“七百元怎么样？”我试探了一步。
“七百？七百就七百吧。”她用笔将一千元改为七百元，然后对我说，“我们是非常欢迎你到我们公司来的。”
“我会珍惜这个发展机会的，我会尽力干的。那我什么时候来上班？”我不失时机地问。
“这个嘛，我要解释一下。李先生是第一个来应聘的，后面肯定还会有人来，我们还要进一步考虑聘请谁，你的条件很好，这样吧，三天之内，我们会通知你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亲自再跑一趟，今天是星期六，下周周一会有确切的消息。”她一边说一边用订书机将我的资料订好，放进她面前的抽屉里。
“小姐的意思是现在还没有确定下来？”我有些不悦，感到刚才煞费苦心的交谈纯属浪费。“我希望你能成为幸运者，谢谢你亲自跑一趟。”她说着站起来，我赶紧告辞，她把我送到门外楼梯口才转回去，下楼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连一个台湾商人也居然把我看成共产党员了，看来我的素质不低嘛。
我乘公共汽车回城经过深纺大厦时下了车，到人才市场去转了一圈，结果一无所获，出来在路边买了一盒那个河南大学生推销的盒饭和一瓶矿泉水，坐在路边的树荫下吃起来。不久有一个中年男子举了张纸走过来，我凑上去一看是招聘家教的，他的要求并不高，要求应聘者中师毕业，懂英语，会弹电子琴。我不禁怦然心动，我在大学时就进城为别人作过家教，挣了不大不小的一笔钱补贴生活，这次主人家包吃住，试用期为两月，月薪五百元。
“先生，你看我怎么样？”我决定贱卖自己了。
“你？谈谈你的情况啦。”他操着广东普通话。
“大专，英语专业，师范院校毕业，专门教书的，做过教师，也做过家庭教师。”我一面说一面迅速地取出毕业证，身份证资料给他看。
“会弹电子琴吗？懂电脑吗？”他又问我。
“会，我以前是文娱积极分子，经常登台演唱。”我以给他看了我以前参加歌手大赛的获奖证书，“电脑也会一点。”
“我儿子调皮得很，要厉害点的才行啦。”他看见我鸠形鹄面的样子，有些怀疑。
“先生别看我象个文弱书生，我当学生时是全校闻名的捣蛋大王，要不是学校教育得好，我早就犯法了，现在专门治调皮学生，我们学过《教育心理学》这门课的。”我赶紧说。他乐了，取出笔给我留下个地址，他叫朱光辉。他要我明天晚上就去，我当时还对作台湾小姐的助理有点指望，就对他说：“实在对不起，后天晚上行吗？我明天要到关外去一趟，还有点私事。”
他点点头，和我握握手就转身驾驶一辆奔驰轿车走了。我高兴得几口将矿泉水灌到肚子中就急匆匆地往宿舍赶，我知道阿超和杨排长此刻都在宿舍，我一进楼就大吵大叫：“阿超！杨排长！”
他们正赤着上身在吊扇下纳凉，见我大叫，一骨碌爬起来，阿超问我：“怎么样？搞定了？”“什么搞定了？”我问。
“把女老板搞定了？肯定搞定了，看你的样子，”杨排长说。
“胡说八道！我又不是面首，你们猜猜有什么好消息？”我问他们。
“女老板知道你是个童子哥，溜也溜不掉了，”杨排长说，他这家伙总是喜欢用嘴云雨。
“三句不离本行，正经一点行不行？我找到一份家教工作，后天就可以去上班。”我说。
“教书？你有莫搞错？在哪里教书？你疯了！在老家逃避教室就象避太平间似的，却又跑到深圳来教书。”阿超吃惊地说。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再说不在学校，只是做家教，暂时立足而已，况且是老本行嘛！”我说，“你们也知道，现在是别人选择我，我没权选择人家。”
“在哪里？月薪多少？”杨排长问。
“住在城里，荔枝路，包吃包住五百元，”我说，“工资是低了点，先栖身安命再说吧。”“台湾小姐那边呢？”阿超问。
“后天早上去看一下，行就留下，不行就晚上到朱光辉家去。”我说完又神秘兮兮地对他们说，“你们简直不相信，那个台湾小姐和我同年生，才二十多岁，看样子还没结婚哩。”
“童子哥，说不定你走好运了！台湾小姐，二十多岁，家在台湾，身在大陆，免不了寂寞。”不知何时，杨排长已经将我由同志哥叫为童子哥了，我制止了许多次他都这般粗鲁无礼。“别胡说八道了。别忘了，我们是大陆人，而且是大陆的穷人。”阿超说。
“那说不定，这还有利于和平统一中国呢。”杨排长说，“要是台湾小姐都嫁给大圈仔，那就不用谁解放谁了，都成了一家人了嘛。”
“请客呀！这次轮到你了。”杨排长说。
“没问题，今天晚上到大排档。”我说。
“这下我可以放心地走了。”阿超说。他本该在前几天就走的，都是我拖累的，他怕他一走我就去流落街头或被抓起来，收容遣返回原籍。
“你别走了，我们就在这里好好地干，你一回去就会后悔的。”我和杨排长都劝他。“不行，不能再拖了，单位三番五次地催我回去，我至少要回去上两个月班再说。”他说。下午他们去上班后，我冲了凉就躺在床上休息，这是到深圳来后第一次睡午觉，经过这半个多月的奔波，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我的挣扎可以暂时告一段落。我安安稳稳地躺在床上喝着凉茶，听着唐朝乐队的《天堂》，嗨，那幸福的滋味哟！
阿超和杨排长是下午六点钟回来的，我们打了几圈麻将，到九点钟才到大排档去吃饭，还叫上了阿华和阿蕾。正在我们正在玩“虎吃鸡、鸡吃虫、虫蛀棒、棒打虎”的游戏时，黄姐突然风风火火地跑进来，神色非常紧张，一见到我们就大叫起来：“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出啥事了？”身为保安的阿超和杨排长急得站起来。
“阿利出事了，快跟我来！”我们赶紧跟她往回赶，黄姐边走边说，“阿利下午回宿舍时，一个人疯疯癫癫地跑进寝室，我们看见她神色不好，赶紧去敲门她不开，听见哭声和骂良仔的声音。门被她反锁着，拿钥匙也没法，再叫她她也不开门，现在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恐怕要出事。我记起下午良仔来过，好象吵了架。”
我们急匆匆地赶回宿舍，有几个人正在阿利和黄姐的寝室门外急得团团转，又是打门又是叫人，里面却没有任何反应，那是道坚固的防盗门，撞是绝对撞不开的。
“阿利，快开门！快开门！我是阿超！”阿超啪啪地敲门。没有反应！
“阿利呀，我是阿华，阿蕾也在这里，快开门呀！啥子事你想不开可以给我们说呀！千万别想不开做傻事呀！”
“华姐、蕾姐、黄姐，我不想活了！……”屋里传来阿利的嚎啕大哭。
但她还是不开门，大家在外边急得直跺脚。屋内倒是有窗子的，但往外是五层楼的高空，两间相邻屋子的窗户又相隔太远，根本无法从邻室窗子上进那屋内，要进屋的唯一办法只有让阿利自己开门。大家一时没有主意，身为保安和准保安的阿超和杨排长更是心急如焚，出了事他们是要负责任的。
“阿利，快开门！”阿超和杨排长大声嚷道。
“阿利呀，你那么年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