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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由此产生的生命的痛苦、自我的分裂。穆旦认为，当人们认同公允的“价值”，进入没有偏见和异议的成熟状态时，便意味着生活的日渐虚伪，并随之失去自由也失去了意义。在诗人看来，这种矛盾是世界的本质性的，因此构成大量的悖论：对生的热爱与对生的诅咒（《我》），强调在绝望中赢得赢得希望（《时感之四》），在“不情愿的情愿，不肯定的肯定”中成长（《三十诞辰有感》），“良心”的事业只能在“一切的失败里成功”（《良心颂》）。对立的张力强有力地表达了世界本质上的背反性。基于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省，穆旦发现了这些矛盾；但是他同时也要承受这自省的痛苦，被当时批评家称为“这是一种生命的肉搏”。
应对这种充满悖论的世界，穆旦在诗里提出一个现实之外的世界，即“主”的世界。“主”在他的诗里代表了一种理想的自由。但现实堵塞了通往“自由”的道路，穆旦提出达到自由的途径就是在现实中人们使自己变得“残缺”（“无”）。在著名的《被围者》一诗中，他设想了一条含混的精神出路：、、、、、、、、
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
我们的绝望将使他们完整。
毁坏它，朋友！让我们自己
就是它的残缺，比平庸要坏：
闪电和雨，新的气温和漏雨
才会来骚扰，也许更寒冷，
因为我们已是被围的一群，
我们消失，乃有一片“无人地带”。
诗受启于艾略特《荒原》，但为人类保留了乐观的前景。“被围者”既意味着“我们”被现实全面异化，同时“我们”意识到了被现实异化的危险，“我们”是醒悟者。“我们消失”，就是在追求自由的意愿和行动中，消除异化“我们”的现实。这虽然只能是在精神的、思想的层面上的，但穆旦认为这是在一个异化社会里惟一可能的反抗。
断定自由的意识会在现实关系完全消除的地主涌现，这一点与郭沫若《凤凰涅磐》的再生设想有点相似，凤凰是在*（也就是完全否定了现实之后）进入一个至善的世界的。但是穆旦的诗歌陈述得远为复杂。在他的设想中，直接摆脱现实的关系，现实关系对我们没有了支配作用时，它也就消亡了：“那多年的对立和万物的不安，都要从我温存的手指向外死去。”（《诗》）这就是现实关系的效力终止、人获得自由的时刻。穆旦希望的是摆脱现实的控制，从而使人摆脱异化为自己对立面的命运，由此创造一种自由的历史。
快乐就是内心的自由。自由是无比快乐的状态。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自由，那他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呢？为了自由，一个人可以牺牲一切。
第十章 快乐的真正含义 第五十五章 享受生活
朱自清生于1898年，浙江人，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的散文主要有游记、抒情小品和杂文诸类作品，起始以写景美文成名，继而以亲情小品称胜，最后以知性散文见长。朱自清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的事物、情景，然后抒发感情，这就是享受生活的态度。
朱自清的游记善于写景状物，缘情造境。《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他的第一篇游记散文，却出手不凡，一举成名。他与好友俞平伯同游秦淮河，暂时舒放心怀，尽情领略刹那间的游乐雅兴。这就是享受生活。既开放五官感觉，接纳纷繁意象而浮想联翩，又凝目细辨，体察入微，聚焦于桨声灯影、水光月色而移步换形，顾盼生姿，把秦淮河灯月交辉、桨声悠扬、画舫凌波、歌笑盈耳的情景氛围，描绘得如油画一般细腻精美，逼真尽态。同时也把自我流连光景、率性游乐的内心波动，抒写得起伏迭宕，神情毕现。
稍后的《荷塘月色》在缘情造境上更胜一筹，抵达物我同化、心与境谐的境地。作者为排解内心的“不宁静”而探访月光下僻静的荷塘，“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情随境迁，境由心造，那淡淡月光，丝丝微笑，田田绿叶，朵朵荷花，交融构成清幽美妙之境，与心中的沉思默想相谐调，同化为安宁自在、恬静平和的理想境界。他融情入景，以文作画，得心应手，逼真传神。如：“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种凝碧的波痕。”以精确的观察和描绘，新奇的联想和比喻，把刹那间的动态，微妙的感觉，写得活灵活现，堪称美文的范例。
快乐就是享受生活，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体会万事万物的乐趣。
第十章 快乐的真正含义 第五十六节 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快乐就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梁漱溟可以做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於北京，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人士。其长子：梁培宽，次子：梁培恕。梁漱溟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辛亥**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1917…1924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1925年任山东省立六中（今菏泽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梁漱溟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校长，他将广雅精神提炼为“务本求实”四个字，并成为延续至今的校训。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1939年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次年赴香港办“民盟”刊物《光明报》并出任社长。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50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1955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中国人》等著作。八十年代后期，以九十多岁高龄仍然著文、演讲，继续宣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梁漱溟先生与山东邹平有着不解之缘，在遗嘱中表示把自己的骨灰安放于邹平，现梁漱溟纪念馆坐落于邹平一中图书实验楼。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其学术思想自定位为：“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梁漱溟柢”（《朝话》），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其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今编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信佛的梁漱溟却也有自己的规矩，“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长子梁培宽说，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尽管对佛学钻研很深，但1918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而且同样欣喜万分。他曾对儿子培恕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培恕说这“下功夫”其实也是修身，也就是他自己总结的人生第三种态度：郑重。
让梁培宽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就是说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职业。在梁漱溟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这一切都只是要解决他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梁培恕先生笑着说，“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用“最”字来形容并不过分。梁培恕称自己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因为每次都在中途就辍学了，有时因为搬家，有时却是因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学了。让梁培恕奇怪的是，父亲梁漱溟对他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后来还是别人劝说才又去上的学。梁培宽在回忆父亲时，常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持“只发言，不行动”的梁漱溟，自以为自己有几分“分量”，在1953年因为总路线问题与毛泽东发生当面争执，在种种和政府对着干的行为之后，自称“有脊梁”的他又低三下四的要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