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樗鲆磺宥拍芊智甯詹磐翘岢龅哪切┦鞘欠欠恰�
这时有人站起来高声插话：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还有什么要查的？”
赵一浩说：
“不，一个事件的严肃处理，前提条件是调查核实事件的起因、经过、后果、责任，这是要经过当事者双方都要呈述并核实后才能确定的。只有调查核实清楚了全部事实，才能分清法与非法，执纪与违纪的界限。”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宣布：
“刚才说了，我们今天来一是看望梅大师生，二是代表省委郑重宣布：立即组成一个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调查组，对梅大事件进行认真调杏。在调杏的某础上严肃处理。如果发现有人对学生非法拷打，就要依法追究责任，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部门，违反纪律的移交纪检部门。无论是谁都要依法和按照纪律严肃处理，决不容情。”
他的表态受到全场一阵热烈的掌声。但掌声过后会场里又产生了叽叽喳喳的议论。与会者特别是坚持罢课的积极分子们是作好了充分准备，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一显身手，好好地同省委的一把手唇枪舌战一番的，做不到使他狼狈不堪，至少也要让他服服帖帖听从罢委会提出的各项复课条件。谁知这位省委书记出人意外地来了这么一手，把大辩论的门一下子便关死了，连上台对话的四位代表也骤然之间便失去了辩论的题目和辩论的对象，大有“失业”之感了。不是吗，你们要求明确性质，人家说了性质的结论产生于调查的结果；你们要求严惩打人凶手，人家说了通过调查违法者交司法部门，违纪者交纪检部门，严肃处理，决不容情！你还有什么话说呢？还有什么题目好辩论呢？
当然几位代表也不甘就此罢休，紧急磋商之后他们发言了，决定在复课条件上作文章。他们首先对省委书记关于组成调查组认真查处的决定表示欢迎，但接着便提出，调查是否公正要看实践。因此，他们的罢课将持续下去，一直等到公布调查处理结果，全校师生认为满意为止。
赵一浩当然不能同意，他理直气壮而又心平气和地谈了大约半个钟头。从三个方面讲明必须立即复课的理由：第一，在继续罢课的情况下，调查不可能顺利进行。只有在正常的情况下，才能查清事实，得出正确的结论。第二，罢课继续下去，受损失的不是政府更不是公安部门而是学生。时间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既然已经表了态要严肃处理，到头来处理不公再罢课也不迟嘛。现在罢起课等，对同学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浪费呀？他甚至按每人每天连上课带自学八个钟头计，持续半个月一个人要浪费多少时间，全校一千五百个学生又浪费多少时间，算了一笔惊人的账，然后问：有这十必要吗？第三，国家、社会对这一代大学生抱有厚望，希望你们尽快成才。他讲到这里也算了几个账：全省现有大学毕业生数；大学毕业生中各类专业人员数；各类专业人员现在岗位的情况；全省所需各类人才数等等，两相对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他是居高临下但却又是心平气和以谈心的姿态而谈，可以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本来是乱哄哄的会场却很快变得静悄悄的了。特别是那几笔账，他看见许多师生掏出笔记本子在认真记录。待他讲完时，会场上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当然也有人不服，一位教师模样的人站起来大声地近乎吼叫：
“同学们注意，我们上甜言蜜语的当太多了。我们要对省委书记说，我们不听宣言，只看行动！”
有人附和但不多。
赵一浩身旁的校党委书记悄声告诉他：
“他是中文系的讲师，历次学潮的积极分子！”
赵一浩不动声色。台上的四人悄声耳语后提问：“调查组什么时候进校？”赵一浩干脆地回答：“你们什么时候复课，调查组什么时候到校。”又见四个人低声耳语，然后说：“我们回去召开罢委会研究后再作决定。”并提出一个条件，要有学生代表参加调查组，赵一浩当即表示同意。也只能是这样了。当天晚上，“罢委会”正式通知学校，明天复课，如果当天调查组不到马上再罢课。
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二十
赵一浩浸沉在回忆之中，有一种不平之感涌上心头。曾几何时一致公认，梅大事件处理得好。中央的一位主要领导者也在一个场合举了梅大事件的例子，他说：“梅西大学风波说明我们的领导干部只要以平等的姿态走到群众中去，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赵一浩这个省委书记就是很好的榜样。”他还在谈到这件事情时举了毛泽东早在1956年谈过的话：人民内部矛盾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而不服等等。
言犹在耳啊，却又一下子翻过来了，似乎成了罪状！当然，周剑非只通报了一条消息：有人反映，故尔考察组列入考察内容，有人退却，不敢作证，如此而已。功过是非谁与评说，自古如此，看淡一些吧。
红机子的铃声惊醒了他的回忆。他伸手拿过机子心里却下意识地想：是苏翔？果然如此，话筒里传来苏翔的声音：
“是一浩同志吗？还没有睡？剑非给你打过电话了吧？”
一连三个问号，回答哪一个呢？第一、二个问号是不用回答的，于是他说：
“剑非刚才给我打过电话，他说你可能还要来电话，因此我正恭候着哩。怎么样，有些紧张了吧？”
这后一句话是脱口而出的，他也弄不清楚为什么要问这么一句，问了之后也没有再去多想它。
苏翔哈哈地笑了，说：
“没有啥，没有啥。我请剑非先给你通个气，这样我就可以少说一些了。今天早上是三个组长，还有中组部的那个局长一起找我谈话，看来他们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列入了重点调查的题目。怎么样，你还是回来一趟为好呀。”
赵一浩反问一句：
“他们明确提出要我回去吗？”
苏翔有点语塞，然后说：
“这倒还没有，据了解现在还在找人就这个问题专题调查，总是要找你的哪，还不如主动一些好。”
“还是主动一些好”？赵一浩突然之间便气涌心头，主动什么？主动投案自首？我是主犯，你苏翔至少也是个从犯吧，反倒来动员我哪？他心头这么想，话筒里传过去的却是笑声，笑中含有苦涩味，苏翔未必能听得出来。笑过之后他终于还是用缓和的口气说：
“主动什么？主动投案自首还是主动承认错误？”
他也一连抛了三个问号给苏翔，但还没等对方回答，他却自己回答了。而且立即查觉到了自己有点不冷静，连忙说道：
“对不起，刚才是开玩笑。看来他们有调查程序，还没有轮到找我的时候。我自己急急慌慌找上门去谈，岂不有些惊慌失措？到了任何时候我都会认为那次事件的处理是正确的。你说呢？当时大家都表了态的哪。其实，你已经同他们谈过我看就够了。难道我俩的看法还不一样？我听剑非说，考察组已经找你谈过，我就一百个放心了，你说是吧？”
这一军将得厉害，苏翔被将得哑口无言。但苏翔毕竟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停了不到半分钟，便又从从容容地说道：
“我当然是向他们如实地谈过了。我说，那一次的处理原则是大家都同意的，以疏导为主以思想工作为辅。他们反问我，听说有那么几个人很坏，也可能有背景。有人主张要处理，结果连根毫毛也没动，对不对？我告诉他们现在看来还是对的，具体情况我说不清楚，这件事不像那‘四个轮子一齐转’，我理直气壮地回答了考察组：‘大家决定的，我苏翔为主执行的，不存在为主为辅的问题，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只不过是形象的提法，当然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要大力发展集体、个体经济，把它看成我省经济新的增长点。’这件事不同，我没到现场，说不具体，所以建议你回来。”
苏翔说的是实话，只是有一点他没有对赵一浩说，那就是对几个人是否要处理的问题，他对考察组说的是：原则是大家同意的，至于那几个操纵的人没有处理，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一浩同志当时提出不要处理，大家都没有意见。他是一把手，在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尊重一把手的意见，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否正确，我看还是正确的，但具体情况只有一浩才说得清楚，当时是他亲自处理的。
这一段话是苏翔对考察组的三个组长说的，现在他同赵一浩通电话时自然不便于如实转告。这倒也不是要两面派而是同他对这件事的整个思想状态有关。当学潮猛起，已发展到全校罢课上街游行的时候，有关人士主张釜底抽薪，抓它两三个带头人，让他们群龙无首就闹不起来了，公安厅长就是最积极的一个，事件发生之初他最早到了梅大，虽然没有走到学生中去却也在校部收集到了重要情报，认定两位教师在实际操纵学潮。他堪称“作风细”的人，不仅知道了两位教师的名字系别，而且了解了他们平时的表现，特别是前几次学潮中的表现，记了大半个笔记本子。省委常委开会讨论时，公安厅长列席了常委会，念了他的笔记本子，提出了抓人的意见。赵一浩首先否定他的意见，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本来就是因为抓了人引起来的风波，又用抓人来压服？能这样做吗？当时作为省委二把手省政府一把手的苏翔无条件地支持赵一浩和平处理以疏导为主的方针。他之所以无条件支持赵一浩，正如他对考察组所说，在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尊重一把手的意见，一把手的主张一般都能顺利通过，表示赞成的人往往并没有经过认真思考，有时也来不及思考就表态了，可以说是一种下意识的行动。谁也不愿意在常委会上扮演“反对派”的角色。但那一次除了这一常规因素外，苏翔还是动了脑子的，他怕抓了人会把事情越搞越大难以收拾，不如息事宁人好。至于提出要抓的这几个人是什么人，具体情况如何？列席常委会的厅长说了，他没有记住，或者模模糊糊。一向审慎的他自然不便对考察组信口开河了，万一说走了样，对自己和赵一浩都不利啊！
事情还不仅如此，那次学潮全部平息，局面得到了完全控制之后，有人又提出处理那几个人的要求。他们认为至少要给予纪律处分才说得过去，“杀鸡给猴看”哪，一点血也不见，使好事者得到了甜头，今后想罢课就罢课，想上街就上街，大专院校的正常教学秩序难以维持。在这件事情上他苏翔又一次无条件地支持了赵一浩格守“不秋后算账”，不处分任何人的意见。还是那两个因素：习惯性地在一般情况下无条件支持一把手；怕又一次掀起风波。
现在考察组一查这件事，他苏翔倒有些急急慌慌起来。几十年来对这类事的是是非非他苏翔最有体会，今天可以说是，明天又可以说非，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是非标准。不像一件商品，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没有仪器可以测试的。也不能这么说，测试仪器还是有的。那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讲话，就比如这学潮一类的群众闹事吧，最高领导人早在五十年代就讲过不能采取压服的态度，是人民内部矛盾等等，但曾几何时说法又变了，又出来了一些标准，而且都是抽象的，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的。这些所谓的标准又从来没有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