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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理解之后，我们大喊了半天的贷款实际上又成了一件有头无尾的事。为了照顾教育部门和银行自己的面子，有过几条这样的消息：首都几家银行纷纷抢滩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为学生贷款。问题是银行家们除了敢到这些完全能贷得起、还得起的著名学府外，他们哪敢到那些真正需要贷款、贫困生又多的学校去呀！“那些学校，谁去了谁就倒霉。”一位女银行职员如是说。
一切几乎还是回到了原位：穷人难上大学。
第七章 民办大学的红与黑
在我采写这部《中国高考报告》期间，早已听说了很多关于民办大学的话题，有人甚至对我说：你写高考不写民办大学的现状就等于少写了一半。果真是这样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把笔锋转向这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王秀兰很意外
1999年11月23日，我采访王秀兰院长的时候，这位在南京名声很大的“蓝天专修学院”常务副院长正好六十岁。王院长说她自己也没有想到竟然在后半辈子将自己的命运与民办大学教育系在了一起。想起办校的往事，王秀兰院长颇多感慨，甚至有些“不堪回首”的味道。
王秀兰原先跟教育根本不沾边，她是航空学会的一位秘书长。顾名思义，在中国的诸多群众团体中担任“秘书长”之职的人物，大多是干实事的角色。王秀兰任职的航空学会是个有很多会员的科技群众团体组织，她的服务对象大多是那些为国家航空航天事业作出了很多贡献却又面临很多实际问题的科技人员。身为学会“秘书长”的王秀兰，实际上成为这些科技人员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难与问题时，可以解决些后顾之忧的“老大姐”。王秀兰因此人缘特好。然而人缘好的人也常常有比别人更难的事。
1977年的一天，好端端的王秀兰因公延误了阑尾炎的手术和对长期炎症刺激的治疗，后来到医院一检查，诊断出来连大夫都吓了一跳：原来她身上竟然长了八个大瘤子！
“这个女同志是活不长了！”医生对她单位的领导这样明确讲道。
“尽我们可尽的一切力量吧！”单位领导无奈地吩咐医院作最后的全力抢救。
在王秀兰本人多少有所意识的时候，她单位和家人已经为她开始安排后事了。躺在病榻上的王秀兰知道自己不久将与“阎王”见面———次又一次的手术使她仅有的一点求生欲望变得淡漠。
这一消极心态其实充满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与折磨。这一消极心态使王秀兰与病魔整整斗争了十年。
就在这过程中的某一天，一对夫妇会员来医院看望王秀兰。叫王秀兰没有想到的是，这对夫妇会员见了她不是像其他探望者尽说些安心养病、早日康复一类没用的话，他们竟然见了她就痛哭流涕地请求“王秘书长”想想法子帮助他们家两个高考落榜的孩子。
“平时我们有什么难事，到王秘书长您这儿一说，您就能帮我们解决。我们孩子上大学的事也只有找您才能有出路……”那对夫妇会员哭着恳求王秀兰。似乎连他们的“王秘书长”已病入膏育的事也忘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哭诉着自己的难处。这种“主题错位”只在很少时候才会发生，那就是对方把所尊敬的人的另一方面看得太重了！
当时，王秀兰的心灵确实被深深地震撼了：会员们的心都交给了我们学会！我这个秘书长不为他们解难谁还为他们解难呀？
“放心放心，你们先不要哭了，我一定把你们孩子的事放在心上。”王秀兰本来是需要别人安慰的，这回她反倒安慰起探访自己的人来。
“王秘书长，现在孩子上大学太难了，您能不能想想办法也办所大学，让我们这些成天为国家科技工作做事而顾不了家的科技人员的孩子也能上上大学……”那对夫妇俯下身子要向躺在病榻上的王秀兰下跪。他们被那一双瘦得皮包骨的手拦住了。
“你们就放下心，只要我王秀兰有口气，我们这些航空学会会员的子女上大学的事我管到底了！”
王秀兰是个办事说一不二的人，平时什么事从不轻易向人承诺，然而这回她向这对夫妇发了一个誓。上天的安排，也许正是这个誓，使王秀兰奇迹般地从死神那里回到了人间。连她自己至今也不清楚当时怎样在与病魔长达八年的抗战岁月后，竟为了“学会会员的孩子能上大学”这么一个信念而完全康复了身体。
“我们科技人员几十年如一日，把全部精力和心思用在了为国家发展事业上，可就因为他们没有时间照顾指导，现在他们的孩子上不了大学，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要办大学！”王秀兰是自己拔掉吊针从医院里跑出来的。她只身从南京到北京的当时国家教委，见了教委自学考试委员会领导时就这样说。
教委自考委的官员听后笑了，说我们还没有碰到你这样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对通过社会的力量一起把我们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深入加强是一条好路子。
那就从我开始试试。王秀兰说。
正被“科学的春天”之风吹暖的教委官员们开会碰了一下头后，明确说：我们看行，试试总还是可以的嘛！
就这样，王秀兰作为中国民办大学的先驱者之一，带着满面春风，从北京回到了南京，乘着暑假的时机，找来四个退休教师，祖了光华门中学的校舍，打出了“航空学会自考大专班”的招牌，开始了招生。
不想，来报名的家长和学生竟然排起了长队。“不行不行，我们只招航空学会会员的子女！其他人一律不招，对不起，对不起！”王秀兰没有想到会出现如此多的报名者，她当时的办学目的性很明确也很单——只为自己航空学会的家长们解除后顾之忧。
“凡报名的必须持有航空学会会员证啊！”王秀兰说，她现在想起来仍然感觉当时的情景好笑，一张平时根本不起眼的“航空学会会员证”，在1986年那一年竟然成了南京城里名噪一时的“金招牌”！谁要是能有这张“金招牌”竟可以引以为万分自豪，因为意味着能有一个机会让自己落榜的孩子重新“上大学”！
“喂喂，你或者你亲戚朋友中间有没有航空学会的人呀？”南京街头这一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议题，简称“航会”的南京航空学会竟然在一夜之间被广大市民所熟知。因为就是这样一张群众团体的会员证，成了上大学的“通行证”，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记载的一件有意思的事。
它发生在曾为六朝古都的南京。
这一年，王秀兰以学会名义办的“自考大专班”一下招了200多名学生，是清一色的航空学会会员的子女。这中间自然有那对哭着恳求王秀兰办大学的夫妻的两个高考落榜孩子。
第一年办出名后，南京航空学会的“自考大专班”成了众多想圆大学梦却入门无路的学生和家长们当时所能看到的惟一一条希望之路。从第二年、第三年起，王秀兰迫于招生压力太大，便把本来仅为航空学会子女进出的门敞开了，允许所有的社会学子报名参加。这一下南航大专自考班可真的“火”透了。时至1993、1994年，王秀兰的学生多达三四千人，南京城东所有中小学、军内外招待所甚至不少居民闲置房屋全被这些“没有校园的大学生”给占了。就在这时，王秀兰意识到，没有自己的学校名称和校舍已经无法再继续发展和管理好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了，于是经过一番奔波，有关教育部门批准了王秀兰的自考大专班为“南京航空学会应用技术进修学院”。明白人一看这就是一所由群众团体管理下的社会民办院校，可对王秀兰来说，能有这样一个含有大学意义的“学院”名称已经心满意足了。
是学院，该有学院的校址吧！
王秀兰与校委会几位负责同志一商量，把几年办班积蓄的钱全部掏出来在南京城东小卫街征租了三十二亩地，盖了建筑面积为15000多平米的校舍。那地方原来是水塘和垃圾堆放处，为了尽可能“少花钱多办事”，王秀兰带领全校教职员工以战天斗地的奋斗精神，完成了从“游民大学”到有固定校址的艰难历程。
没有想到，1994、1995年全国的民办大学招生出现严重下滑，许多曾经火爆一时的比王秀兰的“专修学院”牌子更要响的民办大学纷纷关门休学，但身处南京的王秀兰他们依然“虎踞龙盘今胜昔”。什么原因？最简单的一条是：已经“升格”为“南京蓝天专修学院”的办学方法和方针，是认认真真按照正规大学来进行的，从学校的硬件，到教材、教师和教学形式、学生管理、毕业分配、学历考核与颁发证书等，都正正规规，有条有序，有质有量。而这一切绝不是王秀兰及“蓝天人”自己做广告吹出来的，而是一靠政府的教育部门检查验收和专家的评判，二靠直接接受知识的学生来说话。“蓝天”有几项数据叫政府的教育部门不得不感到敬佩，那就是他们的毕业率和取得学历的比例。据说“蓝天”办学以来的十四五年间，入学的学生们拿到大专和本科文凭的占总人数的95％以上。什么都不用多说了，对那些一心想圆大学梦的学生和家长来说，仅凭这一条，“蓝天”就是他们想报名上的学校了！
王秀兰的“蓝天专修学院”早已被人们熟知，它在历年教育部门组织的社会办学专项检查评比中一直名列前茅，并且名扬国内同行业，甚至还吸引过许多公办大学前来取经学习。
我为什么专挑南京的“蓝天”作为反映我国民办大学的典型？这也是有原因的。1999年9月的一天，我无意中看到《北京晚报》刊发了一则消息，报载一所叫“南京蓝天专修学院”录取了一位名叫程玉云的农家残疾大学生。11月底的一天，我专程来到南京，见到了这位不幸在儿时的一次事故中失去双臂的学生。
进教室时，已经下课的同学们都在教室外活动，惟一留下没有双臂的程玉云一个人正在打电脑。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一个非常令我吃惊的场景：两袖空空的程玉云正用赤着的双脚在打电脑键盘，而且打得绝不比我这个“半专业”的写作者慢多少。
“你想得到自己能被大学录取吗？”我问这位生得十分秀气的孩子。
“想不到。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哪个学校要的，因为我知道有一年有个学生就因长得难看，结果好几个学校把他退了。我想像我这么个什么都得靠脚的人自然不会有人要嘛！”程玉云说。
“‘蓝天’录取你感到意外吗？”
“太意外了，而且是比不录取我更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