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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学生家长看了一下我在书店摘抄的书名，笑道：“你至少还有一半以上没摘抄到。”
“这么说你至少为女儿买过一百本以上的高考参考书？”
“一百五六十本吧！”
“天！你女儿都看过、做过那些书上的题？”
“全看过，也做了大部分题。”
我又一声“天哪”后，对天呼道：“等我孩子考大学时，也要做这么多题吗？真的那样就实在太可怕了！”
他苦笑着摇摇头：“中国的孩子和家长大概都得经受这样的折磨吧！”
为了不让明天的我们的孩子们受这等折磨，我决定要怒斥一番那些制造题海的罪魁祸首们！因为他们确实太可恶——为达到自己发财赚钱的目的，不顾学生和家长所要承受的负担，不断重复地粗糙无比地以极不负责的态度，一年又一年地制造着那些只有一小部分是科学和必须的参考教材与参考资料的大量“高考垃圾物”。正是这些“高考垃圾物”，使得本来就呈空前激烈、空前繁重、空前重复状态的高考题海应试，变得更加灾难深重。
我想特别指出，有两种人最可恶。首先是那些坐在家里只管赚钱的出版商们，他们从来不想如何减轻些学生和家长们的负担，而是只从如何更多地为自己腰包装钱着想，所以一直不停地一本本出名为“精品”、“指导”，实为误人子弟、浪费学生宝贵时间的低级印刷物。第二种可恶的人是那些冠以“北大”、“清华”名师的所谓“专家学者”，他们在做什么？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用句难听的话称其为“狗屁名师”也一点不过分！原因何在？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是名师，就不该靠题海战术来引导广大学生无数遍地去重复做题，其次如果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名师，而是假冒“北大”、“清华”名义在搞欺骗，那么应该是受到法律制裁的。由此我认为，“名师”做错事，其后果更为恶劣。哪一年市场上不再出现“海淀名师”等高考指导丛书时，也许中国的教育改革才真的开始有希望了。尤其是那些挂着“北大”、“清华”名师的“高考参考”书不再出现时，无疑那才真正到了中国教育的艳阳天。聪明的人对我的这个观点其实一看就明白：现在大家都在大谈特谈要改变应试教育，可是某些教师特别是所谓名师们，正在带头搞的那些名为“指导”实则是“拣外快”的事，不是正在给已经够巨浪滔天的高考应试推波助澜吗？
科学家中搞伪科学的是最可恶的败类，而搞教育的人搞误导学生的事也应当是最可恶的败类——是那种影响千秋万代和民族整体素质的败类！
中国教材和高考复习类出版物泛滥成灾的现状，应该得到严格管理和限制，尤其是对那些以暴利为目的，内容重复，质量低劣的“高考垃圾”式的参考与复习资料。有一位学生在谈论起这些“高考垃圾”之所以能盛行时说：从高二开始，学校的老师除了要求我们完成课程教材与参考书外，每周都要发一批不知从哪儿来的“参考资料”或者什么“高考题库”。老师说了，你们现在是参加全国高考，我们这儿本来教育质量就不行，学校的硬件软件都比不过人家大城市和名校，所以要靠在统一的考试中获得与别人一样的成绩，就得多做各类各地方出的参考资料，尤其是北京的参考资料，北京的参考资料中间还要挑选“海淀名师”们编写的题库一类参考书。学总是比不学好些。你们的父母不都希望你们考上大学吗？你们不也一直想走出小地方，到大都市、到国外去追求理想吗？那就不要怕做题多，也不要怕家里暂时多花点钱。钱算什么？以后你们考上了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几年毕业后就可以获得高薪的工作，现在贷款借款争取到上大学的机会有什么不合算的？考上与考不上大学是一辈子的事，你们想好了，谁不愿意也可以下交买书的钱呀，我们不勉强。老师这么说了，还有谁不买学校组织购买的这些“高考参考资料与题库”呢？几乎没有人敢不交钱的。班上有个同学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他就抄同学的书，每天，累了一天的同学们睡觉了，他还得抄三四个小时的“参考资料”。令人那同学本来视力挺好的，到高考时却成了全班近视度数最高的一个。还有一个同学更惨，她家就因为姐姐要出嫁，有两批学校布置的“参考资料”没钱买了，她想不出什么办法，又死要面子，结果乘同宿舍的同学不注意时偷偷地将别人的书藏在自己书包里。后来丢书的同学闹起来，一查，就查到了她。为这事，这位女同学一直抬不起头，高考时自然就没有考上，后来得了精神病，家里人没有办法，便将她嫁给了外乡的残疾大龄男人。很惨哪！我们同学们得知后都觉得当初学校不该因为几本“参考资料”处理她，这不把好端端的一个女孩子给害了吗？
何止是学生受过这般害，我们的家长更有诉不尽的苦。在浙江义乌采访时，当地朋友告诉我这样一件事，说他们金华地区有位家长的子女是前年考的大学。但就是因为几本“参考资料”的缘故，爷儿俩至今不说话。这位在北京城里做小商品生意的老板诉说道，那年春节过后，他在北京的“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刚刚租下两个摊位，生意也刚刚起步，每天不得离身。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生意还算过得去，但离家时正准备考大学的儿子交给老子一项任务，让他到海淀图书城买一套97年“海淀名师”编的参考教材，而且必须在三月份之前寄回家去。“我们这个破地方，学校连半台语音器都没有，怎么让我们能考上好大学呀？”儿子平常就牢骚满腹，想考上海外语学院的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父亲买回那套“海淀名师”参考资料上了。可是被生意缠身的老子到了“五一节”时还没有把参考资料寄回去。高考成绩下来了，儿子因为7分之差没有考取上海外语学院，屈取第二志愿的湖北某财经学院。对此，儿子恨透了老子，发誓与家里决裂。进大学的两年里，没有回过一次家，也没有要过家里一分钱，儿子说：你们不就是因为钱钱钱，才把我的理想给毁了吗？那好，我永远不再要你们的任何帮助了，我一辈子靠我自己。儿子的这个态度，使全家人两年多来一直陷入严重的不和状态。老板的媳妇一大到晚骂自己的男人不该当初只管自己的生意，不及时把“高考资料”寄回来。当老板的他一听媳妇嚷嚷就火，说你们在家说话容易！做生意就那么简单吗？是呀，我没有把“高考资料”寄回来是耽误了一些事，但你们就不该理解理解我一个人在外守摊的苦？再说了，即便把“参考资料”寄回来了，就保证考名牌大学了？母亲把这话传到儿子的耳里，儿子听了更生气，说：不是这个理还怎么着？7分之差，不就是一个题嘛？我差就差在有个题从来没有见过，而我让买的那套“参考资料”上就有这样的题型！老子和儿子谁都说服不了谁，这出因为“高考参考资料”引发的矛盾使得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四分五裂。当老子的今年夏季便把北京的生意辞了，问他为什么好好的生意就不做了？他说还做它有啥意思？辛辛苦苦一辈子不就是为了后一代？唉，白搭，现在我想开了，人家有能耐，用不着我们穷乡下人了，再说我也不敢再耽误了人家。他说上面这些话时，内心充满了自疚与悲伤。儿子呢，还是不肯原谅老子，他的道理是：不要小看了7分之差。现在他进这所大学的命运比进上海外语学院的命运，可能是天壤之别，因为念了上海外语学院，以后的工作分配完全不用愁，而且可以堂堂正正地进大上海。现在湖北这所财经学院就完全不同了，一是这样的专业太多了，另一重要原因是毕业时你必须自己找单位，说好一点，能在某个地区市级单位谋个职，说惨一点恐怕连个饭碗都成问题。“我说的一点没错，意外的一点损失，有可能造成终身的遗憾。”儿子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恨谁？恨不该有那些大半是骗人的或者已经被广大考生视为不可离开的、泛滥成灾的“高考参考资料”。哭笑不得的是，全国已经有北京、广州、上海、武汉等十几个城市出现了专营高考教材及其它音像教学材料的书店——“考试书店”，像广州、上海等地，一个城市就有十几家“考试书店”连锁店。一位“考试书店”的老板说：现在什么书都不好卖，惟独“考试类”的参考书是经久不衰，且越卖越好卖。他说前年开的一间三十来平米的“考试书店”，在这近两年间连续扩充了四次门脸，生意越发兴隆。
“这几年整个经济形势不景气，但我的考试书店却越办越好，谢谢中国的考试制度。”老板的脸上一半是得意，一半是嘲讽，因为这位老板虽然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可每天都有那么多“文化人”在疯狂地为了一个不知是不是真有价值的目标而给他源源不断地给他送钱来。
●办班大战使教师也“走穴”
“走穴”这个名词，在我们的概念里只有那些演艺界的明星们才用得着，想不到在高考大战中，我们的那些一直被人们捧至圣人神坛的教师们，也干着“走穴”的勾当，多少叫人感觉不是滋味。
老师的称号是神圣的，就是官做得再大，在老师面前你也得屈膝有礼。历代历朝的皇帝和达官显贵都是这样，不管是真是假，都这么做着给人看的。
就在并不太久前，我们一提到“老师”这个职业，大多数人对它不仅不敬，反而斥之为“一个只有傻瓜才愿意干的行当”。不是吗，“臭老九”的骂名首先使人想起“教书匠”的低工资，又使人想起这些只能整天在教室里写粉笔字，而不可能走出校门搞“第二职业”的先生们；其次是教师永远不可能有分房、得奖金什么的好事，清贫似乎成了“教书匠”的代名词。然而仅仅是转眼间的今天，我们再也听不到有关“老师穷得要造反”、“师范生分配不出去”的消息了。相反，老师成了社会上比较受人尊敬和羡慕的职业，因为他们的待遇他们的奖金他们的房子，全都比别的社会职业要高、要得的容易，而且最重要的是这几乎是个没有任何风险的职业——只要你安心干下去，就等于坐上了“终身平安”的列车，不像社会上其它职业充满了竞争的危机。
教师的被重视与地位的提高，直接原因来自于高考。高考使全国人民都在一种刹不住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狂热巨澜中——不上大学找不到工作，不上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已是今天社会的最明显的特征，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已经严峻地摆在了我们每一位家长与学生面前。教师因此而成了全社会不可看轻并且必须看重的“香饽饽”。
教师吃香是从被人尊重开始的。那些要求自己的子女成龙成风的家长们，先是对自己喜欢和认为可以把自己的孩子管好、培养好的老师来点小恩小惠什么的。别小看了家长和孩子给老师的这份小恩小惠，实际上这是使老师这个职业从被人瞧不起到成为今天的“香饽饽“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转折。初次给老师的这种小恩小惠，可能是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