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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列宁发动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但托洛茨基虽然投票赞同起义，可是他主张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来决定夺取*的问题。
起义爆发后，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托洛茨基实际组织武装起义，促成十月革命。可以肯定，他是十月革命的功臣。
三布列斯特和内战时期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布哈林主张发动护国战争，托洛茨基和列宁主张停战和签订条约，但托洛茨基和列宁之间也存在意见分歧。列宁主张无条件地立即缔结和约，托洛茨基则主张“不战不和”。当时列宁曾和率领代表团同德方谈判的托洛茨基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就采取拖延的办法；他们下了最后通牒就作让步。2月9日，德国首席代表霍夫曼提出了最后通牒，次日，托洛茨基却擅自发表声明，*拒绝在割地的条约上签字，并单方面宣布结束战争，全面复员军队。列宁为此非常气愤，认为这是拿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开玩笑，把战争当儿戏。
列宁以提出辞职迫使代表大会同意他的建议，托洛茨基最终与列宁保持一致，会议最终以微弱票数通过了列宁的主张。
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托洛茨基于1918年3月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9月改组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国内战争时期主持建军工作，指挥红军与协约国入侵军队及白党军队作战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事人民委员（PeoplesmissarforMilitaryandNavalAffairs），具体负责组建红军和指挥军事作战，在国内战争期间，托洛茨基一直乘坐指挥专列巡回于*各战区，为红军的组建和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国内各条战线上胜利的“唯一的组织者”，“红军的缔造者”、“红军的领袖和组织者”，被外界誉为“红色拿破仑”，这是连斯大林在当时也不得不认同的。但由于他行事严酷，也遭到了谴责。
四国内建设时期
1920年底，国内战争结束，全国*恢复国民经济的新时期。但此时战时*主义政策的弊端已经部分显露出来。托洛茨基1920年初赴乌拉尔地区考察，返回后便在俄共政治局中首先提出实行渐进农业税，但遭到当时普遍抱乐观态度的其他中央委员的反对。
随后，托洛茨基主持铁路工作，托洛茨基认为在战时*主义体制下工会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托洛茨基在1920年11月初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反对在工会中扩大*，主张把行政命令的方法搬到工会中去。他提出把战时*主义的“螺丝钉扭紧一下”和“把工会整刷一下”的口号。对此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在中央政治局展开了持续数月的激烈的争论。斯大林在整个过程中不是一语不发就是无主见的完全支持列宁。1921年3月，召开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对工会问题的争论作了总结，肯定了列宁为首的中央的路线。
此时，战时*主义政策造成的国内经济危机加重并导致政治危机，战时*主义被终止，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
五反官僚前期
1922年12月，列宁抱病重新审查了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冲突的前因后果，终于明白了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在格鲁吉亚的粗暴举动。他发现斯大林加诸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指控都是虚假的。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矛盾造就了斯大林。作为苏维埃体制下最杰出的三位领导人，在革命时期尚可以容忍的分歧，在官僚体制下已发展为势同水火。列宁对这位杰出人物感到恐惧，他是随时会将自己拉下宝座的人。尽管在最重大的战略问题上，他们最后总是保持一致。但托洛茨基才华太高，威望太大，对于一个集权体制的最高统治者而言，这足以使他产生猜忌。
但他毕竟曾是一位革命者，而且他需要托洛茨基的才能，所以没有对托洛茨基做出太大的进攻。但至少必须做出限制，至少在他在位时不能有所逾越。而斯大林，列宁将他视为保障自己最高权力的工具，斯大林的作用就是限制托洛茨基，就是作为强有力的执行者。托洛茨基感觉到了这一点，在自己的自传中，他提到了斯大林不断被赋予权力，党机器的权力不断集中的的过程，也透露出列宁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政令行使的更为畅通。也就这样，斯大林开始掌握了党机器。
列宁健康时，还能将他作为一件工具，但现在他已经住进了护理室，实际上被看管起来了。所以，列宁才总是抱怨，医生总是在加以限制，他对外界的情况总是一无所知。所以，列宁知道格鲁吉亚的真相后才如此震惊，事件本身尚且不论，更吃惊的是斯大林表现出来的势力和野心，他知道自己已经被这件原来的工具控制了。
斯大林获得了看护列宁的权力，熟知中国历史，清楚雍正皇帝这一段历史的人不难理解，斯大林通过此举获得了继承最高权力的保障。列宁急切地想解除斯大林的看管，所以才屡次表示对斯大林的不信任，我们就不难理解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信件，要求斯大林向自己妻子道歉，接着要求解除一切私人关系的信件的深层目的。但唯一能解除这一权力的是政治局，由于“三驾马车”和五人小组的存在，也就等于是要求斯大林自己放弃这一权力，列宁这一目的无疑会落空。
列宁最终选择了与“托洛茨基同志一致”的意见，除了这次的“格鲁吉亚问题”外，在“对外贸易垄断权”、“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优先地位”、“*国际的统一战线”、“对工农检察院的批评”、“党的官僚主义”等等一系列国内外重大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团结一致甚至是紧密合作的。然而，在几次重大斗争中，托洛茨基选择了“靠不住的妥协”，与列宁的合作最终走向失败。
“当列宁还能从事斗争时，托洛茨基依靠列宁的支持，还有获胜的可能，甚至在列宁逝世后，他利用列宁交给他的”炸弹，“也仍有获胜的可能。但他却出于对”空位期和党的分裂的顾虑，没有积极地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从而导致自己彻底的失败。当列宁已经决定撤消斯大林总的书记职务，开除其党羽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的党籍时，他还有所保留，仍希望斯大林能改过自新，希望最高领导层能竭诚合作。在他的对手们私下策划要在政治上把他搞垮时，他却令人不解地无所作为，竟然还去郊区打猎，以致染上使他丧失战斗力的疾病。托洛茨基这样做，也许是意识到力量对比悬殊，如他在自传中所说的，即便获得胜利，其结果能维持多久是颇成问题的。也许他是出于自信，象他这样能够准确地把握历史转折契机、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人，只要有机会，必将会东山再起。因此，他想进行一场长期斗争，从做青年工作入手。
但他没有充分认识他的对手斯大林，对手们针对他进行的斗争的性质也不够明确。这场斗争对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来说，是一场夺取最高权力的斗争，夺取权力是唯一目标，因而在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权力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斗争的对手是获得或保持权力的障碍，不把障碍除掉就得不到权力，所以就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干掉对手，这场斗争与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以往的党内斗争完全不同，在那些斗争中，尽管不排除策略，但要取胜主要是依靠理论和决策的正确性，通过辩论和投票解决问题。这种党内斗争是同志之间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分歧的斗争，斗争的双方是同志，所以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保留观点，也给人改过的机会。可惜这个优良的党内斗争传统被罪恶的夺权斗争破坏殆尽。
1923年列宁病情恶化，不能视事，发表了著名的遗嘱。
遗嘱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改组中央委员会；2对六位中央主要领导人做出评价。
改组中央委员会——将中央委员人数扩大到150人，无疑是想打破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的的势力垄断。同时，对六位中央委员的评价无疑是最重要的部分，在苏维埃体制下，这等于是宣布最高权力的继承人，尤其是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评价。很显然，对托洛茨基的评价高于斯大林，托洛茨基“过分自信和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但斯大林，列宁等于是指出他运用最高权力事件极危险的事。随后，列宁干脆建议连总书记的职务也免除掉。可惜的，列宁现在被看管在护理室里，遗嘱无疑会使他的处境更危险，甚至，如果我们相信是斯大利暗害了列宁，也绝不是毫无根据的。列宁不可能看不出这一点，发表遗嘱，无疑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
英国传记作家伊恩，格雷在写作《斯大林》时，发现自己无法回避这一段历史，他既然要维护斯大林的形象，就不得不牺牲列宁，所以列宁必须是一个因为患病而又死抓权力不放，固执而不近人情的人。他在书中动人地写道，由于列宁的古怪举动，忠诚的学生斯大林受到了何等打击，心中的委曲难以言说。但我们知道，斯大林是铁一般、绝不会儿女情长的的人。
斯大林是不会束手待毙的，1922年3…4月俄共十一大后担任了总书记后，借助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由他领导的书记处（以及组织局）当时已经从政治局手中接过了绝大部分行政职权。斯大林与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结成“三驾马车”，开始与托洛茨基争夺领导权。
斯大林利用手中的组织权力，通过任免，大力提拔反托洛茨基的人，将支持托洛茨基的人免职。这一过程甚至波及到基层，不反对托洛茨基的人不能担任厂长、车间党支部书记、会计和誊写员等职务。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许多省的代表会议的代表是在没有差额的情况下根据省委书记的推荐选出的。从1922年夏天起，省委书记名义上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推荐选出的，实际上是由书记处任命的。
自列宁病情加重不能参加政治局工作开始，“三驾马车”扩展为“五人小组”即在“三驾马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此后又形成“七人小组”，这七人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对此毫不避讳，多次直接用“七人小组”这个称呼。“七人小组”每星期二召开会议，政治局每星期四召开会议，以便提前协调立场。“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当时的经济、政治、对外政策和*国际的问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最重要的决定，所有组织问题还有党的干部任免问题，几乎全是“七人小组”事先决定好的。季诺维也夫后来证明，“七人小组”是瞒着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实际领导，拥有专门密码的真正的派别组织。在这种情况之下，将列宁极不利于斯大林的政治遗嘱在党内公布已不可能，更毋论执行了。
10月15日，托洛茨基集中“左派*主义者”、“工人反对派”和“*集中派”等派别，在向党递交了有46人签名的声明书，即46名反对派政纲。他们预言苏维埃*“面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