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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1856年夏至1857年冬，托尔斯泰曾一度倾心于邻近的瓦·弗·阿尔谢尼耶娃，此后又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1862年9月，他同御医、八品文官安·叶·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结婚。在他一生中，他的夫人不仅为他*持家务，治理产业，而且为他誊写手稿，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抄过多次。但她未能摆脱世俗偏见，过多为家庭和子女利益着想，不能理解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思想。夫妻的不和造成家庭悲剧。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乡村*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1879～1880）和《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千百万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1年给《*新闻》和《新时代》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1至1*3年和1*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第二十一章 赫尔岑】………
赫尔岑（1812～1870）Herzen，Aleksandr*哲学家，作家，革命家。1812年4月6日生于莫斯科古老而富裕的官僚贵族雅可夫列夫家，1870年1月21日卒于巴黎。他是私生子，所以不能继承父姓，但他的父亲十分爱他，给他取赫尔岑为姓，德语意为“心”，并使其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时代受十二月党人思想影响，立志走反对沙皇*制度的道路。1829年秋进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数理科学习。学习期间，他和朋友奥加辽夫一起组织政治小组，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宣传空想社会主义和共和政体思想。
赫尔岑生平
一成长经历
1833年大学毕业后，曾计划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因1834年被捕入狱未实现。1835年，他以“对社会有极大危险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被流放。在长达6年的流放期间，他目睹外省官场的**和广大劳动者的苦难生活，进一步加深了对农奴制罪恶的认识。1842年回到莫斯科，立即重新投入战斗。努力研究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写了《科学上的一知半解》和《自然科学研究通信》等哲学著作，认为自然界的事物是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它的存在是无限的。意识是自然界派生的，思维的规律是被意识到的存在的规律。宣传辩证法和唯物主义，鼓吹“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很快和当时在彼得堡的别林斯基齐名，成了*进步思想界领袖。
二文学创作
赫尔岑于30年代末被流放时开始文学创作。早期中篇小说《一个年轻人的札记》带自传性质。40年代中后期，他在别林斯基主编的《现代人》杂志上接连发表3部小说。长篇《谁之罪？》写3个男女主人公来自3个不同的社会阶层，都是俄罗斯的优秀分子，最后却都陷入同样的“灾祸和不幸”。谁之罪？小说没有正面回答。但作者通过3人的不同身世、经历和社会关系的具体描写，清楚地表明铸成主人公们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封建农奴制度。另两部都是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和《偷东西的喜鹊》。这3部中长篇小说显示了赫尔岑的艺术才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立场鲜明却又不给人以说教之感。作品的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比较完美的艺术技巧，使他成为19世纪中叶*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代表之一。
三个人成就
由于各种条件的局限，赫尔岑一生未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但是无论作为革命家、哲学家或文学家，他的作用都是巨大的。列宁在评价赫尔岑时，一方面指出他的错误和弱点，另一方面一再肯定他“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旗帜来反对沙皇*制度这个蠹贼的第一人”，称赞他是“在*革命的准备上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
赫尔岑的事迹
一最好的教育
父亲很爱这位亲生的“养子”，给予他最好的教育
赫尔岑（1812…1870）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大贵族家庭，但他却是其父和一位德国女性的私生子，故一直以“养子”的身份生活在自己家中，甚至无法继承父亲的姓氏“雅科夫列夫”，他的姓“赫尔岑”是父亲为他生造出来的，据说来自德语的“心”（Herz）一词。
这种既尊贵又屈辱的处境，对于赫尔岑的敏感天性和叛逆性格的形成或许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不过，赫尔岑的父亲很爱这位亲生的“养子”，赫尔岑因而也得到了当时最好的家庭教育。1829年，赫尔岑*莫斯科大学数理系学习，在接受严谨的科学方法训练的同时，也受到了当时崇尚自由的校园和社会氛围的熏陶。以他为中心形成的“赫尔岑小组”，显示了他作为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的个性魅力和政治感召力。早在上大学之前的1827年，他就与好友奥加廖夫在麻雀山上面向整个莫斯科发出誓言，将为社会的平等和正义奉献一生。
二风云人物
在19世纪40年代的莫斯科。
他是最显赫的风云人物之一1834年，“赫尔岑小组”的大多数成员被逮捕，赫尔岑在审查之后被流放，先后在彼尔姆、维亚特卡、弗拉基米尔和诺夫哥罗德等地被监禁，或在当地的衙门当差。在断断续续近十年的流放生活中，赫尔岑阅读了大量哲学和思想著作，深受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同时，对*民间生活的深入了解，更强化了他的抗议精神，他也因此具有了更为坚定、清晰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沙皇的*统治。1842年，结束流放生活的赫尔岑回到莫斯科，在莫斯科的这几年（1842…1847），是他一生思想生活中最重要的时段，流放时期积累起的见闻和思考，抗议的精神和坚定的理想，在19世纪40年代莫斯科热烈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找到了喷发口。在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辩论中，在对现存制度合理性的质疑中，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论争中，处处可以听见他的声音，他和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霍米亚科夫等人，被视为40年代中期*社会思潮高涨时期最显赫的风云人物。
在这一时期，他先后发表了《科学中的一知半解》和《自然研究书简》两篇哲学论文。他同时从事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