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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无兵-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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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否定,并非针对着“起义”,我们关注的是“起义”或“革命”后能给中国的“民”一个什么样的“法度性”或“制度性”环境。较之清王朝的制度,洪秀全政权的制度建设没有历史进步的大势。因而,是“民”的不满,重新聚集了对“造反者”的再遏制。有“造反”的“民”,又有“反造反”的“民”,淡化了“兵”的身份外加,在客观上这一切又都是由“民”的分裂引起的。

清政府在这一时期作了政策调整,他们利用“民”的分裂,推行了“以民制民”策略。湘军的组建,是清政府重新组合“民心”、“民力”的最好例证。

说到近代史上的“农民起义”,史家每以“此起彼伏”、“如火如荼”形容之。在“量”的评估上,取夸大之势。比如湖南,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洪秀全金田起事的十年期间,会党变乱与各种反抗斗争累计50多次。这确实给人一种“湖南大乱”的印象。但考其规模,如1842年武冈曾如炷率人杀死知州,1844年耒阳阳大鹏聚众抗粮,1846年宁远胡有禄围攻县城,1847年乾州厅石观保率众抗租,新宁雷再浩割据全州,1849年新宁李沅发转战湘桂黔边,等等,每一拨皆百千人,无过“万人”者。从量的比值上看,“乱民”占极少数;大多数的“民”,是朝廷“顺民”。这就为“团练”的招兵买马、为政府系统“民兵”的扩充保留了兵源空间。

“民”,只有在抽象的、哲学的意义上,它才是一个整体。而在社会的群落里,“民”永远分散着、且分裂着。处于“弱势”,却永远结不成“群体”。这与经济状态有关,与政治处境有关,亦与国家统治者的政策倾斜有关。

让人始料未及者,“民心”的、“民力”的聚合往往又不是依赖“民”的策划与发动。在经过了暗示、引导之后,滴沥成流,百流成川,分散而分裂的“民”因广泛汇聚而获得动能。沉默者变成了发言者,不论用“选票”发言,还是用“刀剑”发言,就在他们“发言”的那个历史时刻,一方面完成了乾坤再造的任务,一方面尽了一次“工具”的责任。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时下传媒之广为流布的“弱势群体”一词,却是个虚假概念。一旦结为“群体”,又焉能以“弱势”目之?

老百姓结成了“湘军”,在短期受挫后,“湘军”无往不胜。而曾经无往不胜的“太平军”,则节节败退。“胜”与“败”,是两个极富概括性、抽象性的概念,回复到历史的鲜活状态,一刀一枪的拼杀,杀人者与被杀者都是老百姓——历史画卷的底色,永远是百姓血泪的涂抹。但胜利者毕竟不同于失败者,参加了湘军,经历了战斗,立了军功,又有幸活下来的“民”,被保举,被提拔,脱却布衣,着以官服,平步青云,有了另一种扬眉吐气的人生。据罗尔纲《湘军兵志》统计,湘军战士被保举而任三品以上武职者,有数万之众!三品以下,人数更多。

人,改变了战争;战争,改变了人。

三、内乱,催生军队“现代化”

现代推出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大都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近代史”的起始点。这一分界暗示国人: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以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战争为第一推动力。

大势仿佛,也有道理。

但这个“暗示”极易引发思维偏执。若将“暗示”视为“通识”(与“共识”有别),或许就要相信是飞来的“外因”,撞击出老大帝国的“内因”觉醒。

翻翻史册,人们看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并未启动任何事关全局的“近代化”程序。化外之“夷”,远在万里,几筐黄金白银打发了事;天朝上国。羁縻有道,祖宗之制,变它作甚?

由“不变”而“变”,不是老外们挤压的,而是洪秀全们闹腾出来的。太平天国的超级动乱,原是一个“破坏因素”,但对苟且因循的清王朝来讲,却生发了“激励作用”。

在“太平军”冲击下,绿营兵、八旗兵纷纷败绩。败势下,“湘军”应运而生。“湘军”,与它之后出现的“淮军”,是不同于营、旗军的另一种国家军队。“湘军”、“淮军”出,即标志着清王朝旧的军队体制开始解体。国家的“现代化”,从军队的“现代化”开始,“旧军”寂灭,“新军”诞生;后来人所定性的“洋务运动”,其实是以当时的“军队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的“国家现代化”工程!发起这一运动的,是湘、淮军首领;推进这一运动的,仍是湘、淮军首领。从“反面”论析,不可以是说洪秀全们的“造反”给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们的“建功立业”创造了绝佳的机遇吗?必然的逻辑结论当是:内乱,催生了大清王朝的军队现代化或国家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即我们习讲的“近代化”。

其一,创“新军”,是清王朝军队现代化的第一步。

“湘军”、“淮军”之“新”,不是单指名称。它的兵制、将制、薪饷、战器、战略、战术等,都与绿营军、八旗军明显不同。如兵制,绿营是终身兵籍,或世代兵籍。不但绿营兵战士一旦入伍,终身为兵;他的子、孙亦可自少年起充任“余丁”,待年满十六岁,再由“余丁”身份考补“守兵”。因而,绿营内既养老又养小。 兵源不愁,兵额不缺,但战斗力因老弱过量而不能保证。“湘军”、“淮军”则以招募为组军手段,多用多招,少用少招,战斗结束,即行遣散。“终身军籍”的打破,既利于减饷、省耗,又利于提高军队战斗力。“湘军”的“营制”,即营、哨、什的三级统御制;“湘军”的“长夫制”、“统领制”、“营务制”与“粮台制”,都带有创制色彩,影响了“淮军”及以后的陆军。訛由“湘军”而“淮军”,犹如母生子;由“淮军”而“练军”、“新建陆军”、“北洋军”,犹如师授徒;由“北洋军”而陆军部统御下之三十六镇陆军,犹如树开花、花成果,中国的新式陆军终于在清朝末年正式建成。这一过程,持续了五十多年,“湘军”在咸丰二年、即1852年的组建,无疑是中国新式陆军创制之始。

其二,创“新军”,则必用新兵器、新操练、新战术,这也是始于“湘军”的;到了“淮军”时代,出洋操,持洋枪,延用洋教习,学习洋战术,则已成定式。·輧·輯·訛“湘军”初建,尚未全脱土法土器,但火枪、火炮的配备,已经远胜营、旗旧军。装备的更新“洋化”,不是先验的,是“太平军”这个对手逼出来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湘、淮军首领正是在与强大对手(清朝入关建国后所遇到的最强大的军事挑战!)你死我活的搏斗中,开启军队现代化思维的。

从战争学习战争,向敌人学习战争,从失败领悟教训,从胜利归纳经验,曾国藩等人由军事“门外汉”成长为中国当时最杰出的军事战术家、军事战略家和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设计师和工程师。我们不应忽略的是:洪秀全们先做了“砺石”,曾国藩们才逐步做了“利器”。

让我们扫描一下曾国藩军事才干的成长。

咸丰二年,当让曾国藩帮办团练的时候,他的自我评价是“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这是真实的。·輧·輰·訛一步踏入实战,可以说曾国藩是与最初的“湘军”战士(练勇)同时接触战争。此时,具体攻防,却敌制胜是他思维的焦点,因而他对如何挖壕(多深多宽)、如何筑墙(多厚多高)、如何将农村喜事用的“三眼铳”、“单眼铳”改为装铜扣、小石子的战斗用枪均颇为用心。为改铳事,咸丰四年四月廿四日他特地给四个弟弟去信,委托制造可用于实战的“单眼铳”数十竿或上百竿。对“火器”的渴望,基于杀敌,基于制胜。

这是曾国藩治军初期为加强步兵战斗力所作的尝试之一。主要的办法当然还是买洋枪、仿造洋枪。有了“火枪”,他又聘请猎户二十人,教战士瞄准放枪。·輧·輱·訛 对于水师,曾国藩用心更著,先是在衡阳、湘潭二地造船(三板艇、快蟹船、钓钩船等),每船装备从广东买来的“广炮”(即“洋炮”)、或湖南省自制的熟铁炮。·輧·輲·訛 为了安全自卫,曾国藩吩咐连辎重船上都必须装上炮械。经过实战考验,曾国藩对“夷炮”、“百胜炮”、“荡平炮”评价很高,并指出“惟铁炮不甚中用”。由于“湘军”水师船大炮猛,所以长江里的“制水权”掌握在“湘军”之手。两军相较,曾国藩认为“太平军”“于水战之事极为无能”。究其原因,“湘军”水师有“战船洋炮”之利。

“太平军”的装备也是“现代化”的。他们有“洋枪队”,“开花炮队”。这主要是“太平军”靠近上海,易于从洋人那儿买来,且聘用了“洋教习”参与指挥。为了与“太平军”抗衡且在武器上占有优势,“湘军”后期放弃从广东进口洋枪洋炮,改而从上海购入枪炮、千里铳之类。

曾国藩在湘军后期没有聘用“洋教习”,不是政治原因,主要是经济原因、即“洋教习”工资太高之故也。但“洋船”他却敢于租用。同治元年(1862)三月,曾国藩租用七艘英国轮船将新组建的“淮军”从安庆运抵上海,开辟了对“太平军”作战的“东线”战场。“东线”战场不但与左宗棠指挥的“南线”(浙、赣)战场、及曾国荃指挥的“北线”(天京)战场相呼应,完成了对“太平军”主力的战略包围,而且切断了“天国”政权与可能的外国支援的联系。这是大有意味的。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中增加了对西洋兵器、西洋兵法的信任。

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八日的《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曾国藩就表白:“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輧·輵·訛 可贵的是,曾氏的思想并未停留在单纯的“买”上,他主张“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匪,可以勤远略。”

当曾国藩将购买外国船炮视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的时候,中国的“洋务运动”即完成了它先觉者及先行者的思想发动。甚至,曾国藩对办“洋务”的细节构想都是正确的:“始以洋人教华人,继以华人教华人”,·輧·輷·訛委任责成,奏其实效。

曾国藩为中国创办“洋务”第一人。他创建了“上海机器局”,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恬吉号”,选派了中国远赴泰西第一批留学生……在新旧递交之际,是他开启了中国“现代化”之门。由于其时东西方技术差距不是太大,所以最初的“洋务”制造——船、枪、炮各物,其性能已与“购自外洋者无异”。这是同治四、五年间“上海机器局”的动作情况。

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左宗棠辈的“洋务”思想则有了更充分的实践化机缘。左宗棠的“洋务”开始于同治三年(1864),在浙江巡抚任上,他曾招募巧匠仿造一艘小火轮,放入西湖试航。后因太平军进攻而将“洋务”计划搁置。·輨·輮·訛同治五年,左氏上奏,倡言组建中国海军,建设中国造船厂。计划获准、同年“福州船政局”揭牌成立,“马尾船厂”动工兴建。同治八年(1669)五月初一,该厂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下水。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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