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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切忌在“群众运动”的背景下普及荒谬或哄抬荒谬。
其二，切忌让少数人俘虏了我们的国家。
“罪”与“罚”，是基于因、果逻辑的线索性描述。用这两个字，归纳一个断代的国内动乱与国际争端，定然有以偏概全或定性不准的局限，何况我们又模棱了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呢？坚持至今，未再换个词儿，还是想真的理清历史责任。从“战争”的角度回望百年前的八国联军登陆入侵，我们还没有发现先于义和团烧杀抢掠、先于教堂被毁、教民被害、教士被杀、使馆被围、公使被戕而在八国间预谋的战争方案；我们面对的仅仅是因为内乱升级而诱发的外患加骤，或者说因为内政失误、外交失误而激发了中外矛盾和中外冲突，这才导致了一弱国与八强国的军事摊牌。
作为战争的一方，清廷是发了宣战书的。口上宣战了，手上功夫跟不上，嘴硬手软，败下阵来，所以还应该从“战争”上找找原因。仅仅是基于如下的考虑：八国联军打败中国军队，并不是中国军队的责任，因而这失败也不能视为军队失败。为了给“国家责任”及“国家失败”留有反思空间，所以本章对中国军队的败状、败因皆未展开论析。下面，我们将用不多的文字，择例而陈，揭示兵不堪用的真相。
其一，军队“事权不一”，因而整合不成一支抗敌卫国的有生力量。
“事权不一”的话，是袁昶说的。他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的上疏中指出：“拳匪所到之处，先喊令人磕头烧香，官兵竟随同礼拜，兵气衰疲不可用，一至于此。皆由无将统率，毫无赏罚，军律不严，此事权不一之故也。”以武卫五军为例，五军之首虽为荣禄，但他仅能调动武卫中军一部。作为武卫后军的甘军，就完全等同于董福祥的私家军队。甘军在京，形同匪盗，杀日本外交官，杀德国大使，联军入京后，又大掠而去。对于武卫军统帅荣禄，董福福竟敢派一满兵前去暗杀，只是因为这个兵士不愿领命，逆谋遂寝。
在抗击联军入侵的京津防线上，作为总督的裕禄，兵将相失，首尾不应，连战皆败，饮弹自杀。作为督师的李秉衡，率四军迎敌，一接战，张春发、万本华二军即先溃逃，陈泽霖军复闻炮而遁。手下无将，李氏只好吞金而死。
与中国军队的群龙无首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八国联军临时推举出的每一位司令官，都有个人权威，都能统驭全局。
其二，轻重倒置，无备而战。
宣战诏发布前，以武卫五军驻防为例，有二军驻于京师，只有聂士成一军游击于京津防线。加强京师驻军，一为对付义和团，一是围攻大使馆，于理尚通。宣战诏发出后，大沽、天津一线，首当前敌，兵力未增，殊不可解。即便津沽第一线，也还是重津轻沽，致使八国联军轻取大沽后，又轻取天津。这是裕禄的失策，也是朝廷的失误。
说无备而战，大抵还受了“弱国轻强敌”思潮的自我欺骗。相信了义和团，相信了义和团的神咒御敌（如《闭火门神咒》曰：“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铁佛来。铁佛坐在铁莲台，铁盔铁甲铁壁塞，闭住炮火不能来。”）夸大了义和团这支“民兵”的作用，自然将正规军备战视若儿戏。下面有一份武器清单，是天津城西西沽军械库所藏。庚子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那位率部赴京增援使馆区的西摩尔，廊坊受阻，步行折回天津，一路疲惫，溃不成伍，这一天，抵达了西沽。瞎猫碰上死老鼠，竟发现了一座清军军械库。一枪未发，守库的几个清兵就逃了，西摩尔捡到了一个大便宜。编制这份武器清单的是一位意大利军官，所以这清单自然落到了意大利驻华公使手中，意公使将这清单复交英国驻华公使，英公使再呈给英国政府，于是一份中国的兵器清单变成了英国人胜利军档的一页。
《关于在天津附近武库中所发现中国新式军用物资报告单》
三十六门克伯虏大炮，口径87毫米（1897年埃森制造），折合3。41英寸，其中大部分仍装在箱中。
六十六门克伯虏大炮，口径70毫米（1897年埃森制造），折合2。75英寸。
四十二门诺尔登费尔德式速射机关炮，口径57毫米，折合2。24英寸。
四十二门诺尔登费尔德式机关炮，口径47毫米，折合1。85英寸。
四十二门大炮，其中一部分为诺尔登费尔德式，一部分为上海机器局制造，口径37毫米，折合1。45英寸。
十门速射机关炮，口径37毫米，折合1。45英寸。
二十门小口径的速射机关炮。
三万支具有最新标记的毛瑟枪和曼里彻式来福枪。
三万把刺刀，军用品及其他。
约值二百五十万英镑。
按：上清单，不包括数量巨大的军用物资。枪与炮，都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英国大使说：曼里彻式卡宾枪的类型，比供给在华作战的奥匈部队的那些卡宾枪甚至更为新式，那些克伯虏大炮绝对比德国人所有的大炮甚至更为新式。不但武器先进，而且数量巨大。八国联军入京，仅一万六千人，拿这些武器，可能武装两倍于八国联军的中国军队，而且还占军器上的优势。
好武器睡觉，不知责任在谁。
其三，落后的训练，低劣的素质，清军仅可残民，无力御辱。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看庚子年间，清军与义和团斗，多能胜之。以聂士成部弹压拳民为例，基本上每战必胜，如黄村之战，落垡之役，皆兵到乱平。但面对洋人，始则相抗，终则不支。这还是清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董福祥甘军，众逾万人，攻东交民巷使馆。使馆守军仅四百人，攻之月余，不下，董部死者千人（一说二千人）。清军之不堪，可见一斑。
下面，有一个对比性事例，颇有意味。插说数语，留待三思。即在八国联军入侵行列里，有一支“中国军团”，又称“华勇营”，隶属英军。为英国殖民者1899年组合于山东威海。“华勇营”共四百人，占三千英军的百分之十三。庚子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这支华人勇营由威海乘船赴天津前线，加入“英军第一军团”。六月初一（6月27日），该营参加了进攻北洋军火库之战，六月十三日（7月9日），参加了进攻海关署军火库之战，六月十七、十八日（7月13日、14日）参加了总攻天津城之战。这支全由中国人组成，攻击中国城，攻杀中国人的部队“战功赫赫”。1902年，其中十二人被挑选出来，远赴英国参加了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庚子之战，“华勇营”阵亡二十三人，英国威海殖民当局在庚子战后，特在威海竖了一座中英双语纪念碑，表彰“华勇营”的功勋。 “华勇营”存在八年，1906年解散。
有人骂他们是伪军、汉奸。
骂人并不能改变历史。对比百年前“华勇营”的善战与“清军”的不善战，后来人似乎应该想到国体、政体、军制、军法对人的重新塑造。
当中国人空喊“以夷制夷”的时候，西方人早已悄悄地“以华制华”了。用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也是一种因势利导的发明。由此反证的是：中国人，并不固持家国观念，殖民化，总是从精神奴役起步。
［注释］
① 宋玉卿《戊壬录》，罗惇曧《拳变余闻》互见。
② 宋玉卿《戊壬录·立储始末》。
③罗惇曧《庚子国变记》。
④《清史稿·毓贤传》。
⑤ 《清史稿·德宗纪》。
⑥许指严《十叶野闻·毓屠户》。
《袁世凯奏议》上册。
第七篇：忍把血肉筑长城
忍把血肉筑长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原为《义勇军进行曲》。那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侵华，山河沦陷，壮士奋起，自保家园，故有“义勇军”之称。“义勇军”志在抗倭，因而又名“抗日义勇军”。
考“义勇军”之名，始见于北宋仁宗朝。《宋史·兵志四、五》“乡兵”目下，有详尽记述。原以为是民间自发结队，但看“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以及被选入军还要“涅手背”为记的官方规定，始知“义勇军”亦非纯粹之“民兵”。
“抗日义勇军”起，田汉为之诗，聂耳为之曲，《义勇军进行曲》遂响彻中华大地。
战争结束，和平实现，大抵是出之居安思危的警诫，这支歌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每每唱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一瞬间仍能怒发冲冠，壮怀激烈。
秦长城，多用土石。
明长城，多用砖石。
民国长城，则用血肉。
这是一种既惊心动魄又无可奈何的伟大。
和平无权嘲笑战争。苟活者无权嘲笑牺牲者。
逃避牺牲，这是弱国、弱民的无奈。
甘愿牺牲，这是强民、强国的选择。
虽然我极不情愿看到中国的老百姓再用自己的血肉、去垒筑那道卫国的长城，但我不敢虚无，不敢遗忘，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关头，的确是抗日志士用他们的斗争与牺牲，最后挽救了这个国家。
一、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据说，日本的的学校教育中曾有一个蚕吃桑叶的“花絮”。教师指着长长的日本地图，说这是一条蚕；又指着大大的中国地图，说这是一片桑叶。蚕吃桑叶，才能长大；而桑叶，就是供蚕一口一口蚕食的。
日本的孩子，能是这样被暗示着、提醒着认知世界的吗？
中国的孩子，也从历史与地理教科书中，获得了关于日本的启蒙知识：遣唐使学习了中国，倭寇武士骚扰了中国，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
教育是有功利的，正如宣传之有偏见。
经过教育与宣传的轮番轰炸，几乎没有一个人能不带偏见地看待邻国。当然这是就今天的民意状态而言的。如果倒退一百年、九十年、八十年，则情形又当别论。
本节小标题，并不含调侃的幽默。袒腹而卧，敞牖而寐，竟不知东邻为贼，这是上世纪之初中国人的厚道与愚蠢。
甲午战争，日本人尝到了侵略中国的甜头。庚子之乱，日本人与另七国人结伙，享受了趁火打劫的乐趣。“二十一条”签约，日本人酝酿着独吞中国的美梦。《田中奏折》出笼，日本人勾画起先征服中国、再征服世界的法西斯蓝图。“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则是日本人所有前期密谋的侵略启动。
中国人的“抗日战争”打响了。从日本人那一方面看，他们的侵略机器，早已发动上路。因而，同一段历史，中日两国，各有表述。“抗日战争”，是中国人的说法，是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概念。但我以为“八年抗战”的表述，从一开始就是非科学、非历史的。因为，自从日本人开始图谋中国，中国的有识之士（尽管很少）即针锋相对，予以还击；待日本人武力相加时，中国的将士又奋起抵抗之。日人“侵华”，华人“抗日”，相反相成，相克相生，何止“八年”？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日本军国主义者、日本法西斯分子，就是一伙“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