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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宣言》。因为冯玉祥北京政变成功，电请孙中山北上议政。中国又出现了和平统一的曙光。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北京。南北和谈无望，7月1日，广东大元帅府改组，成立民国政府，汪精卫出任民国政府主席，蒋介石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八委员之一，并任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
——1926年5月，北伐先遣部队攻入湖南。7月，北伐军全线出击。这是一次百万军队的相互厮杀。国民党人的“武装北伐”与北洋政府的“武力统一”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证明中华民国成立十五年之后，它所宣示的“共和”仍然是一种政治幻景。
“南北战争”让一个地方政府（在广州）颠覆了一个中央政府（在北京），你说这是成功的“革命经验”？还是引以为诫的历史教训？
事实之二：两线作战，多角纷争，北京的中央政权因为内耗而无力于自我维持。
——1917年7月1日，张勋策划清室复辟。事前，段祺瑞曾表示反对，但因段的心腹大将徐树铮参加过徐州会议，这给张勋造成了幻想。7月3日，段祺瑞于天津西南马厂兵营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讨伐复辟。讨逆之战是北洋系统最正义、最智慧的“内战”。段祺瑞一石二鸟，驱除张勋，再造共和，迫逐黎元洪，独揽大权，北洋军阀间的争斗进入新阶段。
——1920年7月14日至7月18日，直、皖双方在京、津一带激战五日，段祺瑞之皖系主力被直系吴佩孚所歼。北京政权转移于曹锟、吴佩孚之手。段祺瑞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皖系失败，日本侵华图谋出现断档。
——1922年4月27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争之因，一为两派后台不同——直系后有美国，奉系后有日本；二为对梁士诒内阁态度不同。十二万五千直军对十二万奉军，相搏于京、津之间。拼杀七天，直军获胜，张作霖率奉军退出山海关。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此前，皖系将领、浙江督军卢永祥因曹锟贿选总统，已与孙中山、张作霖建立了联系，故招致直系军阀孙传芳从福建、齐燮元从江苏的夹攻。卢奋起抵抗，但作战不力，退至上海，孙传芳占领杭州。
——1924年9月4日，受了江浙之战的引燃，张作霖通电讨伐曹锟、吴佩孚，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与直军各二十五万人，皆有海军、空军配合，在冀东、热河一线展开阵地战。前线失利，后方倒戈，直军大败，有二十万被歼、被俘。直系将军冯玉祥阵前政变，占领北京。因为战争中段祺瑞对瓦解直军作过贡献，故直、奉大战后北京政权形成了张、冯、段铁三角联盟。他们同意邀请孙中山北上议事，因为孙中山大病中难于认真商谈以及突然病故，南北和平的大门，开而又闭。
——1925年10月10日至11月5日，东南驱奉之战从上海打到徐州。浙闽赣苏皖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率军向驻于上海、江苏、安徽的奉军发起扫荡式突袭，奉军死伤严重，全线溃败。这次战争，成全了孙传芳，使他成为北洋后期拥兵二十万的“江南之王”。
粗略地计算一下，北洋系统的将领们因为相互厮杀而造成的伤亡，远远高过他们与南方国民党军作战的牺牲。人心散，军心乱，十年内争耗尽了地域性军事集团的人力、物力和智力；而在南方，超地域的党派军事集团乘乱崛起，“北伐”胜利，只是时间问题。
追述的路太漫长，我想就此打住。但历史的惯性太过巨大，国民党人的“北伐”胜利，及占据“中央”，仍然不能堵塞乱源，实现一统。党外有党，国中有国，五根指头，握不成一个拳头，一盘散沙的中华民国，面对一个精诚团结的日本，危机重重，胜算微微，终于拖到了亡国灭种的绝境。
有一条权力金经，被中华民国的风流人物衣钵相授。这“金经”有两种表述，即：党魁在党上，党在国家上；军阀在军上，军在国家上。因而，误国有理，卖国有道，只要保住党魁与军阀的个人权威，一切皆可牺牲。
知道有这么一条“金经”，你还会对下列历史故事不予理解吗？
——北伐胜利，“民国”再造，1929年3月15日至28日，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会上，通过了《奖慰蒋中正同志案》，第一次树立了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即3月29日，蒋介石亲赴九江指挥对桂系军队的作战，“蒋桂战争”爆发。内战两个多月，6月2日，桂系失败。
——1929年5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会决议，革除西北军首领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冯氏宣布“下野”。10月10日，“蒋冯大战”爆发，蒋介石亲赴河南指挥。11月22日，西北军败退潼关以西。
——1930年5月11日至9月6日，“蒋冯阎战争”在中原地区展开，双方投入兵力多达百万，死伤三十万。蒋军胜，冯玉祥、阎锡山宣布下野。
——1931年11月12日至23日，蒋介石的宁方“国民党四大”在南京召开。11月18日，汪精卫、胡汉民的粤方“国民党四大”在广州召开。12月3日，汪精卫的沪方“国民党四大”在上海召开。国难当头，执政的中国国民党竟能分裂成三个“中央”！
——外敌入侵，形势危殆，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自1930年11月至1934年9月，先后五次围剿共产党江西中央根据地。最后一次，出兵达百万。
不要认为这是笑话。这是中国人的德行。
“9·18”事变是一把尺子，丈量着中国政党群体和军阀团伙的天地良心。
如果说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进北京这所有的耻辱都是清政府的，那么日本人在二十世纪二至四十年代对中国的侵略升级，则都是民国政府的耻辱。北洋民国政府与国民党民国政府相比，他们耻辱的比重又小了许多。所以这一节文字，我们用“民国综合症”标识，其实更准确的表述该是“辛亥革命后遗症”才好。
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一路演化，并进入国家权力中枢。可以轻易变幻名称，但谁也不能改变这支队伍的人员素禀，尤其不能改变最高权力（君子之器）对幸运人生（小人之负）的扭曲与误导。
呼应本节开头对《易》的借用，我仍想以《易》的超验判语，解析日人侵华及华人抗日。
《易·解》曰：“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圻。解之时，大矣哉。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我用“解”卦分析对日战争，相信傍一点边。其中奥秘，无须多言。关于“诲盗”的卦象，在“六三”爻上。卦曰：“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这是一幅十分形象而滑稽的画面：一个蠢人，骑着骏马，或乘坐轩车，却把一包自视珍贵、其实是他抢占君子的东西顶在头上。路旁一贼，久走江湖，识多见广，一看便知那个蠢人也是窃贼，于是大步追上，抢了包袱便扬长而去……
中华民国时代，正有一帮小人，抢了大清皇朝的江山，顶在头上，招摇过市，既不知珍藏，又不知收敛，东洋海盗才“竞欲夺之”。“自我致戎，又谁咎也？”老祖宗问得好啊！“负且乘，亦可丑也！”老祖宗骂得好啊！
三、站在哪里，死在哪里
一百年心路，我在失败中穿行而过。
失败是一串苦果，越嚼越辛辣，直到嗓子起火，将话语燃烧。最大的遗憾还不是失败，而是对“失败”的误读与误传。当“失败”一再被无意忘却、有意推卸、刻意曲解时，“失败史”难免变成一部伪书。当历史也被作伪，我们又到哪儿寻找真正的英雄？哪儿去洒一把凭吊的热泪？
我不能不重复叹息：没有真相，即没有真理。一个讳言失误、失败的民族，在失落了历史之后，会不会失落眼前？在容忍了懦夫之后，会不会抹杀英雄？
这或是过激之词。盛世万年，英雄无人抹杀。英雄是被掩埋的，黄土下，青山上，血沃劲草。田野的风，透着清新，那该是英雄的呼吸。
可是在抗日胜利六十多年后，千里原野，你却又难见几处抗日英雄的陵园。
忘就忘吧，哪堆黄土下没有冤屈的鬼魂！
因为本书的先期判定是“尚武精神的百年失落”，所以滑头的作者也有绕过英雄的借口。但是他不准备绕行。倒不是要给这本小书加一个光明的尾巴，实在是想给这个充满乐感的伟大民族捣一回乱：你所有休闲的今天和明天，都可能要别人用鲜血和生命加以保护！
日本近代中国史研究学者桑原氩厮担�
以我个人的观察而言，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一样，一国国民、一个民族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特有的气质和性情，可以称之为国民性和民族性……中国人也有自己的民族性，其最显著的民族性是文弱和保守……说起中国人文弱的原因，要而言之，中国人作为个体很少以暴力解决问题；作为一个国体，也不喜欢诉之于战争。所谓中国人的争斗，是指口头的争斗。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或许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爱争斗的民族之一……所谓“黄祸论”——即黄种人渐渐会压倒白种人的论调（这一论调在甲午战争前开始到日俄战争后进一步流行，至今是世界的一大问题），其实是颇没有根据的。
桑原的认识，近乎事实。感谢他反驳了“黄祸论”。“文弱”的国民性，是从“本质”上判定的。本书叹“尚武失落”，则是对“趋势”的判定。“本质”文弱，无可改变，“趋势”变弱，还可恢复。所以当本书叹惋“中华尚武精神失落”的时候，依然对“尚武精神”的世纪复苏抱了一份期许。
下面的简述，不是描画英雄谱。因为，抗日之战胜利六十年之后，中国还没有一部以国家立场编汇的抗日英烈名录——英雄，只属于他们时代，且最终消失于他们的时代。
跨时代的，不是生发于个人良知的英雄缅怀，便是依附于功利宣传的英雄张扬。
“前世”之于“今生”，永远是一个片断的残梦。我能做的，或者只有个人视角的忆念吧：
——在中国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香炉峰下，有一座“南岳忠烈祠”，那是中国大陆上唯一纪念抗日阵亡国军将士的大型陵园。1997年，奇 …書∧ 網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苍天有眼，厚土有知，日月有光，英烈有灵，前人与后人，总能在这座清刷了污染的雁回之峰，悄悄进行一次灵魂对话了。
忠烈祠石阶9层，共276级，据说暗合了第六、第九战区为国牺牲的中高级军官之数。
37通将校碑，铭记着35位将军、2位上校。在这35名将军中，有22名少将、13名中将（追认上将暂不记）。年过50岁的仅2人，40岁以下者有18名之多。最年轻的为51军114师师长方叔洪将军，牺牲时年仅27岁（一说31岁）。在这一批牺牲的将军中，黄埔军校出身者7人，保定军校出身者6人，这证明：在抗日的最前线，人人效命，并未分嫡系与杂牌！1949年后，这37名将校英烈，仅有15人被承认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