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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开工的还有两条大型战列舰，该级舰以普鲁士省份命名，首舰为“西里西亚”号。
西里西亚级战舰的设计乃是詹姆斯参考了日本海军订造的新式战列舰得来，由于该级舰预设的主要作战任务是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和英俄主力军舰抗衡，因此詹姆斯降低了军舰的干舷，4米稍多一点的高度也只能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打打转转，连带着也不得不取消了下层甲板副炮的炮位。
在保持主炮火力、航速、装甲不变的情况下，西里西亚级战舰的排水量很好的控制在一万吨的水平。虽然150毫米副炮数量比建造中日本战列舰少了一半，总共只有六门，不过能节省2800吨的排水量还是十分值得的。这也意味着最终造价将控制在约2000万马克或90万英镑的水平。
“西里西亚”号和同级舰“威斯特伐利亚”号于1895年10月分别在德国最大的两家私营造船厂布洛姆福斯和伏尔铿造船厂铺下龙骨，计划于1897年初下水并于一年后舾装完毕加入帝国海军。
面对德日两国在海军建设上咄咄逼人的气焰，俄国新沙皇尼古拉二世签署了“大海军计划”的补充修订方案，计划对太平洋舰队进行大规模扩充。
这一计划决定建造八艘最新型战舰用于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但是俄国自身的造船能力有限，国内仅五个能建造大型战列舰的船台，只能同时建造五艘战列舰。
为了能实现既定方针，俄国决定先向英国和美国订购两艘代表这两个国家最高造舰技术的新式战舰，然后参考其设计在本国同时开工五艘融合它们先进技术和工艺的新式战舰，最后再总结性的整合前述战舰的优点和教训建造一艘最强的超级战列舰。
1895年10月由苏格兰的约翰－布朗船厂承建的“皇太子”号和美国费城的克朗普船厂承建的“列特维赞”号战列舰相继在船台上开工。按照俄国海军的要求，这两艘战列舰均装备了两座双联装和305毫米重炮和六座双联装150毫米速射炮，排水量高达13000吨。
当各国都卯足了劲开工新式军舰时，威廉却再次把目光放到了技术革新上。
世纪之交的“海军革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燃煤锅炉被燃油锅炉取代；另一个是蒸汽轮机取代了功率已到极限的往复式蒸汽机。
为了让海军在将来的技术革新中不至于被英国甩在后面，威廉在一次海军会议上特别提出了这两个问题。
对此，海军军官并未感到奇怪，因为无论燃油锅炉还是蒸汽轮机都已经发明了很多年。之所以没有被大量投入使用，一方面重油的价格比煤炭要贵一些，最主要的还是欧洲各海军强国均出产煤炭，却不出产石油；至于汽轮机，当时虽然已经在一些发电站获得应用，但是轮机的大型化存在较大的加工困难，而且也被认为是不可靠的，所以即便是詹姆斯这样的对新技术异常敏感的设计师都从未考虑过要在军舰上安装汽轮机。此外，有关汽轮机的全部专利都掌握在英国帕森斯公司的手里，德国各机械工厂对此毫无技术储备，在明知加工困难，市场需求也不大的情况下自然不愿去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在威廉的要求下，威廉皇家海军造船厂同意就蒸汽轮机展开研究，至少在学术方面保持和英国公司的接触。
至于燃油锅炉的问题，海军方面是无能为力了，威廉只好委托他的朋友——汉堡－美洲航运公司的总经理巴林先生，在该公司新建的豪华客轮上试用燃油锅炉。以使德国的锅炉工厂尽早积累生产经验。
第一百七十二章 劳工
从1893年开始，瓦德西在总参谋部中新设劳工处，研究和办理引进契约劳工事宜。
劳工处派人到中国、印尼和非洲进行了详细考察，最终决定主要从德属西非和英属尼日利亚引进非洲籍契约工人。
中国政府历来反对西方人在华拐卖劳工，所以劳工处在甲午战争前夕仅仅从江苏、福建和广东沿海引进了5000多名华工，之后便停止了在中国“开展业务”。
印尼人在体力和智力都不如中国工人，因此被劳工处直接否决。
之所以最终决定从非洲引进契约工人，主要原因一个是当地人口丰富，并且缺乏有效的政府管制，英属尼日利亚当时并未成为英国保护地，而仅仅是由皇家尼日尔公司在经营，公司的主要精力放在垄断沿河的棕榈油贸易——按照柏林条约的精神，这种阻碍自由贸易的做法是不允许的。所以，他们对德属西非种植园在当地大规模招工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此外，由于波茨南犹太人日益来到德属西非开垦种植园，大量女工被种植园吸收，但是男工一般被认为懒惰而游手好闲不受待见。这种情况下，劳工处按照全世界通行的办法，靠一壶烈性酒和一张字据便把大量的黑人劳工运到了德国的各大煤矿，其后的生产和生活均由军方进行统一的管制。
1894年，劳工处从外国引进的劳工总数为5万人，1895年这个数字翻了一倍达到10万。
瓦德西乐观的估计，到1900年在德国工作的外国劳工的总数将达到50万。
和那个年代亚洲和非洲普遍存在的饥饿相比，在德国工作的这些工人起码是能吃饱饭的。
所以，契约工人虽然有名义上的工资，但是却基本拿不到手里，这是那个时代的通例。因此工资可以忽略不计，他们的食物成本大约每年100马克，再加上组织管理和运输费用，使用一名契约工人一年的成本是120马克，其工作效率和雇佣的德国矿工相当，而后者提供食宿的情况下，一年的工资平均为480马克。
在这种情况下，劳工处从中获得的利润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将差价中的一半返还给矿方，10万名工人一年下来依然可以赚取高达2400万马克的净收益。
引进非洲契约工人的做法对于德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及其重大的，西里西亚和鲁尔区的矿工们为此阻止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游行。对此，瓦德西一方面动用军队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另一方面他接受自由党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每周60小时工作制。这一举措比历史上提早了5年。
由于此时德国经济蓬勃发展，建筑工人尤为缺乏，工作时间的缩短又加剧了各大城市的“用工荒”，所以失业的矿工并不难找到一份新的工作。而且加上各大煤矿在接受劳工处“整体改制”前会给辞退的工人发放高达半年的失业津贴，因此罢工事件慢慢消失了。
对德国的另一显著影响体现在经济方面，引进契约工人后，煤矿的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鲁尔地区每吨煤炭的出厂价从13。6马克下降到11马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这使德国煤炭在和英国煤炭的竞争中首次具备了成本优势——加的夫装船的普通烟煤的出厂价格一般在9－10先令，折合11。8马克。
劳工处以军队特有的严格和高效，在瓦德西政府的支持下，经过短短一年时间便完成了对鲁尔、萨尔和莱茵兰地区所有煤矿的整合，德国莱茵煤业卡特尔宣告成立。
作为鲁尔地区，同时也是全德最大煤矿和内河航运业老板的施廷内斯成为该组织的第一任主席。雄心勃勃的施廷内斯在走马上任的第一周便被瓦德西引荐给威廉，瓦德西此举在于向威廉展示自己的功劳，而威廉也乐意倾听。
在波茨坦的无忧宫，胡－施廷内斯滔滔不绝向威廉讲述了劳工处对于德国煤矿业的巨大帮助，并信誓旦旦的表示要领导德国煤炭企业在三年内把英国煤排挤出柏林，五年内挤出汉堡和不莱梅。
威廉虽然觉得施廷内斯是在“吹牛”，不过脸上还是笑意盈盈。
“胡老板是打算用什么办法把英国煤炭挤出柏林？”威廉摇摇头，笑着说道：“我和汉堡航运公司的总经理巴林先生是好朋友，据他说，英国每年向柏林销售两千多万吨煤炭都是作为船舶的压舱物被从伦敦运来的，其运费甚至装卸费都可以忽略不计，而鲁尔生产的煤炭无论通过铁路还是内河运输，运费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吧。”
“没想到陛下对于海运知识如此了解，这一点的确很令人头疼。大不列颠的商船在出港前，任何多余仓位都可以装上煤炭，因为这种货物在世界上的任何地区都是最有竞争力的商品。至于对我国的贸易，这种优势就更加明显，因为我国从伦敦进口货物中羊毛和棉花占了很大比例，煤炭是作为压舱物装船并卸载在港口的煤栈上，水脚费低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不过陛下请放心，使用契约工人后，我们条件较好的煤矿的生产成本已经比英国的露天煤矿有了些微的优势，如果配以特殊的铁路和内河运价，那么我们的确是有机会击败英国煤炭，即使这个过程会持续很久。我想，期间柏林地区的煤炭用户会因此而受益，所以从整体看，这对我国依然是有利的。”施廷内斯以一位业内人士的口吻细心的向威廉解释道。
“这种做法从逻辑上的确是讲得通的，真希望看到英国煤炭被彻底挤出德国市场的那一天啊！”威廉感叹的说道。历史上，直到战前的1912年，英国对德国的煤炭出口依然高达1200万吨，价值800万英镑，这个数字恰好和当年德国出口的全部染料货值相当。
矿工的罢工潮虽然有惊无险的消退了，但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活动却愈加猖獗，个别领导人的无政府主义言论令威廉甚是反感。
与此同时，已经调任到帝国政策研究室工作的韦伯由于在威廉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有机会从更高层次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
1895年底，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叫《价值论》。该书既是对于被社会主义者奉为圭臬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回应，也是他对于世界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和民族竞争的终极焦虑。
在书中，他首先否定了资本论的逻辑预设：无私的政府和无私的个人。他认为以当前人类的普遍道德水准是难以达到的，而且也缺乏达到这一目的的明确路径。
接着，他在书中提出了他自己对于价值的定义：所谓价值就是一种商品所具备的对其他商品的占有能力。首先是商品，其次是占有，最后是能力，他认为从本质上说价值来源于掠夺和垄断，和其他任何因素无关。
在一个理想型的充分竞争的社会中，工人的工资等同于他所付出的劳动，工厂主的利润恰好也等同于他所付出的劳动，商人的利润也和其付出的劳动相当，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产生价值。
但是这种理想型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当商人垄断了某个有利的商业地域，他便可以用提高售价的办法获得价值；当工厂主垄断了某个产品的市场供应，那么他也可以获得类似的价值；当工人通过某种办法使自己的工资高到令企业难以盈利，那么他便获得价值。
他认为以一个封闭的国家为单位，那么其中的价值是守恒的，一方的获得必然意味着另外一方的失去，并指出政府依靠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