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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虚道德天尊-第3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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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右相府和西台;尚指尚书省,也称都台、文昌台、中台、南省,亦是宰相府。总之,这是泛指中央各机构。

    第五条是要精减土木建设,节约开支和劳动力的使用,尤其宫室建设,历代皆有深刻教训。先时对东都的营建,已造成开支和劳力负重,管民已有怨言。

    第六条和第七条,是要让官员们敢说话,向朝廷建言和批评;但也不能造谣生事,搬弄是非、混淆视听。她自然是有所指的,以往不少人造谣攻击陷害她。但只要不是恶意地胡说八道,皇帝要有纳谏的雅量。

    第八条是要王公以下的臣民,都要读《老子》这篇文章。其目的显然,她知道高祖建唐时曾将李家先祖附会于唐尧,又称李家鼻祖是老子李聃,又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因此她这是投其所好,让李氏王朝宗亲和百官,别总认为她是武氏的女儿,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她借此表示她是李家的媳妇,没有外心。

    第九条是武皇后借当时的丧葬礼仪中的一条,来提高妇女的地位的。古代社会,长辈去世了,在居丧期间要根据服丧人与死者的关系,亲疏远近而服饰有所不同。共分五个等级,即斩衷、齐衷、大功、小功、缌麻。斩衷是最重之孝服,以粗麻布做成,不缝边,斩布成衣。子女为父,妻妾为夫,服期三年。齐衷是第二等丧服,以熟麻布做衣,缝边整齐,故称齐,丧期又分四等,前两等是:如父亲已去了,寡母去世时,儿子为母亲服孝三年;而如果是父亲健在,母亲去世了,儿子只要为母亲服一年孝就行了。(因居丧制度相当复杂,此不宜多用笔墨,仅以文中所涉内容,约而述之)武皇后感到这种制度对女人太不平等,妻为夫、子为父要服“斩衷”三年;而父亲健在,子为母(夫为亡妻)只服“齐衷”一年。(实际上,女子在居丧制度中的受轻视内容很多,此亦不多涉及)因此,武皇后才把其制度改变,让父母既男女平等。不知这内容是否实行,若实行了,那其他还涉及女子的许多内容,是否也改了,乃无据可依。实则,武皇后据此仅表示提高妇女地位。

    第十条是说在上元年以前,就是说今年以前已经取得勋官身份的人,不再审查追缴勋官的身份(包括证件)了。这里反映唐初的一个背景:时因征战需要,大量招募军士,按战功得到了勋赏,被称“勋官”。勋官不是职事常官,没有职守,但享朝廷的土地赏赐,称“勋田”。三至五品的勋官可参加职事常官的铨选,合格者可得到实职官位,二品以上的勋官,可享门荫特权。但唐初同时规定:凡战事结束,军人要大批除役归里。因此,对取得勋官资格的要进行特别审查,特别是持有前方将军所发的勋官证件,更要严格审核。有问题的有虚假不实的,要取消勋官资格,收回证件。武皇后规定,是在于宽限对勋官的审查,收拢人心。

    第十一条规定京官八品以上的官员,普遍增加俸禄。“益廪入”,廪即增益谷仓,意指提高俸禄标准。

    第十二条是指那些任职年头很长,有实际才能却官位较低的,可量才进阶。这一条,包括前两条,是武皇后关心各级官员的切身利益,解决他们的进阶和待遇,以便努力工作,使国安也得到了可用之才。

    武皇后的《建言十二条》突出了强国富民、善用人才、广开言路、团结少数民族、禁止奢浮、提高妇女地位、笼络官员、缓解矛盾等重大方针政策和策略,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治国纲领。

    李治见后非常高兴,史书称“诏书褒美”,并立即执行。

    但究竟执行得如何,效果又是怎样,传统史书是不愿记述的,有的史书透露一点这方面的信息,还往往带有讽刺、贬抑之意味。

    武皇后是说干就干,雷厉风行,而且往往大破常规,突显举动。例如:奖励农桑,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最为重要。她就是上元二年(675年)的三月西已日举行了隆重的亲桑和祭祀先蚕的仪式。

    祭祀先农和先蚕是我国皇帝制度中的一项礼仪规定。按数千年以来的传统礼仪,每年春三月上亥日,皇帝百官祭先农,亲自扶犁耕地,谓之“亲耕”,行“籍田礼”,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同样,皇后也率内外命妇祭先蚕,行“亲蚕礼”。举行这种仪式,一般都有固定的地点,大都在都城的近郊,隋唐改在宫苑里进行。都有固定的人员,并设有观台,不过做做样子罢了。但武皇后为号召臣民重视农桑,表示她制定政治的重要,她打破惯例,到洛阳邙山之南以前所未有的隆重规格举办亲蚕仪式,不仅是朝廷内外命妇,百官和各地朝觐使者都要参加。他要通过这个仪式,表示鼓励农桑,发产农业生产的决心。对她的这一活动,《资治通鉴》留有一句记载:“三月,丁已,天后祭先蚕于邙山之阳,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

    为倡节俭,武皇后把按皇后服饰制度规定的十二道褶的罗裙,下令改为七道褶,并带头捐出自己的脂粉钱救灾。在她的号召和带动下,宫中嫔妃也不再使用高档奢侈品。这种节约所减轻的开支虽然有限,但对勤俭风气的兴起是有作用的。

    武皇后更重视选拔和培养人才,她要培养出能为自己的新政效力的人才来,而不是扯她后腿、拆她台的那些传统观念浓重的人才。

    为此,她自行选拔了一批文学之士如著作郎元万顷、左史刘祎等人,到禁宫中从事修撰编书。撰成了《烈女传》《臣轨》《百僚新诫》《内轨要略》《少阳正传》《孝子传》《乐书》等,累计达千余卷之多。

    在修撰过程中,她常把朝中百官的奏表交给他们参看。朝中有了疑难问题,也让他们讨论辨驳。武皇后这么做自然引起朝中大臣们的议论,认为这是分割宰相之权。因为这些人是武皇后自行召集的,他们出入宫廷不经过朝廷的办公地点“南衙”,是由北门出入的,大臣们就不怀好意地称他们为“北门学士”'《资治通鉴》,卷202,上元元年三月。'。武皇后不去理睬那些风言风语,他很重视自己的这个举措,也很赏识这些“北门学士”。她认为只有这么培养,才能避免朝中形成官僚集团结构,下层有才学者才能不拘资格被选拔任用。

    在科举考试制度上,武皇后是首开殿试者。她曾经让李治亲自参加面试,在九百多举子中一个个笔试,以便发现人才。还把选出的前几名待诏弘文馆,以便选用。议凤元年(676年),武皇后又首开“南选”。唐初,朝廷渐为关陇集团把持,在选士用人方面,也重在选拔关陇子弟入仕,从而排斥了南方广大地区的人才。而且,各州县的地方人才,皆由都督府进行选拔。武皇后要打破这一惯例,下令每四年派遣五品以上的清正官员充任使者,由御史监督,到桂、广、交、黔等州选拔。到她执政后,时间缩短,地区范围又扩大到岭南、福建等各地。这就彻底打破了都督选拔地方人才的制度,同时把选人范围扩大到全国各地,使各省各地的俊才都有了被选任官的机会。

    二十一不肖太子贤谋反,故废之

    太子弘死后,天皇、天后于上元二年(675年)六月立雍王李贤为皇太子。李贤是李治的第六个儿子,是武皇后的第二个儿子,这一年他20岁。

    李贤与哥哥李弘的性格大不一样,他弘像父亲李治,而李贤却很像母亲武皇后。李贤性格刚强猛烈,举止活泼好动,处理果断有胆识,而且不为旧礼所拘。如果走了正道,也可能会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

    李贤少年时的确是个好皇子,他聪明好学,举止端雅。喜欢读《尚书》《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也喜爱古诗古文。他的聪明也极像母亲,诗书文章读过了就记得很清楚,师傅们便向李治称扬他“过目成诵”,老臣李勣称赞他“夙敏”,李治和武后都很喜爱他,史书也一直称颂他“容止端重”,“读书一览辄不忘”,是个颇赋天资的少年。新旧《唐书》还引一个他少年读书的例子:当他读到《论语》中“贤贤易色”一句话时,就反来复去地咏诵。李治问他原因,他回答:“性实爱此。”就是说:“我心性原来就喜爱它”。“贤贤易色”这句话出自《论语》的《学而》篇,全文是子夏说的话:“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是儒家教人孝父母、事君主、交朋友的原则,如果做到了,就是贤臣孝子信友了。而贤者见到贤,就格外地敬佩、亲切。所以,开头一语领题,曰:“贤贤易色。”

    这个读一句书的小事情,为什么官书竟醒目地都写在《李贤传》的开篇(《旧唐书》也如此)?这么小的事是否就有史料供史撰者引用,这是很难说的。我想,大约是史撰者因李贤的名字,使他们引发了感想,才编出李贤幼年读书的小故事的。

    为什么引用或编造这么个小故事写在文字不长的小传里?显然是针对武皇后的。就是说这么一个贤良的太子,竟被武皇后废掉了,可见武皇后为夺取李家天下,该多么不择手段了。让人注意的是,那个李贤读书的小故事强调的是李贤“性实爱此”,《旧唐书》曰:“此言。”就是说李贤的本性就是“贤”,“本性难移”,以后他也没变坏,武皇后说他变得坏了,才废掉他,是武皇后在造谣,故意编造废他的理由。

    既然李贤聪明好学,不断加封他的官衔和爵位。永徽六年封潞王;显庆元年授歧州刺史,又加雍州牧、幽州都督;龙逆元年徒封沛王加杨州都督兼左武卫大将军;二年加杨州大都督;麟德二年加右卫大将军;咸亨三年徒封雍王授凉州大都督,其它封爵、封邑皆如故,实封一千户,上元二年六月立为皇太子。

    李贤被立为太子后,因多年来帝后多在东都洛阳处理军国大事,同李弘一样,被留在长安监国。武皇后对儿子寄予的期望很大,因二儿子同大儿子不同。武皇后认为二儿子有这种能力、气魄和资质,身体条件也可以承爱重负。

    当然,他还需历练。太子监国等于当皇帝的实习历练。实习就得有好的指导老师,就像如今的大学生实习一样,配备一些好的指导老师,对将来实际工作颇为重要。为监国太子配备师傅自然比大学生实习重要多了,二者天壤云泥。

    武皇后和李治对朝中要员和监国属官作了统一安排,朝中的重臣和能臣几乎分了一半为太子监国和属国,或说朝中的顶尖要员兼任监国太子的师傅和属官。这种安排自然是有深意的,其意再深也很好懂:让这些大臣把洛阳的朝廷和长安的实习朝廷看得一样重要,把李贤看作未来的、甚至不久的皇帝,因为李治的身体已遭透了,谁都能得出离“龙驭上宾”已在旦夕之间了。

    当时的重位安排是:戴至德为右仆射,同时任太子宾客;张文为侍中,也兼太子宾客;郝处俊为中书令,同为太子左庶子;李义琰为同中书省门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薛元超为同中书省门下三品,兼太子左庶子;高至周为同中书省门下三品,兼太子左庶子。同时还为太子配备了一大批下层属官,如太子洗马刘纳言、司议郎韦承庆、太子典膳丞高政等,及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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