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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发着酵。走路，我只能单腿落地，扶着同伴的肩蹦蹦跳跳，临近春节的时候，火车要多拥挤就有多拥挤，买不上卧铺票，座位都不保，车厢里加塞了不少人，简直是见缝插针一般。
我以为这一次在劫难逃，我得在那沙丁鱼罐头般的车厢里呆上两天两夜，拖着伤肿不堪的腿脚，如何能平安挨过。
假装是一场测试，假装是一场测试。在那两天中，每当需要穿越车厢时，我的同伴站在我前面，那柔弱纤瘦的女孩，特意抱起一只硬箱子，挡在前胸，一马当先地开道，她咬着牙，攻城一样。而我，则练就了杂技演员的本领，双手吊在行李架上，坐在椅背上，保护着受伤的脚不受践踏，居然，我还在那种情形下安然入睡，还做了个美梦。
人有时会面临一些考验，那是一个个险坡，若是有一个稳重松弛的心态，它会支撑人坦然走过。
就当那是一场测试……
常常测试，常常跨越，渐渐地，人生饱满了，心灵宽阔了。
人生没有下脚料
【陈祖芬】
我没有想过要当作家。我没有想过要作文为生。我是说，我在上海读中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第一想当的是篮球运动员。酷夏的星期天，我常常一个人翻进一楼的体育教研室，抱起篮球，又从窗口翻出来。然后奔向操场。操场好像被烈日晒化了，晒得什么都化掉了。
只剩下一个我。还有天上的一只火球，和地上的一只篮球。
那时的女生都梳两根小辫。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地把我校的辫子篮球队带到我家，用我家的一把剪刀，我们互相剪去了二十多根小辫。
妈妈下班回家，迎接她的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头发，和一个叫她目瞪口呆的短发女儿。妈妈立即展开了与满屋头发的大战。她顾不上说我一句——不不，不是顾不上，是她本来就不会说我。我喜欢篮球，那就打球吧，那就短发吧。
我为篮球狂，一直狂到病倒休学。
妈妈天天照料我，还是没说我一句。或许我不过是充满激情地投入一项热爱的运动，虽然有点太奋不顾身。
激情是不需要被指责的。
篮球打不成了，我开始“移情别恋”，爱上了英语。到高三，我一心想当的是英语笔译。我给同学们起了很多可笑的英语绰号，我填写的高考志愿一律是英语。那时可以填14个志愿。我只填6个。
因为，那还用说吗？考英语我是稳拿，填那么多干吗？
但是，没等高考，上海戏剧学院派人到各中学来物色新生，用现在的话，叫做星探，叫我去上戏。我做着我的英语梦，自然不去。直到中学团支部找我谈话，我糊里糊涂地坐到上戏一排招生老师的跟前。
“什么叫情节？”老师问。
“情节？情节还什么叫？情节就是情节呗。”
“你看过话剧吗？”“没有。看过《马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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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才知道，我的口试几乎是零分——我本来就没想进戏剧学院么。
没有想到我被录取了。更没想到，莎士比亚的诗意和激情，是这样的震撼了我这十七岁的心灵。我读译本，读朱生豪读方平。我要读原文，抱着字典一点一点啃。大二开始翻译《罗密欧与朱丽叶》，文人小说下载大三跑上海图书馆，抄录全部英文的有关莎士比亚评论的题目。我想全部读完！
事实上，我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老跑上海图书馆去读资料，只是我以为我能做到。我至今保留着爸爸给我的两本字典——英汉和汉英。已经给翻得书页都脱落了，好像老人松动的一口牙。我为英语狂、我为莎士比亚狂的时候，爸爸妈妈一直支持我，倒好像我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对的。
我出生以来一直体弱多病，但是爸爸妈妈的呵护，使我的好奇心、我的想像力一直不弱。中学时候我的想像力使我毫不怀疑我会成为上海女篮的中锋。大学时我的好奇心驱使我要去读完关于莎翁的英文评论。
我想到的这两件事，我都没有做到。
但是，有想像力有好奇心，就有动力就有激情。
我的想像力够不着的，是后来我的工作是专职作家。所以突出“工作”两字，因为我没有想过要当作家，如同我没有想过要进戏剧学院。1980年底，我奉命写一出大戏。我用7天写了一个五幕轻喜剧。在北京的西单剧场演出时观众从头笑到尾。当时的北京人艺和中国儿艺来抢我，相持不下，有关领导干脆把我调进北京作家协会。
这么多年我写的一直是散文和报告文学，直到去年年底才突发奇想地要写小说。一写，竟像一个剧本，有人称之为视听小说，有人称之为跨文体小说。
一到足球世界杯或奥运会，总有人约我写稿。并不是有人知道我当年的篮球史，而是总觉得我爱运动爱写运动。
对于作家，一切的人生经验，都是日后写作的原材料。
人生没有下脚料。
尤其是，在上海图书馆抄录英文目录的贪婪时刻。
尤其是，天上一只火球地下一只篮球的激情时刻。
生活中的轻重缓急
【JaneKise奥古/译】
周五下午，一叠6寸厚的文件在我办公桌上放着，我在明尼阿波利斯市最大的银行工作，是一个高级金融分析师，我的部门负责10亿美元的业务，每一笔款项都必须计算进去。但是，这并不令我担忧。我心中不停地想着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当我告诉经理说我已怀上第一个孩子时，他会说什么？
我的预产期意味着，我将不能参加明年的整个预算工作。我的老板丹是永远不会理解的，他对下属特别苛严，简直是把人当驴使。他是一个工作狂，一天三顿几乎都是在办公桌上吃的。今天他看上去极度疲劳。他匆匆忙忙地往他的公文箱里塞满文件，准备带回家去干。我纳闷：他还有时间顾及家庭吗？
我想和迈克谈一谈，他是我的组长。迈克几乎每天下午5点就下班回家。他有两个男孩，太太要上夜校。他的隔间里贴着三张照片，一张是他的孩子们在他亲手为他们做的攀援游戏架上玩耍，一张是他担任教练的足球阻截手训练队的照片，还有一张是复活节全家穿着盛装准备去教堂前的合影。
甚至在我知道有了身孕之前，他曾对我说过：“你可以把工作做完按时回家，弄清楚什么对你来说是重要的，其他的事可随其后。”可是，丹才是我的老板，你得遵从他的时间安排；我不能再推迟和丹之间的谈话了——我马上要穿孕妇服，我把那叠文件往旁边推了推，站起身来，就在此时，丹的助手在我桌子上放下一份备忘录，我们被要求在报告中将一组新的数字包括进去，“下周一交给我。”他写道。
我看了一眼钟，主机计算机已经关闭，因为是周末，周一前改好报告意味着要在周六用手工来做。此时，我听到迈克办公室中传出气愤的大声说话的声音，就走了过去，“要加进这些数字至少要用8小时，而且数字还不一定准确。”
我说：“另一位分析师说，‘丹让我们干这个就是不让我们周六休息……’”“我们不需要这样做，”迈克背靠椅子笑着说，“下周一，电脑一启动，我首先运行一个程序；周二我会对丹解释，多加一天可以保证不出任何差错。”
我过了一个糟糕的周末，迈克或许跟他的孩子们打球去了，可我却无法入睡，在此违抗上司命令事件之后，丹会如何看待我的产假呢？
周一，迈克在我上班之前就运行了那个程序，我核校我的部门的有关数据，连中午饭都没有顾得上吃，一直坚持到干完，我一直想像着第二天早上丹盛怒的模样。周二，我比其他同事来得都早，我倒了一杯咖啡，在我的隔间坐下。丹高视阔步地走了过来，“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他正眼都不瞧我一眼，“马上过来！”我坐在他对面，颤抖的手压在大腿下面。他眯起眼睛说：“我昨天需要那些报告，以便用来写我的发言提纲，如果那意味着你周六要干活的话，这是你责任分内的事。是正常的，相反，你却故意违抗。”
我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泪水，正在这时，迈克飘然而进，手里拿着新的报告，“丹，给。”他啪的一声把报告放在他桌子上，“保证准确无误，分毫不差，在我看来，一天的耽误是值得的。”丹快速地翻看报告，“为什么你们不在周六完成？”“那会是对人力的巨大浪费，因为这活儿我们可以用电脑来做，而且准确性高。”迈克说，“这样，我们就推到了周一做，我得遵循我自己的判断。”丹花了很长时间看第一页，然后点了点头，在那一刻，紧张的气氛顿时烟消云散，就像气球泄气那样，我们用了整个上午帮着丹为会议做准备，他甚至咧嘴笑了。
那天下午，丹把我们叫到他办公室，对我们说：“董事会认为我们的陈述最为全面缜密。”我们互相祝贺，就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过后，当我最终要去找丹谈我身孕之事时，我顺便去了下迈克的隔间，他在那儿，和以往一样努力地工作着，周围贴着孩子们、阻截手训练队和复活节全家福的照片，这些不是分心的东西，而是他力量的源泉。正因为如此，他从不做浪费时间的决策，从来不把自己的地位或办公室政治放在心上，他对轻重缓急心中自有原则：信仰、家庭，然后才是工作。正因为如此，他在三方面都很成功。
“迈克，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不就是一份报告嘛。”他说。“不，不仅是报告。”我说。
此时，我也有了自己的轻重缓急的原则，我这就去告诉老板我的那个好消息。
做事何必有始终
【李金荣】
倘若信才写了一半，圆珠笔突然没有油了，你是随手拿起另一支笔继续写下去呢？还是四处找一支颜色相同的笔，在寻找时思路又转到别的方面去了，而丢下没写完的信不理？或者，你是否被一本间谍小说迷住了，哪怕明天早上有一个重要会议，也要读到凌晨4点仍不释卷？
趋合心理和蔡戈尼效应
心理学家说，人们天生有一种办事有始有终的内驱力。可是，这种内驱力是因人而异的，有人喜欢拖延，有人非一口气把事做完不可。
请试画一个圆圈，在最后留下一个小缺口，现在请你再看它一眼，你的心思会倾向于要把这个圆完成。据心理学家的解释，这种“趋合”心理作用，是“如果起初不完美，到最后不免要导致完美的神经模式”的张力。
关于趋合心理，曾有过这样一段佳话：一位爱睡懒觉的大作曲家的妻子为使丈夫起床，便在钢琴上弹出一组乐句的头三个和弦。作曲家听了之后，辗转反侧，终于不得不爬起来，弹完最后一个和弦。趋合心理逼使他在钢琴上完成他在脑中早已完成的乐句。
1927年，心理学家蔡戈尼作了这样一个试验：她让138个儿童做一连串的工作，要求其中一半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完，另一半则在中途停止。一小时后，她测试那些儿童，发现有110人对未做完的工作比对已完成的工作记得更清楚。其结论是：人们之所以会忘记已完成的工作，是因为欲完成的动机已经得到满足；如果工作尚未完成，这同一动机便使他对此留下深刻印象，这种心态叫蔡戈尼效应。
你应该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