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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为同叶枫议论道，结果信还是上去了。上去了也还是无声无息，现在转回来也不见有什么明确的东西。
叶枫道，这封信，领导批的要专门研究那句话，都不能让他们看见。
吴为道，其实，看见也没有啥。我已经和人力资源部、信访办专门沟通过多少次了，好解释。他们提出的三条，一是重新回来上班；二是要提高收入，三是过早内退的损失要补偿。按照当时规定，想上班的下岗三年才能有资格通过考试重新上岗安排工作，还必须考试过关。过去这么多年了，怎么上岗，没有政策也没有程序支持。提高收入，现在已经有逐年提高的程序，下边说了不算，再说，反映的多了，上边该做的会做的。
吴为想，现在的人普遍不满意，靠金钱能不能满足？其实，单纯靠金钱是很难满足的。对于很多人来说，钱比过去多多了，精神依然陷入痛苦之中，金钱并不是唯一的良药。如果心术不正，钱多了还想更多，张着如同血盆般的大口，依靠挤牙膏式的方式如何满足？人们存在的种种**思想行为，在扩大和加深着痛苦，已经由痛苦繁衍滋生出仇恨，又在进一步发展转变成制造新的痛苦之源。
吴为与叶枫闲聊，说起苦难已经够多，不要再去人为加深加重苦难。
叶枫道，咳，还说那些，你没有听说，两个内退的女职工，她们俩本来非常要好，经常是形影不离，应该互相体谅，却偏偏弄出事来了。
原来是霍杰替平英代领了一笔钱，给了对方后又留了收条。这都是好几年的事情了，偏偏平英就忘了，突然向代领的霍杰要收条，霍杰又因为中间搬了一次家偏偏忘记放哪了，平英就不依不饶地索要起来，又逼道再拿不出来就要起诉，霍杰着急上火却又苦于找不到收条。
平英就来找吴为，说道，单位也有责任，为什么没有经过我本人的委托就让别人代领我的钱？
吴为道，一个单位的人这个人替那个人代领的事情经常发生，也没有出现什么误差纠纷，怎么到你这里就出了问题？再说，替你代领的霍杰也不是那种小人，会把你的钱密下。你再仔细想想。
平英从拎的包里拿出个小本子，说道，我的流水账上记得很详细，就是没有这笔钱。
正说着这件事，霍杰就给吴为打来电话说，我找到她给我的收条了，我得起诉她，她那么埋汰我，把我都快整成精神病了。
吴为一听，说道，太好了，你马上到我的办公室来。
她打车很快就到了，一进门却看见平英也坐在沙发上，脸色立即变了，责问起吴为，她在这你为什么还让我来？那几天把我逼的，差点逼出精神病，翻箱倒柜，翻遍了就是找不着，谢天谢地终于找着了，你们两个什么关系？凭啥告诉她欠条找到了，欠条我就想上法**再拿出来。
吴为劝解道，我们这些内退的兄弟姐妹已经够痛苦了，不要再手足相残，增添痛苦了，我不知也就算了，知道不能装不知，所以让你们俩个来当面对质交接欠条，不要再纠缠此事。你们两个过去形同姐妹，相处非常好，经常在一起唠叨，要不怎么会代领？
又对平英说道，这次出现这个问题，责任完全在你自己，条子是你自己的笔迹，你现在就向霍杰道歉。你当时想啥了，一点退路都不考虑，哪有你那么逼人的？
吴为看平英还在犹疑的样子，又进一步说道，你要真诚地向人家道歉。
霍杰听了顿时又火了，道什么歉，我不接受她的道歉，我要起诉她。
平英忙给她跪下了，说道，的确是我的错，我这给霍姐道歉了
吴为对霍杰道，人家都给你跪下了，你也应该消气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再说了，上跪天下跪地三跪父母，再无可跪之事，她能给下跪可见她的愧意之诚。又说道，你们都是下岗职工，经受的苦难已经够多了，互相体谅体谅吧。
听他这番说，霍杰才显得有些平和了。
吴为便领着平英去了财务室，对财务人员说，把代领的那个签字单据找出来，让她自己补签一下，以后记住这个教训，不能允许代领。她们先后走了。有人说吴为，象这类闲事管它干什么。吴为道，我不知道罢了，知道了还装不知让她们互相纠缠起来，太无聊了，这种事能看热闹么？
吴为又对叶枫等人特别嘱咐道，老干部问题，我跟你们说两点，现在工作不好做，难做。一是单位办社会体制，从我们这茬人开始解体，人们心理承受不了，很多事情还来找你，你办不了、办不成，就对你不满；二是收入就是在我们这代人拉开差距了，同事多少年了，在一起干一样工作，能力水平都差不多，但就因为退休内退或其他原因离开了单位，收入就拉开了很大差距，人家就是不满，有想法，也是正常的，工作起来又没有多少资源可以利用，因为体制不允许你去做了。根据省政府文件，一般的退休人员每人一年的活动费才200元，你想，200元，说明退休了与单位的关系还有多大分量？
经历了这些事情后，吴为常常陷入沉思，改革的阵痛，置身于同一情境下的人们，同样地失去岗位、收入减少甚至失去原有收入，有些人却全无不满、仇恨，或者伴随岁月流逝而淡化消解；有些人则成为挥之不去的噩梦，不时重复那痛苦的回忆，内心越是脆弱越是对外界信息产生敏感反应，这种反应不但没有减轻痛苦，反而在加深痛苦。痛苦可以萌发许多不同的想法，观察许多人工作生活在低收入状态下，作出自我改变命运的努力，在生活工作中开发新的乐趣，使自己重新恢复工作生活的信心，热爱生活和工作，实现正常的人与人交往，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获得他人的尊重。有些人在伤痛中滋生不满甚至仇恨。不满和仇恨的情绪需要宣泄和释放，这样的宣泄和释放需要有对象，有对手，人有寻根的情结，谁给自己带来了幸福，谁给自己带来了灾难，一定要找到具体的人才能安稳。幸福之源要感恩感谢，灾难的祸根则要进行报复清算，在摧残对方中获得变异的快意，在反伤害中获得补偿平衡。如果找不到具体的发泄对象，或者找到了却无法给对方施加任何伤害，这种缺乏具体发泄损害对象的不满和仇恨，就会回伤自己。为了避免回伤自己，需要自我排解解脱，自我梳理精神通道。如果找错了发泄对象，造成了误伤，人的良知多半会产生自责、愧疚。这是一种复杂的精神互动过程。在这里进行疏导排泄超越，需要耐心细致的解读，需要坦然的面对。
人的努力是非常奇特的。有时仅仅为了减轻痛苦，或者避免造成新的痛苦。减轻痛苦的努力，常常是消解不了造成痛苦的根源。根源不消失，痛苦的情结始终存在，如果依靠别人的安慰，实现的安稳很容易被外界的变动造成的新的不平衡所打破。为人减轻痛苦的努力和为人创造幸福的努力，需要有不同的理解机制。创造幸福很容易被人所识别理解认可。减轻痛苦就不同了，尤其在缺乏体制、政策、资金支持下的努力，怎样才能化有为无？需要有深度的精神干预。有些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最终造成命运的悲剧，实在是人间最大不幸。明知陷身于此中对自己身心皆有害却无法避免。不能靠损害一部分人合法利益的办法去成全另一部分人的愿望，尤其损害另一部分人利益也根本无法满足他人愿望的条件下，出此下策实在愚蠢。
吴为看到良子她们又来了，要求和在岗的平分福利费，想到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她们讲道，调整期你们伤痛最重、最深，现在看持续时间也最长，何时才能了？我自己当时也是深受触动，看着自己没有什么前途，想到外边去闯，宋柔不干，要散伙，感到代价太大了，才放弃了。也有找门路不通受阻遭受屈辱的经历，被人责难来抢人家的饭碗，但在我身上都化作奋斗的动力和营养。我们家有四个哥兄弟，都是国有企业职工，只是因企业破产了，收入来源不但没了还要自己拿钱交保险，现在快60岁了还走街串巷到很远郊区村屯卖小商品；还有的失去劳动能力，也没有听到他们骂这个损那个。
良子笑道，有几个象你家这样的人？
这次吴为执意想打消她们的攀比心理，索性放开说道，你们盯着在岗的收入，不要说三千、三万，就是三十万，也都是经过上级批准发放的，完全合规合法，任何人也没有任何理由剥夺侵犯。不信，你们就到法院告告试一试。有各自的收入渠道、支付方式，争取你们的收入没有政策空间、财力保证，就是增加一分钱都要有文件根据，谁能给发文件？要比，就和同类型比，是多是少。不能和不应该比的去比。那样比没有意义，没有出路。不瞒你们说，在岗的收入的确在年年增加，增加幅度还很大，但你们没看到我们是怎么干的？在如此困难条件下，很多事情我们是通过自己努力做起来了，才赢得上级关心支持。要说比收入，在岗的收入高按比例提的福利费也自然高，总的收入是高了、多了，但和行内比、同类学校比，还低很多，需要用福利费找补，福利费发放要与考勤挂钩，在岗人员也需要激励鼓励，也更需要提高专业培训能力。
吴为稍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讲道，你们不上班开这么多钱，无论到哪里闹，都没有道德基础，得不到人家同情。不信，到法院、劳动部门试一试。我岳母在老年公寓我经常去看望，里面做保姆的，同你们一样大的姐妹，看人家那种工作生活状态，那种心境，我是深受感动，还写了感谢信，向政协交了提案。你们这里有几位当老师的现在还在有些大学讲课。真不知你们是怎么讲的，去教育别人。这话不受听，你们也不要嫌我嘴黑。省行有位老总，我总劝他来讲课，他说，我哪有你那个程度，话拿过来就说，不光没毛病，还得让人感觉受听。那天有位老同事来找我，我对他说了，你好歹也是知识分子，知识是用来干什么的？不光是教育别人，也要教育自己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要不，心里藏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去面向学生，岂不误人子弟？！你们是苦，但你们的责任正是为了指导人们如何从苦难中解放出来。
你们自己回到家中，同你们的对方科目互相唠唠，通过倾诉交流，理解沟通；多想孩子事，在家庭中开辟幸福空间。你们评估一下，各自家庭是不是幸福家庭。开辟工作第二战场、第二职业，是不是能够高兴高兴？还老想着过去那些事，惦记这个高那个多的，此路根本行不通。
过去没有过去。阵痛、短痛变成长痛甚至终身之痛，抗争的努力演绎出更深更重的痛苦，痛苦成为制造更大痛苦的根源、加深痛苦的根源，一再重复遭受摧折的痛苦体验，象噩梦一般难以摆脱的痛苦，甚至成为变异的依恋，无知和无情的抗争使悲剧成闹剧，惹人耻笑。你怎么说服人家不要总想失去的东西，总想过去的痛苦，他也明知痛苦已经成为过去，靠痛苦的倾诉并不能摆脱痛苦，只能加深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