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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对于他来说，未来的不确定性从来不构成一个问题。宗教和意识形态教义早已为他描画好了犹如天堂般的图景，他需要的只是聆听上帝和真理的声音，并完全投身进去。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类人在心理上强大无比，他在那一刻“灵魂附体”，不会出现对“未来”的任何担忧和焦虑。
没有谁比这类人更生活在“未来”。由于要断绝“自我”与“现在”的任何联系，对于他们来说，完全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未来”反而比“现在”更为真实。
与之相比，一个金钱和“成功”的信徒，哪怕对未来也怀着无限的热望，但却总是难免受到不确定性的袭击。金钱和“成功”的教义只会引诱和许诺，却无法言之凿凿地以真理的名义给他提供一个确定的未来。他无论想获得金钱，还是权力、地位上的“成功”，都只是在进一步包装自己，并没有在心理上和“现在”断绝关系。
一个虽然贫穷但已经认命的人，不会对未来产生任何希望，他的心理结构已经和既定的社会现状牢牢地嵌在一起，对现状的任何改变都可能让他在心理上风雨飘摇。同样，从社会中谋取了巨大利益的富人也害怕任何改变，因为他的利益和既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而他的“自我”恰恰又是他的地位、身份等东西打造的，触动现状等于要了他的命。
有很多人生活在“过去”，那是因为对于他来说，“现在”是一个不堪忍受的心灵地狱，而未来的不确定性更像是在前进之路上埋下了无数的陷阱。和它们相比，过去已经得到了确定，而且，时间的距离给它披上了一层美和温情的面纱，生活在“过去”，他在心理上就没有任何威胁。生活在“过去”的本质，就是在心理上把“过去”置换为“现在”。
大多数人永远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时间的连续性中摇摆。一个无法彻底砸烂和抛弃“现在”的人，在心理上随时都向“未来”打开，从而，随时都把自己置于不确定性的威胁之下。
一个人越是不敢面对自己，他就越会去“关心”别人不确定性对我们的威胁在生活中有诸多表现，比如，做事犹豫不决、焦虑、患得患失、软弱无力、恐惧、茫然无措、空虚无聊、懦弱、随波逐流，感觉在社会大潮的裹挟中，身不由己地跟着走，这些都是心理弱小的表现。
它们表明，在“自我—对象”这一精神结构中，我们的“自我”或者无法确定一个对象，或者在这个对象面前非常无力。
不过，在讲如何对付不确定性的威胁之前，我们要先深层次地剖析人类的一个悲哀现象：为什么小人总是能成功地对君子下手？为什么一个好人总是很受伤？像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为什么有德的人未必幸福，而享福者实多恶徒？假如我们不想在人性和道德的层面杀死自己，那在这个险恶的世界上，又如何保护自己？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过一句好像很绕口令的话：“社会的疯狂竟然如此不可避免，以致一个不疯的人不得不以疯狂的形式来证明自己并没有发疯。”什么意思？翻译一下就是：虽然从逻辑上讲，几亿人在精神上有病，也不因为人多，就可以把这种有病说成是正常。但是在社会的意义上，还真是有理就在人多，有理就在声高。大多数人如果有病的话，他们一定会认为恰恰是少数头脑正常的人不正常。所以，为了证明自己是正常的，一个人就只有和大多数人不一样：好，有病你们说是正常，正常你们说是有病，那我就干脆装疯，和你们看起来一样！
这听起来像是文人似的赌气。所以弗洛姆赶紧接着说，精神病人其实恰恰是最健康的人，因为他们并没出卖自我，只不过要抵抗的现实太强大，他们在捍卫自我的斗争中失败了，后果就是精神病。而那些所谓的“正常人”，恰恰是病得最严重的人，他们的“正常”，也不过是能够按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剧本演出罢了，但假如能够有一个X光透视他们内心的话，他们一定是个食人部落的野蛮人。
不错，有很多人身体活在“文明”的现代社会，但在心灵上，他们仍然没有进化。不要以为很多人能够用“文明”的那些礼仪包装自己，他就真成文明人了。在德国人那儿，“文明”其实是一个贬义词，泛指那些虚伪、矫饰的装点、玩法。中国人曾经对一样东西很熟悉：“文明棍”（手杖，旧时西方的绅士平时喜欢拿一根精致的手杖以示风度和身份，与他们笔挺的身姿和礼服相应，成为西方绅士的招牌形象——编者注）。
要把这一点挑明了，临床上的神经症患者，其实大多数是些内心对别人没有攻击性的人，比如，像有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人，就干不出有事没事都伤害别人的行为。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曾经承认自己有抑郁症，这人就没有攻击性。
而比之神经症患者，很多所谓的“正常”人，内心就很阴暗，或多或少对别人都有攻击性，一些人甚至是彻头彻尾的人渣。长舌妇们为什么喜欢嚼舌头？就是她们感知到自我无足轻重，只有通过说别人才能逃避那个无价值的自我。一个人越是不敢面对自己，他就越会去“关心”别人。他被自己或他人败坏得越严重，对外就越具有攻击性。
和对外是否具有攻击性对应，一个不肯出卖自我的人，在外界的压力下容易得临床上的神经症，甚至精神病，而一个喜欢出卖自我的人却更多地只是心理变态和人格障碍。告密暗算、杀人放火，像这类事情，一般都是心理变态者和人格障碍患者干的，而这些人在“社会”而不是“精神”的意义上，看上去好像都挺正常！
为什么好人得神经症，而坏人心理变态呢？
要揭秘这一点，我们就必须知道神经症的本质是什么，它就是人的内心冲突。换言之，就是两个“自我”在打架，一个是理性层面、现实层面的那个“自我”；一个是人性、道德层面的那个“自我”。人性、道德层面的“自我”要干的事情就是，监督、审判并惩罚理性层面、现实层面的“自我”，不让它蠢蠢欲动去干坏事，甚至干坏事的念头都不能有。
假设有两个人A和B，前者是一个在道德上有原则的人，而后者唯一的原则就是利益，两人一起到了一家公司。大家知道，江湖险恶，只知道傻傻地干好活是不行的，一个人要上位，很多时候还要学会察言观色、主动献媚、加入一个圈子，甚至暗算别人。
对于A和B来说，他们理性层面、现实层面的“自我”面临的处境是一样的，都要正视现实。但是，如果为了上位，要A像一条狗那样去演戏，向领导主动献媚，甚至去暗算别人，他会觉得这违背了他的为人准则，这种事情绝对做不出来。我们可以说，这个时候是他人性层面、道德层面的“自我”阻止了他那样做。如果他非做不可，就会遭到人性层面、道德层面的“自我”的惩罚，内心里会有一种声音告诉他，这是在出卖自我！而如果他要拿自我去交换利益，无论获利多少，都不能挽救自己人生的失败。内心冲突越严重，人性层面、道德层面的“自我”对他的惩罚就越严厉。
看到没有？一个有道德原则的人，内心冲突很剧烈时，他对自己的惩罚就越重。也就是说，当一件事情让他受到生命的挫折时，他攻击的对象是自己！在心理上，其结果就是他不能将那些导致自己得“病”的东西，通过攻击性的语言和行为发泄出去，从而越积越多，导致了神经症。这就是为什么越是善良的人，在某些事情中越不会怪别人，而是斥责、痛恨自己的原因！
但对于没有道德原则的B来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从一开始就已经杀死了人性和道德。在干这些事情时，他并没有内心冲突，出卖自己时毫无心理障碍。
他不能逃避的，只是被杀死的人性仍然在内心深处复活，并且严厉谴责他。按照存在的规定性，一个人是不能这样干的，所以，他会产生自我憎恨，恨自己居然把自己弄成了这样。可是，这种自我憎恨不能让自己感觉到。那怎么办？恨别人！所以，这类人只是心理变态，而不是得神经症！
对于一个善良的人来说，攻击别人是一种罪过；但对于一个没有道德感的人来说，攻击别人不仅是一种乐趣，而且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前者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像是时时用道德来监督自己；而后者在这个世界上，似乎就是为了攻击别人而来。
问题是，一个有道德感的人、一个喜欢攻击别人的心理阴暗者，和不确定性这样的东西怎么扯到一起的呢？
“有道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谨守社会的道德规范，并用它来约束自己。也就是说，只要你确定了一种道德规范，比如应讲诚信，那么，你在和一个讲诚信的人交往时，基本上就确定了他的行为，他只要向你借钱，那么，还钱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道德，那还不还钱就不是一件确定的事情了，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诚信”这个道德规范的控制范围。
虽然现在已经不是多“子曰”几下就能忽悠人的年代了，但有一句“孟子曰”的这个还是挺有道理的，可以搬出来用用：没有道德，人就“异于禽兽者几希”。问题只在于，在遵守道德规范时，一定要注意它在心理上的深远后果，那就是会让你在和别人相处时，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心理防御的武装，暴露在他人的火力之下。好人吃亏，就吃亏在这点上！
比如信任。请想一下，当你信任一个人的时候，这对于你的心理状态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心理结构对于他是开放的，你的自我暴露在他的面前。
当我们对一个人主动表示好感，但他却冷漠地对待我们时，我们为什么会恼羞成怒？或者，为什么当我们对一个人寄予希望，而他却让我们失望时，我们为什么有点恨他？这类心理现象，根本就不是一句别人不给我们面子就可以得到解释的。我们单方面地对一个人投入好感，投入希望，意味着我们已经主动地和他建立了一种不对等的互动关系，我们暴露了真实的自己，而他的自我却完全是隐藏的，因为这种自我暴露，我们处于心理的劣势。所以，我们迫切希望他也能投桃报李，回以好感，满足我们的希望；如不能做到，至少要表示抱歉之类，从而平衡不对等的互动关系。一旦不是这样，我们就会感觉到一种羞辱、发怒和恨，就是以对他进行攻击的方式，来对我们居然愚蠢地暴露自我，主动和他建立一种不对等的互动关系进行强烈的反弹。而恨他，实际上就是在恨我们自己。
所以，当一个人向你表示好感时，虽然不需要表现得受宠若惊，但回以谢意和友好是必要的。而当你的亲人、你的领导、你的朋友对你有所希望的时候，那就要争取不让他们失望，即使你无法做到，也要显得你很在乎他们的希望，并为此而努力。
有道德感的人不仅在和他人相处时容易成为他人的靶子，他对外界还缺少进攻性。这两个弱点使他更多时候成为一个受伤害的人，而不是一个伤害别人的人。
那么，一个讲道德的人，在一个无德之徒面前是不是应该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