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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跟我吃早饭去，朋友。”他说。
“去你妈的。”思特里克兰德说。
我一听就是我那位老朋友的语气，这时我决定把尼柯尔斯船长看作是一位可以信任的证人了。
“一个子儿也没有了吧？”船长又问。
“滚你的蛋。”思特里克兰德说。
“跟我来。我给你弄顿早饭吃。”
犹豫了一会儿，思特里克兰德从地上爬起来，两个人向一处施舍面包的救济所走去。饿饭的人可以在那里得到一块面包，但是必须当时吃掉，不准拿走。吃完面包，他们又到一个施舍汤的救济所，每天十一点到四点可以在那里得到一碗盐水稀汤，但不能连续领取一个星期。这两个机构中间隔着一大段路，除非实在饿得要命，谁也懒得跑两个地方。他们就这样吃了早饭，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同尼柯尔斯船长也就这样交上了朋友。
这两个人大概在马赛一起度过四个月。他俩的生活没有什么奇遇——如果奇遇意味着一件意料之外或者令人激动的事；因为他们的时间完全用在为了生活四处奔波上，他们要想弄到些钱晚间找个寻宿的地方，更要买些吃的东西对付辘辘饥肠。我真希望我能画出几幅绚丽多彩的图画，把尼柯尔斯船长的生动叙述在我想象中唤起的一幅幅画面也让读者看到。他叙述他们两人在这个海港的下层生活中的种种冒险完全可以写成一本极有趣味的书，从他们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身上，一个研究民俗学的人也可以找到足够的材料编纂一本有关流浪汉的大辞典。但是在这本书里我却只能用不多几段文字描写他们这一段生活。我从他的谈话得到的印象是：马赛的生活既紧张又粗野，丰富多采，鲜明生动。相形之下，我所了解的马赛——人群杂沓、阳光灿烂，到处是舒适的旅馆和挤满了有钱人的餐馆——简直变得平淡无奇、索然寡味了。那些亲眼见过尼柯尔斯船长描绘给我听的景象的人真是值得羡慕啊。
当夜宿店对他们下了逐客令以后，思特里克兰德同尼柯尔斯船长就在硬汉子彼尔那里找到另外一处歇夜的地方。硬汉子彼尔是一家水手寄宿舍的老板，是一个身躯高大、生着一对硬拳头的黑白混血儿。他给暂时失业的水手们提供食宿，直到在船上给他们找到工作为止。思特里克兰德同尼柯尔斯船长在他这里住了一个月，同十来个别的人，瑞典人、黑人、巴西人，一起睡在寄宿舍两间屋子的地板上。这两间屋子什么家具也没有，彼尔就分配他们住在这里。每天他都带着这些人到维克多·耶鲁广场去，轮船的船长需要雇用什么人都到这个地方来。这个混血儿的老婆是一个非常邋遢的美国胖女人，谁也不知道这个美国人怎么会堕落到这一地步。寄宿的人每天轮流帮助她做家务事。思特里克兰德给硬汉子彼尔画了一张肖像作为食宿的报酬，尼柯尔斯船长认为这对思特里克兰德来讲是一件占了大便宜的事。彼尔不但出钱给他买了画布、油彩和画笔，而且还给了他一磅偷运上岸的烟草。据我所知，这幅画今天可能还挂在拉·柔那特码头附近一所破旧房子的客厅里，我估计现在可能值一千五百英镑了。思特里克兰德的计划是先搭一条去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轮船，然后再转途去萨摩亚或者塔希提。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动念要到南太平洋去，虽然我还记得他早就幻想到一个充满阳光的绿色小岛，到一个四围一片碧波、海水比北半球任何海洋更蓝的地方去。我想他所以攀住尼柯尔斯船长不放也是因为尼柯尔斯熟悉这一地区，最后劝他到塔希提，认为这个地方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舒服，也完全是尼柯尔斯的主意。
“你知道，塔希提是法国领土，”尼柯尔斯对我解释说，“法国人办事不他妈的那么机械。”
我想我明白他说这句话的意思。
思特里克兰德没有证件，但是硬汉子彼尔只要有利可图（他替哪个水手介绍工作都要把人家第一个月的工资扣去），对这一点是不以为意的。凑巧有一个英国籍的司炉住在他这里的时候死掉了，他就把这个人的证明文件给了思特里克兰德。但是尼柯尔斯船长同思特里克兰德两个人都要往东走，而当时需要雇用水手的船恰好都是西行的。有两次驶往美国的货轮上需要人干活都被思特里克兰德拒绝了，另外还有一艘到纽卡斯尔的煤船他也不肯去。思特里克兰德这种拗脾气结果只能叫硬汉子彼尔吃亏，最后他失去了耐性，一脚把思特里克兰德同尼柯尔斯船长两个人一起踢出了大门。这两个人又一次流落到街头。
硬汉子彼尔寄宿舍的饭菜从来也称不上丰盛，吃过饭从餐桌旁站起来跟刚坐下一样饿得慌，但是尽管如此，有好几天两个人对那里的伙食还是怀念不已。他们这次真正尝到挨饿是什么滋味了。施舍菜汤的地方同夜宿舍都已经对他们关了门，现在他们赖以果腹的只剩下面包施舍处给的一小片面包了。夜里，他们能在哪儿睡觉就在哪儿睡觉，有时候在火车站岔道上一个空车皮里，有时候在货站后面一辆卡车里。但是天气冷得要命，常常是迷迷糊糊地打一两个钟头的盹儿就得到街上走一阵暖和暖和身体。他们最难受的是没有烟抽，尼柯尔斯船长没有烟简直活不下去，于是他就开始到小啤酒馆去捡那些头天晚上夜游的人扔的烟屁股和雪茄头。
“我的烟斗就是比这更不是味儿的杂八凑烟也抽过，”他加添了一句，自我解嘲地耸了耸肩膀。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又从我递过去的烟盒里拿了两支雪茄，一支衔在嘴上，一支揣在口袋里。
偶然他们也有机会挣到一点儿钱。有时候一艘邮轮开进港，尼柯尔斯船长同雇用计时员攀上交情，会给两人找个临时装卸工的活儿。如果是一艘英国船，他们会溜进前甲板下面的舱房里，在水手那里饱餐一顿。当然，这样做要冒一定的风险，如果遇见船上的高级船员，他们就要从跳板上被赶下来，为了催他们动作快一些，屁股后面还要挨一靴子。
“一个人只要肚子吃饱，屁股叫人踢一脚算不得什么，”尼柯尔斯船长说，“拿我个人说，我是从来不生气的。高级船员理应考虑船上的风纪的。”
我的脑子里活生生地出现一幅图画：一个气冲冲的大副飞起一脚，尼柯尔斯船长脑袋朝下地从窄窄的跳板上滚下来；象一个真正的英国人那样，他对英国商船队的这种纪律严明的精神非常高兴。
在鱼市场里也不时能够找点零活儿干。还有一次，卡车要把堆在码头上的许多筐桔子运走，思特里克兰德同尼柯尔斯船长帮助装车，每人挣了一法郎。有一天两人很走运：一条从马达加斯加绕过好望角开来的货轮需要上油漆，一个开寄宿店的老板弄到包工合同，他们两个人一连几天站在悬在船帮旁边的一条木板上，往锈迹斑斑的船壳上涂油漆。这件差事肯定很投合思特里克兰德的惯受讽嘲的脾气。我向尼柯尔斯船长打听，在那困顿的日子里，思特里克兰德有什么反应。
“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丧气话，”船长回答说，“有时候他有点儿闷闷不乐，但是就是在我们整天吃不到一口饭，连在中国佬那里歇宿的房钱都弄不到手的时候，他仍然象蛐蛐一样欢蹦乱跳。”
我对此并不觉得惊奇。思特里克兰德正是超然于周围环境之外的人，就是在最沮丧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到底是由于心灵的宁静还是矛盾对立，那是难以说清的。
“中国茅房”，这是一个流浪汉给一个独眼的中国人在布特里路附近开的一家鸡毛店起的名字。六个铜子可以睡在一张小床上，三个铜子儿可以打一宵地铺。他们在这里认识了不少同他们一样穷困潦倒的朋友，遇到他们分文不名、而夜里又天气奇冷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同哪个白天凑巧挣到一法郎的人借几文宿费。这些流浪汉并不吝啬，谁手头有钱都乐于同别人分享。他们来自世界各个地方，但是大家都很讲交情，并不因国籍不同而彼此见外，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安乐乡的自由臣民；这个国家领土辽阔，把他们这些人全部囊括在自己的领域里。
“可是思特里克兰德要是生起气来，我看可不是好惹的，”尼柯尔斯船长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有一天我们在广场上碰见了硬汉子彼尔，彼尔想讨回他给查理斯的身份证明。”
“‘你要是想要，就自己来拿吧，’查理斯说。”
“彼尔是个身强力壮的大汉，但是被查理斯的样子给镇住了，他只是不住口地咒骂，所有能够用上的脏字眼儿都用到了。硬汉子彼尔开口骂人是很值得一听的事。开始的时候，查理斯不动声色地听着，过了一会儿，他往前迈了一步，只说了一句：‘滚蛋，你他妈的这只猪猡。’他骂的这句话倒没什么，重要的是他骂人的样子。硬汉子彼尔马上住了口，你可以看出来他胆怯了。他连忙转身走开，好象突然记起自己还有个约会似的。”
按照尼柯尔斯船长的叙述，思特里克兰德当时骂人的话同我写的并不一样，但既然这是一本供家庭阅读消遣的书，我觉得不妨违反一些真实性，还是改换几个雅俗共赏的字眼儿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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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硬汉子彼尔并不是个受了普通水手侮辱而隐忍不发的人。他的权势完全靠着他的威信；一个住在他开的寄宿舍的水手对他俩说，彼尔发誓要把思特里克兰德干掉，后来又有另外一个人告诉他们同样的消息。
一天晚上，尼柯尔斯船长和思特里克兰德正坐在布特里路的一家酒吧间里。布特里路是一条狭窄的街道，两旁都是一间间的平房，每所房子只有一间小屋，就象拥挤的集市棚子或者马戏团的兽笼。每间屋子门口都可以看到一个女人。有的懒洋洋地靠着门框，或者哼着小曲，或者用沙哑的嗓子向过路人打招呼，也有的无精打采地看一本书。她们有的是法国人，有的是意大利人，有的是西班牙人，有的是日本人，也有的是黑人；有的胖，有的瘦；在厚厚的脂粉、乌黑的眼眉和猩红的唇脂下面，你可以看到岁月在她们脸上刻下的痕迹和堕落放荡留下的伤疤。她们有的人穿着黑色内衫和肉色长袜，有的头发卷曲、染成金黄颜色，穿着纱衣，打扮得象小女孩。从敞开的门外边，可以看到屋子里的红砖地，一张大木床，牌桌上摆着一只大口水罐和一个面盆。街头上形形色色的人踱来踱去——邮轮上的印度水手，瑞典三桅帆船上的金发的北欧人，军舰上的日本兵，英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