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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中美天津条约》签订。中俄、中美签约后，咸丰帝原以为俄、美“受恩深重”，必然会知恩图报。6月14日，咸丰帝又收到黑龙江将军奕山的奏折，得知奕山与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签订了《瑷珲条约》，竟然在对条约内容尚未作出判断前，指示桂良，让他劝说俄国公使普提雅庭： 今俄国已准五口通商（指《中俄天津条约》），又在黑龙江定约（指《瑷珲条约》），诸事皆定，理应为中国出力，向英、佛（法）二国讲理，杜其不情之请，速了此事，方能对得住中国。在咸丰帝看来，几千里外的不毛之地，比起近在咫尺的军事威胁，自然算不上什么。哪知这些没有良心的“夷”人，受恩不报，表面上敷衍，背后里却帮助英、法，希望英、法勒索越多越好。墨迹未干的中俄、中美《天津条约》，皆有措辞严密的无限制最惠国条款，英、法抢到的一切利益，俄、美都可“一体均沾”。 1858年6月22日，英国专使额尔金照会桂良，如若继续迟疑不定，即进军北京。6月25日，英方提交和约草案56款，“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也不容改”。咸丰帝闻此消息，准备决裂开战。桂良等人心知，开战必遭失败，到时更不可收拾，便不顾旨意，于6月26日与额尔金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又于6月27日与葛罗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条约签订之后，桂良才上奏，力言“战之不可者”五端，宣称“天时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只好姑为应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以全大局”。
事情已经如此，咸丰帝仍欲讨价还价，桂良的奏折又到了，转告英、法要求援照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之先例，由皇帝在条约上朱批“依议”二字方肯退兵。到了这个时候，咸丰帝感到无力抗争了，只能拿起朱笔，在桂良进呈《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上，分别写上了“依议”两个字。炮口下的谈判，结果只能如此。咸丰帝胸口积郁着一股怒气，只能将气撒在替罪羊身上。他下令耆英自尽，罪名是“擅自回京”。
第九章 公使驻京问题（4）
《中俄天津条约》共有12款；《中美天津条约》共有30款；《中英天津条约》共有56款，另有一专条；《中法天津条约》共有42款，另有补遗6款。从条约的内容来看，《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危害中国甚烈。由于各国条约中皆有片面无限制最惠国条款，一国所得，它国可以“均沾”，因而俄、美亦可享有英、法的同等待遇。综合四国条约，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一、公使驻在北京、觐见皇帝时用西方礼节。
二、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即蓬莱，后改烟台）、台湾府（今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今海口）、镇江、南京为通商口岸；并约定在平定太平天国后，长江中、下游另开三埠为通商口岸。
三、外国人凭“执照”可往中国内地游历、通商、传教，“执照”由各国领事颁布，由清朝地方官盖印。
四、修改海关税则，减少商船船钞。
五、赔偿英国银四百万两、法国银二百万两。
六、对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清政府保护传教等项，各国条约较之旧条约有了更加明细、详备的规定。
从这么一张单子来看，若以当时和今日国际通行的惯例和准则为标准，这些不平等条约损害中国利益最为严重者，仍是第四、五、六项，即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降低关税和船钞、战争赔款等内容；损害中国利益较小者，是第二、三项，即增开通商口岸、准许外国人到内地等内容。至于公使驻京，虽隐含直接向清廷施加压力的意味，但毕竟符合国际惯例。可是在咸丰帝心目中，情况却正好颠倒过来。他认为最可怕的，恰恰是公使驻京，其次是内地游历，再次是增开口岸。所谓天津谈判二十多天，咸丰帝指示桂良一争再争，最后不惜于决裂开战，就是为了废置公使驻京等项。至于那些损害中国最为严重的条款，咸丰帝、桂良等人在大炮的威胁下倒是比较痛快地接受了。咸丰帝的观念为何与国际惯例如此格格不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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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须从当时人的世界观念说起。在中国古代，依据儒家的经典，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中的这两句话，经常被人引用说明当时的土地制度，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观念，即“天下”的观念。由于交通等原因，中国文明的圈子，主要在东亚地区，因此，中国皇帝始终自以为是“天下共主”。这种情势在清朝，具体表现为“天朝上国”、藩属国、“化外各邦”的三重关系。由于清王朝前期的强盛，使周边各国的君主，出于种种动机纷纷臣属于中国，受清王朝的册封，向清王朝纳贡，成为藩属国。
对于藩属国以外的各国，包括英国等西方国家，清朝一概视之为“化外蛮夷之邦”，在官方文书中称为“夷”，如英、法、美三国，分别被称为“夷”、“夷”、“咪夷”。根据传统的礼仪，清王朝拒绝与非朝贡国进行正式的官方交往，只与它们有通商关系。由此，清朝在对外关系上，自认为是“天朝”，不承认有平等国家的存在，用当时人的语言，即所谓“敌国”。清政府也没有专门办理外交事务的机构。藩属国的朝贡、册封等事宜，由执掌王朝典仪的礼部来主管。而管理蒙古、西藏等事务的理藩院，其事务扩展至俄罗斯、廓尔喀，在清朝皇帝的眼中，这些国家似乎是藩部的延伸。乾隆末年、嘉庆末年的英使马戛尔尼（）、阿美士德（）来华，清政府依其惯例，当作“贡使”来接待，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这里似乎说得远了一些，但要真正了解咸丰帝的真实思想，却又是不可缺少的背景材料。
鸦片战争失败后，原来的中外格局已经破坏，咸丰帝的父亲道光帝仅仅做了一些修补：他让两广总督兼任管理五口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这既避免了中央朝廷直接与不肯朝贡的外国打交道时的难堪，也避免了外国与礼部或理藩院交涉时可能会引起的不快。而且“五口通商”的字样，也反映出道光帝力图将与西方各国本应多样化的关系，限制为“通商”一项，区域上又限制于“五口”。时代变了，清朝面对的外部世界不同了，但统治集团的观念依旧不变。咸丰帝比起他的父祖辈，在观念上没有进步。如果从传统的观念出发，我在前面提到的咸丰帝那些让今人不可思议的举措，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既然中国大皇帝“君临万国”，那么广东的团练与英法军的交战，当然可以由大皇帝所派官员出面调停。既然“天子”为“天下共主”，那么英、法等国的地位不会高于“天朝”的一个省，广东省与英、法交战，江苏省与英、法交好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就是咸丰帝轻易允诺的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也可以用传统的观念解释成为“天朝”大皇帝“怀柔远人”而施予的“恩惠”，咸丰帝也不会因此而感到过多的痛苦。公使驻京，则不然。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没有平等国家的概念，须分清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即使出现了群雄并立的政治格局，那也必各自称“正统”，视对方为“贼”，表现出“汉贼不两立”的气派。
第九章 公使驻京问题（5）
因此，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苏秦、张仪、晏婴等有名的外交使节，但办理的都是诸侯之间的外交，并且是为解决危局而临时派出的差使；中国从来没有过西方模式的“常驻使节”，当时的中国人甚至没有这种概念，因为这从根本上就违反了儒家的政治理念。如果我们再仔细从历史中寻找，又会发现，常驻在对方国家京城的，只有“监国”之类的太上皇或“质子”之类的抵押人质。而这些带兵要挟常驻北京的“夷”使，又让咸丰帝归于哪一类呢？如果仅仅是公使驻京，咸丰帝在如此危局之下或许也会忍了，但更要人性命的是这些驻京的公使要求面见皇帝，亲递国书！这可牵涉到自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以来一直争执不休的礼仪问题。当时的西方人认为，对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是一种污辱，表示着臣服性的宗藩关系，因而坚持用西方使节见君主的三鞠躬礼。这种礼仪之争在今天很容易被看作一个小问题，但在当时的“天朝”是非常之事，是牵涉到大是大非的政治性原则问题。中国以儒家学说立国治国。而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就是“礼”。“礼”在当时具有绝对重要的作用，“礼”的准确含义在今日已无对应的概念，它表示着上下等级秩序，是统治的标志。
由于它的功能特别，以致在政府六部中专门有一个“礼”部，主持王朝的典仪。三跪九叩的确是藩使见宗主的礼仪，但又不是藩使见宗主的专用礼仪。它是清朝唯一的正式朝礼，不用此礼，不是对中国皇帝轻慢吗？咸丰帝或许已听说了西方臣子见君主也不过三鞠躬而已，但从心底里认定，那只是没有教化不知尊卑犯上作乱的“夷”俗。让朕面对一个鞠了三个躬便站着说话的“夷”使，这不仅仅是对朕个人的亵渎，而且是对大清朝的污辱。若让此等事情发生，朕又何颜以对列祖列宗；若让此等事情录于史书，岂不遗臭万年。让那些饱读经书的臣子们见到这样的光景，朕今后还有什么威信？中国的皇帝决不能面对一个不肯跪拜的人，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那是对“礼”的破坏。
“礼崩乐坏”是王朝灭亡的征兆。根据这种思路想下去，我们还会发现，“天朝上国”的对外体制的重要内容就是对外封闭，只有关起门来才可以放胆自吹自擂。通商口岸的增加，正是对封闭的破坏，更何况外人到内地游历，华“夷”混杂，不易控制，种种叛逆思想的传播，最容易发生“天朝”专制统治者们最为担心的里通外国、图谋叛逆的事件。由此观之，咸丰帝此时并不是被个人情感所左右，他考虑的是另一种“国家利益”。只是他心中的“国家利益”与近代世界的看法完全不能吻合。
《天津条约》还遗下两案：一是中英条约规定，清政府应派出官员至上海与英方谈判修订关税则例，降低关税；法国、美国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也要求与清政府谈判。二是中英、中法条约规定，条约批准后一年内在北京互换，美国援引最惠国条款，也要求在北京换约。前者使咸丰帝萌生一线挽回权益之念；后者埋下了一颗炸弹。 1858年7月15日，咸丰帝授桂良、花沙纳为钦差大臣，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在上海与英国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