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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种方式对待一个人真是太可怕了。”莫娜说。
“是啊，可这是他自找的。”我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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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应该那么怂恿他——那太残酷了。”
“我承认，不过他是个讨厌的家伙，换了别的地方这种事总会发生的。”于是我开始讲述我同奥林斯基交往的经历。我解释我是如何迁就他，把他从一个公司转到另一个分公司。每一个地方发生的都是同样的故事，他总是受到污辱和虐待——“根本没有原因，”就像他总是说的那样。“他们都不喜欢我。”他会说。
“你好像在哪儿都不受欢迎，”终于有一天我对他说。“是什么让你这么狂妄自大？”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冲他发火时他的表情。“来吧，”我说，“告诉我，因为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他的话着实令我吃惊，他说，“米勒先生，我非常想当好一名送信员。我应该得到一个责任更大的职位。就凭我的学历我满可以当一名合格的经理，我能为公司省钱，我能拉来更多的生意，使工作效率更高。”
“等一下，”我打断他，“你难道不知道你根本没机会当一个分公司的经理？
你疯了。你甚至连英语都说不好，去你的那八种外语吧。你连如何和邻居相处都不会。你讨厌透了，你难道不明白？别跟我瞎扯那些将来的打算，你只要告诉我一件事，你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是说这样一个他妈的讨厌的臭虫？“
奥林斯基听了这些话像个猫头鹰似地眨着眼，“米勒先生，”他开口道，“您必须明白我是个好人，而且我在努力……”
“狗屁！”我喊道，“现在你老实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离开特拉维夫？”
“因为我想做点儿我自己的事情，这是真话。”
“那么说你在特拉维夫——或者是布洛涅一萨尔一莫尔不能做吗？”
他沮丧地笑了笑。没等他开口我继续说道：“你跟你的父母处得怎么样？你在那儿有过好朋友吗？等一等。”——我伸手阻止他的回答——“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对你说过他喜欢你？回答我！”
他沉默了。不是难堪，而是被难倒了。
“你知道你应该是什么？”我继续说，“是一只信鸽。”
他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我解释说，“一只信鸽是靠监视别人、靠给他们送信挣钱——你懂吗？”
“我应该是一只信鸽？”他尖声说，让自己振作起来，试图显得很自信。
“没错，”我两眼一眨也不眨地说，“要是不这样，那就会有一个绞刑吏来。
你知道——“我用手冷酷地作了一个绳套的样子——”用绳子把人吊死的人。“
奥林斯基戴上帽子朝门口走了几步。他突然转过身来，平静地走向我的办公桌。
他摘下帽子用双手拿着。“对不起，”他说，“我能再有一次机会吗？——在哈莱姆？”他的口气就好像这之前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为什么这么肯定？”我轻松地回答说，“当然我会再给你一个机会，不过这是最后一次，记住。我开始喜欢你了，你知道吗？”
这话比我以前说的任何话都更让他为难，令我吃惊的是他并没有问我为什么。
“听我说，戴夫，”我说着向他俯过身去，好像我有些非常机密的建议，“我准备把你安排在我们这儿最糟的地方。要是你在那儿能处好了，你会在其它任何地方干好的。有一件事我必须提醒你……别在那家公司里惹任何麻烦。”——说到这儿我用手在喉咙上比划了一下，“你明白吗？”
“那儿的小费多吗，米勒先生？”他问，装作不理会我最后那个手势。
“那地方没有人给你小费，我的好朋友，而且也别想跟人去要，每天晚上你到家时要感谢上帝你还活着。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那个分公司失去了八位送信人，你自己想想吧。”
我站起来，抓住他的胳膊送他到楼梯口。“听我说，戴夫，”我边同他握手边说道，“也许我是你的一个朋友而你不知道。也许有一天你会感谢我把你安排在纽约那家最糟的公司。你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真不知道如何开始教你。首先，尽量闭紧你的嘴巴。经常要面带微笑，即使这很痛苦，即使你没有得到小费也要说句谢谢。只说一种语言，其他的一字不提最好。忘了要当经理的念头，当一名好信使。别跟别人说你是从特拉维夫来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些什么。你生在布朗克斯，你明白吗？要你做得让人满意，就别吱声，当个容易上当的家伙，知道吗？拿着这些去看场电影。看点滑稽的画面放松一下，别再让我听到你的事情！”
那天夜里同内厄姆·尤德一起走去坐地铁，我的脑海里清楚地回忆起我同奥洛克那多次的午夜探访。那是在东区。每当我需要彻底的刺激我总会来这儿。就像到了家一样，那里的一切我虽不了解却觉得非常熟悉。就好像我已经熟知这种贫民窟的化身。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人口的密集，每样东西都在力争丰富。一切都在萌发闪光，就像是在伦勃朗那漆黑的画布上。一个人会不断地感到意外，常常是因为一些家常的琐事。那是我童年生活的世界，在那里从日常的事情中就可以学到神圣的品性。那些贫穷受歧视的侨民生活在这个破旧的世界里，在我看来他们是生活在一个被突然停滞的过去里，他们的面包还是那种不用抹黄油或果酱就可以吃的好面包。
他们的煤油灯给他们的屋子里带来圣洁的光亮，床总是最醒目也是最诱人的，家具虽然旧但很舒适。使我一直疑惑不解的是那些看似摇摇欲坠的破旧不堪的房屋的里面竟然如此地整洁。世界上恐怕没有什么比一个一贫如洗的家里能如此整洁而祥和更具情调的了。在我寻找那些流浪儿时看到了数以百计这样的家庭，有许多我们在寂静的深夜里不期而遇的这样的景象就像是翻开了《旧约全书》中的一页历史。我们进去时是为了查寻一个违法的少年或者一个小偷，而我们离开时却仿佛刚同上帝的选民一同进过餐。通常情况下这些父母都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参加的信使队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甚至从来未走进过任何一座写字楼。他们只是曾经从一个贫民窟搬到另一个，这以外的世界他们甚至没有瞥过一眼。我时常产生这样的念头，陪这些父母中的一位到交易所的一层大厅去，在那里他可以看见他儿子在那些疯狂的证券经纪人所制造的混乱中跑前跑后，在这场令人兴奋而又有利可图的游戏中男孩有时每周可以赚到七十五块钱。这些“男孩”中有些人到了三四十岁时还在干这一行，有的甚至还成了房地产、农场、公寓楼或者金边债券的持有者。他们中有些人的银行存款竟有一万多块，然而他们仍然是信使，而且一生如此……。
这些移民陷入了一个多么矛盾的世界啊！对此我实在迷惑不解。我有着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的所有的优越条件，难道就没有去寻找过最低贱的工作？我能够找到一份周薪十六七块钱的工作不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吗？不久我就要抛弃这样的生活去当一名作家，而那样我将会比这些最底层的移民更加无助。不久我会在夜里偷偷摸摸地溜到街上，到我家周围的这些贫民窟乞讨。不久我会站在餐厅的窗外垂涎三尺却又无望地盯着那些好吃的东西。不久我就会感激报童施舍给我买一杯咖啡和一个油煎饼的一个钢蹦或者一毛零钱。
是的，在这远未成为事实的时候我就在想象这些可能发生的事。也许我如此深爱我这个可爱的新家是因为我知道它不会长久。我们的“日式”爱巢，我是这样称它的。因为它简单纯洁，那张矮式的长沙发放在屋子中央，灯不多不少，没一样东西显得多余，墙壁上闪着天鹅绒般柔和的光亮，地板光洁得就像每天都擦洗一般。
不自觉地我们做每件事都像是在完成一种仪式，这个地方使人不得不这样做。这所为有钱人设计的房子，租用它的却是两个只有精神财富的信徒。书架上的每一本书在得到时都经过了一场思想斗争，都被我们贪婪地读过，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就连那本破旧的《圣经》的背后也有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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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觉得想要一本《圣经》，我就让莫娜出去找一本。我提醒她不要去买。
“让什么人把他的当礼物送给你。找找救世军或者找一个救援会的人。”她照我说的去做了，可每到一处都遭到拒绝（真他妈的怪，我心想）。后来，好像是冥冥中回答我的恳求，凭空里冒出了一个疯乔治！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当我回家时他就在那儿等我了。莫娜在招待他喝茶吃点心，我想我是见了鬼了。
莫娜当然不知道他就是疯乔治，我童年时熟识的一个人。她看见一个人正在一个运蔬菜的车前布道，一群孩子在朝他起哄，往他脸上扔东西，而他却在祝福他们（手里拿着鞭子），说着：“宽容这些孩子们对我所做的……忍耐是神圣的而且……”
“乔治，”我说道，“你还记得我吗？你过去常常给我们送煤和柴禾。我当时住在德里兹大街——第十四区。”
“我记得所有上帝的孩子，”乔治说。“甚至第三代、第四代的。上帝保佑你，我的孩子，愿圣灵永远与你同在。”
我还没来得及再说一个字，乔治已经开始像以前那样装出主教的神气。“我能证明我自己，圣父派我来证明我自己……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
我走过去拥抱乔治。他已经是个老人了，一个有点儿疯癫却又平和可爱的老人，也是最意想不到会在我家里见到的人。他在我们这些男孩子眼里曾是一个可怕的形象，总是在我们头上挥响鞭子，他意味着无休止的指责、火焰和硫磺。当他的马在结冰的路上滑倒时他会不要命地抽打它，朝天上举起拳头，哀求上帝惩罚我们这些好恶作剧的孩子。那些日子我们把他整得多惨呀！“疯乔治！疯乔治！”我们这样不停地喊，直到喊得脸色发青。接着我们就用雪球打他，那些结了冰碴握得死硬的雪球常常打中他的鼻梁，气得他暴跳如雷。他若是追上来抓住我们中的一个，另一个就会像恶魔似地去偷他车上的蔬菜或水果，或者把一袋土豆扔到阴沟里。没有人知道他怎么变成那样的。好像从他一生下来就在他的车上布道，他就像一个古代的先知，而且就像伟大的《圣经》中讲述的那些先知一般的污秽。
我最后一次见到乔治·登顿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他又出现了，给我讲基督，讲世界的光明。“上帝派我来，”乔治说，“并与我同在！圣父不会让我孤独，因为我总是在做那些让他高兴的事情……你应该明白真理，而真理会让你得以解脱。阿门，兄弟！愿上帝的思典伴随着你，保佑着你！”
对于像乔治这样的人你不会想到要去问他这些年的经历。他的日子过得多半就像一场梦。显而易见，他脑子里从未想过明天。他仍然带着他的马和马车在这座城市里漫游，就好像机动车根本不存在似的。那条鞭子放在他身边的地板上——它与他是不可分的。
我觉得该给他一支烟。莫娜手里拿着一瓶葡萄酒。
“在上帝的王国里，”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