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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世界大战正在酝酿之中。在我提到的俄国，施本格勒曾有一位几乎至今都未被提到过的先辈，甚至尼采都曾有一位俄国先驱！
难道不是施本格勒曾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国最终会胜利吗？难道他没预言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一种新的宗教将会出现？现在有谁相信这话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已“打完并取得了胜利”（！！！）最后审判日看起来仍很遥远，在一种或另一种形式掩盖下的伟大自传，揭示了一种新纪元的生活，一个完整民族的永恒生活，一种文明的生活，好像我们的英雄人物已修好了他们自己的坟墓，并很亲切地描绘着它们，然后再把自己埋葬在他们的丧葬物中。预示会来临的前景消失了，空气是具有毁灭性的，海妖很快便会在水中出现，它们比那些好书里描写的要更为可怕，紧张情绪增加着、增加着、增加着，即使在农村，居民们在感情和精神上都越来越像他们被迫生产的炸弹。
但即使出现大爆炸，历史也不会终结，人类的历史生命仍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不需要一位玄学家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约二十五年前，在布鲁克林的小屋里我就已感到了公元三二二世纪时历史脉搏的跳动。
然而，我非常感激奥斯瓦德·施本格勒表演了这一奇怪技艺——精细入微地描绘了我们动脉硬化症的可怕情景，同时摧毁了包围着我们的整个呆板的思想世界——起码在思想领域中。几乎在每页都有对教条、传统、超自然和思想模式这些构成几百年来“现代性”特征的事物的攻击。学说和体系都像儿戏木柱一样被猛烈攻击。
现代人概念化的前景被破坏了。出现的不是过去的废墟，而是一个新生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和你的祖先一同“参与”，重新生活在人类历史的春、夏、秋、冬之中。不再在冰河期沉积物中艰难地行走，而是在威士忌和鲜血的潮水中飘浮，甚至太空都可能重新组合。这是施本格勒的胜利——使“过去”和“将来”都存留在“现在”，而不是处在抵抗对无法说清楚的深渊的晕眩和恐惧的边缘。
我们是处于末端的人，而不是开始的人，这有什么关系吗？不，只要你意识到我们是属于永恒的过程、永恒的沸腾里的一部分，那就不会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坚持探索，我们肯定能发现领悟后更能让我们感到安慰的东西，但是即便在这儿，在开端、动摇的前景中有着一种更加含蓄的美。我们瞥见一种并非模子的形式。我们再一次认识到死亡过程只与活着的人有关，而和死尸的各个腐烂过程无关。死亡是一个“反方向的符号”，即使在最后时刻，生命也还是全部，它在任何地方都不会趋于停顿。
是的，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在那特殊时刻及时发现了奥斯瓦德·施本格勒。在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紧要关头，我好像都能遇到那一位我需要的并能支持我的作家。
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艾力·弗尔、施本格勒：多么奇妙的四人组合。当然，还有其他人，在某些时候也很重要，但他们从来都不具有像这四个人那样的丰富、伟大。他们是我自己《启示录》中的四位骑手。每一个人都完全表达了他自己的特性：尼采是一名反对崇拜偶像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调查官；弗尔是魔术师；施本格勒是制模工，这都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柱啊！
将来，当我将要被埋葬，当头顶上的天要向我砸来时，我会被迫抛弃一切，除了这些人灌输给我的思想。我会被挤压、被贬低、被羞辱。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被挫败。我甚至还会像狗一样地嚎叫，但我绝不会完完全全地失败！最终有一天，当我像看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样回顾我自己的生命时，我会从中发现一种形式、一种结构、一种意义，从此以后，在世界上，失败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甚至倒退都不可能。
因为在那天，我与我的创作合为一体了。
另一天，在异国土地上，我面前会出现一位青年，他注意到我身上的变化，我管我叫“快乐的岩石”。当伟大的宇宙统治者问我：“你是谁？”我就会用这个名字来回答他。
是的，毫无疑问，我会回答：“快乐的岩石！”
如果他问。“你喜欢呆在地球上吗？”我会说：“我的生活是长期的美妙的苦难。”
如果这句话的意思还不够清楚的话，我会解释。如果我解释不清，那么我就是一个不让别人享受对自己无用之物的人。
从前，我想还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受伤这么深。因为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发誓要写这本书，但在我开始写书之前，伤口就早已愈合了，但因为我已发誓要完成这一任务，我就又重新撕开了这个可怕的伤口。
让我用另一种方法来表达。……也许在我撕开自己的伤口时，我合拢了另一些伤口，其他人的伤口。有事物灭亡。就有事物兴盛。在无知中受苦是可怕的，为了解苦难的本质，把它彻底地消除面愿意去受苦就是另一回事了。正如我们所知，佛教徒一生中只有一个不变的想法。那就是减少人类的苦难。
受难是不必要的，但在一个人能意识到这一点之前，他必须受难；而且，只有在那时，人类苦难的真正意义才会变得清楚。在最后的一刻——当一个人不用再受难时！——奇迹便产生了。耗尽生命之血的巨大伤口愈合了，有机体像玫瑰般地欣欣向荣。最终，人“自由”了。并不是带着“对俄国的向往”，而是带着对更多自由、更大快乐的向往而自由了，生命之树不是由泪水来浇灌的，唯有拥有了真正的永恒的自由，生命之树才能长青不衰。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