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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将军。王恭使刘牢之讨破王廞，让刘牢之领晋陵太守之任。王恭本来就以才地陵物，等檄书发到京师，司马道子为求退兵，已杀王国宝、王绪。王恭自认为威德已著，虽杖刘牢之为爪牙，但以行阵武将对他相待，对他的礼遇很薄。刘牢之自负自己有出众作战才能，因此深怀耻恨。
………【第十四篇 刘惔】………
刘惔，字真长，沛国萧人，汉室之裔，历司徒左长史、侍中、丹阳尹，故世称刘尹，为会稽王司马昱所信重，年三十六而卒。其人生卒年史书未载，但活跃于晋穆帝公元三四五年至公元三五六年（永和中）、约逝于公元三四九年至公元三四零年（永和四至五年间）则无可疑。《晋书》卷七五《刘惔传》极简略，反而是《世说新语》各篇中保存了大量关于刘惔的资料。该文章也主要以《世说》为依据来讨论刘惔的生平。
研究刘惔生平，先看东晋穆帝朝的政局。穆帝朝尤其是公元三四五年至公元三五六年（永和年间），是东晋一朝比较安定的时期，公元三六七年（永和十二年）里，内外门阀士族相维相制，北方后赵浸衰以至分裂，无力南图，因而形成了“中外无事十有余年”（《晋书》卷八《穆帝纪》史臣曰）的大环境，因而名士风流、清言隽永，就成了永和之政的重要标志。这一时期主要主持朝政的会稽王司马昱和扬州刺史殷浩，都以能清言著称；而司马昱最为信重的“入室之宾”刘惔与王濛，更是一代名士之宗。
然而，在永和年间的安定环境下，隐藏着不安定的因素。自公元三四二年左右（咸康末年）王导、庾亮相继而卒后，一直是王导外甥庐江何充与庾亮弟冰夹辅王室，而冰弟翼镇荆州，既互相合作、又彼此抗衡，然而穆帝即位两月之后庾冰即卒，次年庾翼卒，再次年何充卒。此数人去世后，元老名臣所余无几，而王庾二族亦无足以继承世业的子弟，不得已之下，何充于庾翼卒后调整朝局，以桓温代庾翼镇荆州，与先已镇徐州的皇太后父褚裒分居上下游要镇，而于中枢提拔夙负盛名的名士殷浩。何充曾自言：“桓温、褚裒为方伯，殷浩居门下，我可无劳矣。”以为这样就可以维持一个内外相维的安定局面。然而，不久何充即去世，代之辅政的是元帝幼子会稽王司马昱，司马昱继承了何充留下的格局，但是与何充略有不同的是，来自上游桓温的压力此时已经比较明显，故司马昱要倚任殷浩甚至褚裒来对抗桓温。然永和人物论雄才大略实无过于桓温者，殷、褚清名甚盛，但均无实际才干，司马昱本人被谢安评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亦可知其政治才华何如。随着桓温实力增加与威望上升，中枢诸人迟早将无力与之对抗，这是何充甚至司马昱都没有想到的。因而永和一朝的政局，于安定中寓危机，于风雅中寓凶险，虽不见刀光剑影，政治斗争却十分激烈。刘惔，就是活跃于这样一个时代。
刘惔为永和名士之首，长于清言，但于学理并无太多成就，也并无长篇大论的玄学著作，永和一朝名士大抵如田余庆先生所言：“他们一般的特点是嗜五石散，习南华言，浮华相扇，标榜为高……虽然鸿篇巨著不多，但一语惊人，便成名誉。”刘惔的身上自然也具备这样的特点，他交游广泛，嗜谈玄理，从老一辈的王导、支遁、蔡谟、何充，到同辈的王濛、桓温、殷浩、谢尚、许询、谢安等人，都与之有所交往，而且多有挥麈谈玄的记录，足称一代玄宗。而由于其身居高位，又为会稽王昱上客，兼与各方势力均有交游，其人较之其他名士（如许询、阮裕、高柔）必然更多的参与政治，而非仅是世人所习知的风流首望。然而，《晋书》本传中的刘惔形象却十分空洞，鲜见德言，且无政绩。为何名高当世的刘惔在正史中表现得如此无力呢？还是先以《世说新语》和《晋书》中可见的刘惔事迹为根据，来分析他的交游圈，并由此入手重塑他的形象。
永和年间与刘惔并称的，是太原王濛。王刘不仅并为会稽王上宾，皆长于清谈，而且交谊深厚。《世说新语·伤逝第十七》“王长史病笃”条云：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纳棺中，因恸绝。
同条刘孝标注引《王濛别传》云：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国刘惔与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虽友于之爱不能过也。
从现有史料看，王刘二人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是比较纯粹的友情，没有掺杂政治因素在内。或者可以这样说，此二人虽居清职，不关要任，他们的交往可以保持在单纯玄言酬对的层次。与刘惔交往形式类于王濛的，还有许询，许辟司徒掾不就，出入京邑，与当时名士*酬答，亦与刘惔至交。但在刘惔的交游圈内，刘王、刘许交情这一类型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如与桓温、殷浩以至会稽王昱的交往那样，带有或浓或淡的政治色彩。
刘惔与桓温的关系，相对与王濛的交往来说要复杂得多，二人少年友善，又是连襟，按常理说，应该关系极为友好，但实情远非如此。在玄学修养方面，刘惔自视为第一流，桓温则学无根柢，自然不可能成为刘惔日常谈论的同伴；在政治才能方面，刘惔倒是极为推重桓温，《晋书》卷九八《桓温传》载刘惔语云：“温眼如紫石棱，须作猥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
桓温少年时并无名望，庾翼荐温于明帝，愿明帝“勿以常婿蓄之”就是明证，而刘惔彼时就已重其如此，可知两人相交之深。然而，庾翼卒后，何充将转桓温为荆州时，刘惔却又极力反对，《世说新语·识鉴第七》“小庾临终”条云：小庾（翼）临终，自表以子园客（按，爰之小字园客）为代，朝廷虑其不从命，未知所遣，乃共议用桓温。刘尹云：“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复制。”
又《晋书》卷七五《刘惔传》云：惔每奇温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温为荆州，惔言于帝（按，指会稽王昱，后为简文帝，故称）曰：“温不可使居形胜地，其位号常宜抑之。”劝帝自镇上流，而己为军司，帝不纳。又请自行，复不听。
按史称刘惔知桓温有“不臣之迹”，应不至如此，否则曾亲见王敦以上游之势凌践皇室的何充岂会容其西上？或许是后代作史者鉴于桓温晚节之跋扈、以及刘惔对他始终戒备的态度而作此论，但刘惔对桓温的观感由是可知。然而刘惔请抑桓温而以己为代，也并非只为政治安定，不顾军国之要，更非仅出于争名夺利，详见后论。
桓温出镇荆州，最大的问题是解决庾氏势力。庾氏自成帝公元三三四年（咸和九年）陶侃卒后即得荆州，至公元三四五年（永和元年）已历十一载，经营既久，根深蒂固。晋世荆州刺史例带都督诸军事号，所统兵力，除都督府兵、南蛮校尉府兵及诸州郡兵外，尚有另两支特殊军队，一为驻守襄阳或其附近的边将，多带梁州刺史或南中郎将、都督（或监、督，下同）梁州或沔中军事；一为郡治夏口的江夏相，通常带督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庾亮、庾翼兄弟初领荆州时，梁州刺史本是出身流民帅、久镇襄阳的桓宣，庾翼通过北伐将其排挤出襄阳，并借桓宣在北伐中失败之由解除其兵权，甚至夺取了本以桓宣部曲立郡的义成郡，交给长子庾方之。桓温到荆州后，不仅要夺取时镇夏口的庾翼次子庾爰之所部（实即原庾翼所领），还必须剥夺庾方之手中的义成郡，将久经战阵的沔中诸军掌握在手中，才能高枕无忧。据《晋书》卷七三《庾翼传》，代庾方之为义成太守、以征虏将军监沔中军事的，正是刘惔。
桓温为何携极力反对自己出任荆州的刘惔至镇，并处以沔中要地，现在已无可考知。一种可能是桓温犹念昔日情好，就像任谢奕以司马一样，虽然谢奕恃旧不虔、蓬首纵酒、不理机务，桓温仍以旧交容之；另一种可能，就是桓温确实切需刘惔压制沔中，如任袁乔以江夏相督三郡军事之比。两种可能中，作者比较倾向于后者，然而无论是哪种可能，在刘惔镇沔中的时期，从史料中仍然可以看出二人关系的复杂。《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桓大司马乘雪欲猎”条云：桓大司马（温）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许。真长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
同条刘孝标注引《语林》曰：宣武（按，温封南郡公，谥宣武）征还，刘尹数十里迎之。桓都不语，直云：“垂长衣，谈清言，竟是谁功？”刘答曰：“晋德灵长，功岂在尔？”
桓温自徐州征还，刘惔远迎数十里；桓温镇荆州后出猎，仍然先过刘惔；刘惔呼桓为“老贼”，更非寻常僚属甚至亲友所宜称，可见二人私交依然密切。然而上引二人互相嘲谑之词中却暗藏玄机。桓温谓刘惔能“垂长衣，谈清言”是赖于桓之事功，刘惔则以“晋德灵长”为言，于自我解嘲之外，似亦有警告桓温之意。二人不废交情而政治对立，可以说是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产生的奇异现象。
会稽王仗以对抗桓温荆州势力的，是名士殷浩，殷浩少年不就征辟，而长于清谈，故名高当世，时人拟之管葛。刘惔与殷浩的关系原本也是相当好的，两人不仅是谈论之友，在政治上也都属于会稽王一派，《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很多刘殷诸人相聚清谈的轶事。如《世说新语·赏誉第八》“王仲祖、刘真长造殷中军谈”条云：王仲祖（濛）、刘真长造殷中军（浩）谈，谈竟俱载去。刘谓王曰：“渊源真可（按，浩字渊源）。”王曰：“卿故堕其云雾中。”
可见刘惔对殷浩的谈论很是赞赏。又同书《识鉴第七》“王仲祖、谢仁祖、刘真长俱至丹阳墓所省殷扬州”条云：
王仲祖、谢仁祖（尚）、刘真长俱至丹阳墓所省殷扬州（浩），殊有确然之志。既反，王谢相谓曰：“渊源不起，当如苍生何？”深为忧叹。刘曰：“卿诸人真忧渊源不起邪？”
按王刘殷谢既以清谈相尚，又同为会稽王所敬待甚至倚仗，此时殷浩尚未表现出仕进之志，声望极高，与谢安坚卧东山以养名望走的是同一条路。王谢见殷浩坚决不仕，忧及社稷，刘惔却认定殷浩必将出山，可见其对殷浩了解颇深。然而殷浩手握中枢大权后，与刘惔关系却有所恶化。如《世说新语·轻诋第二十六》“谢镇西书与殷扬州”条云：谢镇西（尚）书与殷扬州，为真长求会稽，殷答曰：“真长标同伐异，侠之大者。常谓使君降阶为甚，乃复为之驱驰邪？”
刘惔性峭拔，见同书《赏誉第八》“谢车骑问谢公”条：谢车骑（玄）问谢公（安）：“真长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见耳。阿见子敬（按，王献之字子敬），尚使人不能已。”
同条注曰：
推此言意，则安以玄不见真长，故不重耳。见子敬尚重之，况真长乎？可知刘惔虽崖岸自高，允为一代名士，殷浩讥以“标同伐异，侠之大者”，又嘲谢尚以“降阶为甚，乃复为之驱驰”，非公平之论，故后人以入《轻诋》。又同书《文学第四》“殷中军尝至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