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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抵押贷款”的引信，引爆了金融危机。次级抵押贷款本来就是一项金融产品，从世界金融历史的角度看，单纯由一个金融产品所引发的一场危机还是极为鲜见的。但事实却再一次告诉我们，风险无处不在，风险管理始终应是金融管理的核心，风险计量、风险转移、风险收益等技术永远是避免危机的一面镜子。而金融的魅力也就在于在风暴来临时，优秀的银行家已经到达安全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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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蓄水池与防火墙
越南危机已经引起了我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学者与官员的严重关注。这不仅是因为11年前发生在同一区域的亚洲金融危机阴霾犹在，也不仅是因为越南与中国有着相似的社会主义制度或越南革新开放大量学习了中国的经验，更是因为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大背景下，受流动性过剩、国际高油价等因素的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他们在快速成长的同时，也日积月累地形成了一些“发展病”而不自知。这个时候，如果“体质”不好，再加上国际经济环境让他们染上流行感冒，就可能一下子病来如山倒。认真分析越南危机，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如果能够对一些反常状况提前预警，如果能够明智地及时消除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病根，如果能够增强对传染病菌的抵抗力，如果能够避免像越南一样在国民经济的多个领域同时发生混乱——只要没有抢购、没有挤兑、没有恶性通货膨胀、没有股市楼市过山车，更没有疯狂贬值，那就不会有全面的经济危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也将远远不再是响亮的口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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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好内功方纳百川
如果说此次危机未必会升级为一次大规模的“金融战争”，那它至少为越南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实战演习”机会。全球的官员、学者、企业家都已经从不同角度为越南危机的成因写下了注脚，而笔者认为其中最根本的是要建立科学的增长模式，提高国民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固本培元、强身健体是一国经济避免危机的基石。试想，若是没有锻炼好筋骨，没有支持发展后劲的体质，那么无论吃多少补药，服下多少国际机构开出的药方，不但没办法保持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恐怕还会因为“体虚”耐不住“猛药”而事与愿违呢！
如果单单就国际机构开出的药方来说，“华盛顿共识”在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和后发国家落地后，并没有带来真正公平的贸易和经济的起飞，而往往是让发展中国家放弃了增强自身核心能力、加强创新能力的机会，转而被更加紧密地绑在发达国家的战车上。“华盛顿共识”与发达国家有选择的贸易自由化要求已经引起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警惕，他们已经认识到不能简单服从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等理论，更不能放弃自身的创新与提高。
越南自革新开放开展以来，寻找到了一条有特色、速度快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民主政治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越南所依赖的“出口替代”和引进外资模式，是之前亚洲“小龙”、“小虎”们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显然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伴随着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竞争力相应削弱。而且，低价、同质的产品在区域内高度集中，只会激化相邻国家的彼此挤压，让发达国家的进口商谋取渔翁之利。这种增长模式以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为主，突出表现为落后的技术水平、基础设施与高增长、高投资相分离，导致经济增长缺乏后劲，外部依赖性过高，缺乏充分掌控经济稳健走势的能力。
与经济发展相比，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落后，以铁路运输网络为例，截至2006年底铁路总长仅2530公里，相当于中国同期的328％，仅相当于当时湖北省的铁路总长；货物运输总量仅有884万吨，相当于中国同期铁路货物运输总量的031％。而且，越南铁路以1米的窄轨铁路为主，运输能力受到很大限制，而这种窄轨铁路在中国仅在滇南还有467公里在使用中。越南尚无真正意义上的高速公路，这正日益成为区域经济交流和提高产业竞争优势的瓶颈。其国内首家高速公路投资发展公司直到2004年底才成立。截至2006年底，越南全国仅建成350公里高等级公路，而我国陕西省榆林市在2004年就已经拥有高等级公路420公里。近年来，越南加大了工业园区的建设力度，但如果不能以“线”带动这些“点”，就好像血管供血不畅，无法构成有机的“面”，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推动力。
从前文的一系列数据不难看出，越南产业技术水平难以满足持续、稳定扩大出口的需求。技术进步速度不够快，与其科研投入强度不足有很大关系：越南国家财政对科研的投入很少，2005年仅为427万亿越南盾，只占财政支出的2％左右，而同期中国的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的42％，相当于越南投入强度的2倍。虽然一些轻工业部门和企业通过直接进口技术设备与生产线，部分实现了与国际市场技术需求的对接，但是其总体科技含量仍然较低，缺乏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或工艺。技术设备与世界科技平均水平相比，落后2～4代，生产设备和流水线大多非常简陋、陈旧，存在能耗高、效率低、污染严重等问题。一些企业消耗的物资原材料比例高达70％。其大宗出口以初级矿产品、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纺织品等为主，主要凭借的是当地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其他生产资料价格。这一方面使得越南在国际贸易中获取的附加值低，付出的附加值高，处于实际利益的流出方；另一方面也使得越南的出口格局较为脆弱，容易受到国内外生产资料价格波动和东南亚同质产品的挤压，一旦有风吹草动，不排除出口迅速跌落的可能性。然而，原油和进出口的税收是越南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2006年，原油和进出口税收占全年财政收入的比重高达4688％。一旦出口受损，本来就已负债累累的财政将更加捉襟见肘。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的经济增速越快、投入到非实业的国外资金越多、内部流动性越泛滥，与其技术经济基本面的差距就会越拉越大，泡沫想不膨胀都难。就像对补药形成了依赖性而不能自拔，陷入两难的境地——吃得越多反倒越虚、越依赖，但是万一断了药又要马上病倒。要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必须对其经济增长模式进行调整，为经济体系固本培元。
增长模式的调整不能寄希望于马上实现贸易顺差、消灭财政赤字或立刻消除流动性过剩，这些是不现实的。现实的选择是从经济基础做起，无论银行信贷还是FDI，都要通过政策引导向经济建设的几大“基石”倾斜，包括加大交通、通信、科研、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在政府财政能力有限的前提下，更多地考虑用市场化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和国外资金流入这些项目，如信托计划、合资公司、证券化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决策者不能不重视资金的投向，因为资金的部门流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是否真正有助于提高国家的竞争力。越南为了保持高速增长，尽快缩短与邻国的发展差距，不断从政策、法规、基础设施等方面入手，改善外商投资的环境，吸引外资注入。但是，大量外资的注入必然带来流动性过剩的忧虑，而且如果大部分外资都流向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等“虚业”，则不但难以提高竞争力，反而会侵蚀稳定增长的基础。为了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越南又大力推动进口机械和工业原材料，但这同时也扩大了贸易逆差，耗费了有限的外汇储备。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利用好国内外投资和宝贵的外汇储备，引导它们流向合适的投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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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窗别忘挂窗纱
无论对于宏观经济决策者，还是微观实体的管理者，风险防范早已不是陌生的概念，但它肯定是最难落实的概念之一。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开放与交流已经是大势所趋，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闭关锁国而获得快速发展。然而，开放经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循序渐进，留给自己足够的“缓冲带”以建立其风险防范机制，否则根本无法避免风险因素的滋生，也会给金融系统留下易于遭受攻击的软肋。
一般来说，资本项目的开放会增加居民进行货币替代和资产替代的机会，对汇率、利率等经济指标的调整要求也相应提高。国际经济波动、资本流动的冲击、国际商品市场变化等外因对开放国的金融经济体系风险承受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资本项目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包括国内企业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较好，资本市场监管充分、信息透明，银行业健康状况良好，货币和财政基本面稳健、有弹性的汇率制度，以及合理的国际收支等等。对越南来说，在监管体系和国内金融体系还不健全，证券市场刚刚起步的时候就放松了资本项目，虽然为吸引国外资金、服务国内经济建设争取了时间，但也相对削弱了政府监管部门宏观调控和对金融风险进行监控的能力。在对金融资产价值创造的内在需求还不明了的时候，在尚无能力对资产交易进行有效管理和监督的时候，贸然打开外资流入的闸门，资金由于其内在的逐利性，必然倾向于流入容易滋生资产泡沫的部门，无意中鼓励了对资产膨胀的推动与预期，引发短期投机行为，快进快出的资金会把整个体系击得千疮百孔。只要东道国的证券市场、外汇市场还存在监管措施与制度方面的缺陷，就会不断有国外投机资金进场利用制度漏洞谋取利益，给市场带来安全隐患。越南证券市场需要引入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和金融管理理念，甚至收紧证券市场交易的口子，防范国外资金通过非正常途径曲线进出证券市场带来的冲击。
不管是尚未结束的次贷危机，发生在约十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二十年前的日本经济危机，都显示出伴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外来力量给发展中国家施加的影响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难以掌控。随着部分发达国家应对其自身危机的手段不断完善，随着国际游资力量的不断膨胀，形成了一股庞大的、随时可能给我们带来威胁的潜藏力量。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光会扫“自家门前雪”已经不足以保证本国的经济安全，而要更多地关注他人的“瓦上霜”。回顾几次经济危机的进程，我们发现即使自身经济没有问题或者问题很小，也可能会因为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外势力的冲击而被放大，从小小的细流变成洪水猛兽。
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游戏中的求生准则：对金融开放要有清醒的头脑。只要没有足够的能力、不到合适的时机，就必须顶住来自发达国家的和来自国内利益集团的双重压力，不可轻易放�